人民的权力只能为人民服务

人民的权力只能为人民服务

——关于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的几点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严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自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根本性要求。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一身正气，不为金钱所惑，不为名利所诱，不为权力所醉，不为美色所迷，不为亲情所困，全心全意用人民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从领导干部自身的角度看，有三个问题必须高度注意，认真解决。

第一个问题，对权力面临的严峻考验要有足够的估计。

权力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拥有了权力，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是件坏事，关键看能否经受住各种考验，关键看手中的权力怎么用？如果用手中的权力为党和人民服务，以权谋公，那就是好事，不仅可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而且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搞腐败，那就是坏事，不仅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害了自己和家人，严重的会因此失去自由和生命。

现在，多数党员干部能牢记党的宗旨，以“三个代表”严格要求自己，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是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条件。但是，也有不少干部把权力当作获取金钱和美色的工具，以权谋私，搞腐败。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1年，全国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46000多人，地厅级干部近4千人，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100多人。2001年，全国有16个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被处分，其中有10个人是因为搞腐败。像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119万元，为儿子谋取不正当利益2049万元，为情妇谋取不正当利益3000多万元。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索贿受贿1700多万元。厦门特大走私案走私价值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涉案的党政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近300人，像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包括原副书记刘丰、原副市长赵克明、蓝甫等6名市级领导在内的大批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被拉下水。沈阳的“慕马案”件，涉案人员130多名，其中沈阳市副局级以上干部23人，本案主犯辽宁省原副省长、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受贿1100多万元，被判处死缓；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受贿2400多万元，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1068.8万元，被判处死刑。港澳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耀祺贪污、私分国有资产和挪用公款，经法院认定，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达7000多万元，被一审判处死刑。

所有这些情况，让我们感到愤怒和震惊，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腐败，而且那么疯狂，为什么？党和政府一直都在反腐败，几乎每年都有人因腐败而杀头，2000年中央下决心杀了胡长清、成克杰，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有数量不少的干部不引以为戒，以身试法，站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呢？原因在哪里？这值得我们深思。原因可能有很多条，但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经受住考验，在金钱、美色、私欲面前败下阵来，堕落成党和人民的罪人。

权力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在利益关系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好多人看中我们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想用这个权力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谋利益。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不提高警惕，就很容易被拉下水，犯大错误。厦门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在厦门搞了一个小“红楼”，专门拉拢我们的干部。当时的厦门市委副书记刘丰把“红楼”当成了世外桃源，有事没事都往“红楼”跑，最后跑进了监狱，被判了无期徒刑。厦门案件中的“红楼”比较典型，但也很说明问题，现在一些不法分子拉党员干部下水的手段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你要什么就送什么，你喜欢什么就满足你什么，投其所好，拉你下水。有的不法分子说，不怕党员干部有什么爱好，就怕他没有爱好。一些不法分子为什么千方百计地满足我们某些党员干部的爱好？不是因为关系好，有感情，而是因为我们的党员干部手中有权。你手中有权，对他有用，他就千方百计地讨好你，巴结你；一旦你上了他的当，拿了他的好处，他就根本不把你当回事。浙江瑞安市有个地下组织部长叫陈阿太，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一批党员干部，包括市委书记。他有一个很知名的“枪鸟论”，他把我们的党员干部比作树上的鸟，他自己是一杆枪，他说，他想什么时候把树上的鸟打下来就打下来，什么时候赶跑就赶跑。好像这个天下不是共产党的天下，而是他的天下。当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明白陈阿太的险恶用心后，已为时太晚了。

有个调查材料比较有趣，这个调查说，现在什么职业最危险？以前一般总认为，高空作业、地下作业、水下作业、与化学化工品直接有关的职业最危险，因为这些职业一不小心就会致伤致残，甚至对生命带来危险。那么现在呢？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职业是当官，当党政领导干部。有一个县委书记说，他当县委书记就好像是在走钢丝。面前那么多诱惑，那么多人看中你手中的权力，把你当成一个靶子，千方百计用各种武器炮弹向你进攻，目的一个就是想要用你手中的权力为他办事。在清醒的时候，警惕性很高，一般不大会出事，但人非圣贤，也有不清醒的时候，一旦不法分子在你不清醒的时候向你进攻，就可能被拉下水，轻则受党政纪处分，重则坐牢甚至杀头。所以当官就像走钢丝，胆战心惊，诚惶诚恐。

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在当前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党员干部要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需要战胜许多诱惑和陷阱，实际上是一场灵与肉的严峻考验。

第二个问题，对权力腐败带来的严重危害要有充分的预见。

权力腐败，危害极大。一个领导干部一旦蜕化变质，堕落成腐败分子，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首先是对不起党和人民。如果腐败现象严重滋生和蔓延，那就会使党和政府从根本上脱离人民群众，产生亡党亡国的灾难性后果。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活生生的血的教训。从国外看，有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有好多国内外专家、政治家在分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大家得出的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执政党的腐败是造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国内看，有1989年“6.4”事件的教训。为什么会发生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同志有一个深刻的分析，他说：“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

应该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对腐败的这个严重危害性理解不深，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第一大政治力量，集中了大批精英，掌握着政权，最近20多年经济发展也比较快，即使有些腐败，群众有意见、不支持，也没有大的关系，中国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替代共产党的地位。是的，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力量可以把共产党拉下水。但如果党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就会不打自垮。江泽民同志多次严肃指出：“没有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这个富有政治勇气和远见的结论，在某些原社会主义国家被演变的惨痛事实中可以得到清楚地证明。某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所以被赶下台，社会制度之所以发生根本的改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一点从当时的选举中可以看出，当时波兰共产党的支持率只有5%－6%，民主德国共产党的支持率不到30%，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支持率只有16%。据当时的苏联社科院调查，苏联解体前，苏共在工人中的支持率是4%，在全体人民中的支持率是7%。1991年苏联“8.19”事件，实际上是苏共为挽救执政地位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没有得到广大人民包括1000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结果，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垮台了。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原来都是执政党，领导地位被写进法律，手中掌握着政权和国家机器，在全国有一个广泛严密的组织体系，党员人数占有绝对的优势，集中了大批精英分子，当时很难想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或政治组织可以与其对抗，但就是这样一个党，在反对势力的进攻下，四分五裂，毫无战斗力，像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顷刻之间就崩塌了。原因何在？！根本原因是那里的执政党因腐败等各种原因严重脱离了群众。

其次是对不起组织和领导。培养一个人，组织和领导要化不少心血，特别是要培养一个人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那就更不容易了。如果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出了问题，利用权力搞腐败，背叛党和人民的利益，那培养他的组织和领导就会脸上无光，而且有的领导还会因此承担失察或用人不当的责任，受到党政纪处分甚至坐牢。搞腐败的人都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辜负了组织和领导的期望，而且还会严重伤害曾经关心、教育、培养过自己的组织和领导，这种恩将仇报的所为，将一辈子受到良心的拷问和道德的谴责，为社会所唾弃。

再次，搞腐败说到底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人。像胡长清是一个农家的儿子，一步一步到副省长的位置，多么不容易，最后被枪毙。胡长清96岁的老母亲知道儿子出事以后，是悲哀万分，失声痛哭，用头重重地撞击墙壁，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精神上是痛苦绝望。胡长清90岁的岳父受的打击更大，他知道女婿出事后，非常气愤，精神处于崩溃状态，在2000年3月8日胡长清被执行枪决的当天晚上12时30分，含愤去世。真是害人不浅啊。本来可以好好做人，好好生活，到头来连自由、命都不保，还要害了家里人，何苦呢？从现在查处的一些情况看，一些腐败分子把贪污受贿得来的钱，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要么放在银行，要么放在家里，基本上不敢公开使用。因为一旦公开使用出来，买房子，买汽车，搞投资，人家就要想了，你一个干部，每个月就那么一点工资，哪来这么多钱？这实际上是自己把自己给举报了。因此，对多数腐败分子来说，贪污受贿得来的钱，在现实条件下，其实是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相反，这个钱拿在手上，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一旦东窗事发，还是处罚的依据，钱越多，处罚得越重。现在，有些腐败分子案发前，要求很高，官越大越好，钱越多越好，案发后要求很低，主要能保住自由保住生命就行了，一些腐败分子被判死刑后，一再提的一个要求是能够活命。同一个人，案发前后的要求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差十万八千里。想想这些人也可怜，但既有今天，又何必当初呢？而且有些腐败分子是把全家都带了进去，一人出事，全家坐牢。像原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把老婆儿子全部带进了大牢。像安徽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夫妇双双被处重刑，肖作新本人被判无期徒刑，肖的妻子周继美被判死刑。像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自己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他的儿子也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等等。

所有这些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说明我们的党员干部获得权力后，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慎重对待手中的权力，严于律己，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要经得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考验，千万不要让权力把自己和家人给害了。

第三个问题，对自身素质在拒腐防变中的作用要有深刻的认识。

在当前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尽管权力处于多种诱惑的包围之中，但我们对防止权力腐败仍然充满信心。领导干部要经受住各种考验，抵御各种诱惑，保持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始终用手中的权力为党和人民服务，除了要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以外，根本一条就是要牢记“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强化群众观点，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具体地说，要通过五个方面的努力，练好拒腐防变的内功。

一是要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宗旨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它是立党为公、掌权为民的精神基础，决定着民心的向背。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要经受住复杂环境的各种考验，首先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个党员或干部如果宗旨意识强，那就能摆正群众的位置，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处理好群众的关系；就能过好权力关、金钱关、女色关，端端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当官，踏踏实实干事。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坚持原则、清正廉洁、言行一致、同群众有着良好关系的党员或干部，思想深处都有强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相反，那些以权谋私，作风浮夸，严重脱离群众的人，脑子里则没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现在，一些归案的腐败分子在寻找犯罪的思想根源时，都说到自己犯罪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私欲膨胀，忘记了党的宗旨，忘记了人民的利益。对党员干部来说，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很重，把群众的利益放在脑后，这是出问题犯错误的开始。目前，我们正处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逐利原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内在要求。有些同志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宗旨意识没有必要过分地强调。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共产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决不能改变的。现在，有些同志片面地理解市场经济的逐利原则，党的宗旨意识发生动摇，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得失，不能正确地处理各种利益矛盾，为了金钱不讲信誉，不讲尊严，不讲党性，与民争利，有的甚至搞贪污受贿等勾当，坠入犯罪的深渊。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要解决这些问题，及时化解群众中间已经出现的一些不信任情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党的宗旨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庄严使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解决复杂问题和复杂矛盾中，在其他一切工作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群众第一的思想，自觉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新时期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促进派。这样，不论国内外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党都能坚如磐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是要强化责任意识。对领导干部来说，权力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权力越大，对党和人民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每个领导干部都要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来用好手中的权力，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提高，这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但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变数很多，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不少，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从国外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把中国作为实施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为演变中国，它们使出浑身解数，召开专门的会议，通过专门的法案，制定专门的计划，筹措专门的款项，采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等多种手段，不断对我国制造麻烦，施加压力。“9.11”事件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反恐作为当前的一个重点，对华政策也有所变化。但从根本上说，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攻势，包括思想上渗透、政治上打压、经济上诱逼、军事上遏制和对“台独”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法轮功邪教、自由化势力的支持，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这是由它们的政治本性决定的。像美国发展同台湾的官方关系，向我国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把中国作为核打击的第一目标，等等，只是其中的一些表现罢了。可以肯定地说，在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深入进行，我国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摩擦和紧张气候也会经常出现。

从国内看，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三个：

（1）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比较严重。对当前的腐败和反腐败斗争，我们一定要有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认识。一方面，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力度在加大，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严肃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纪案件，惩处了一批腐败分子，纠正了不少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制定了一批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制度，总结了一些党风廉政建设经验，初步探索出了一条新时期反腐败的路子。看不到这一点，是错误的、不实事求是的，那种认为腐败越反越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从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情况看，案发率居高不下，大要案越来越多，职务级别越来越高，司法腐败越来越明显，徇私渎职行为越来越严重，腐败形式不断翻新，顶风作案异常突出，官僚主义和权力腐败在某些方面仍以相当严重的态势继续蔓延。看不到这一点，也是错误的，不实事求是的。腐败和官僚主义，是党和政府在群众中间最掉份的事情。值得严重注意的是，尽管搞腐败的都是那些背叛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败类，但背黑锅的却是党和社会主义。现在，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在议论腐败现象时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2）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城乡贫困人口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主体。目前，农村贫困人口有3000多万，城镇贫困人口有3000多万。椐权威部门预测，加入WTO后的前5年，国有集体企业的下岗工人将再增加1500万，农业将受到很大的冲击。近年来，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变得严重起来，据权威机构调查，按国际的五等分法计算，我国社会成员的贫富收入之比高达9.6倍。朱镕基总理在今年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坦承，我国存在着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近年来，因生活困难引发的罢工罢教、集体上访、游行请愿、静坐示威、阻断交通、冲击机关等社会不稳定事件呈上升趋势。值得严重注意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生活的艰辛，已使部分群众把不满的矛头指向了党和政府，提出了改革开放代表谁、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

（3）反对势力有所抬头，包括台独势力、邪教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这是在反对势力中对党和社会主义威胁最大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有所抬头，一些人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歪曲党的历史，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主张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搞经济私有化，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为受处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鸣冤叫屈，为1989年政治风波翻案等，大有回潮之势。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个新动向，我们应密切关注，高度警惕。应该看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再度泛滥，冲击政局的可能性极大。第一，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党和政府的进攻一直没有停止过，从1979年的“西单墙”到1983年的“精神污染”和1986年底的学潮，再到1989年的政治动乱，时起时伏，总的趋势是愈演愈烈。虽然每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但在社会上留下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第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严重曲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又明显占优势。这个严酷的事实，一方面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颠覆共产党政权，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既定目标。它们虽然已多次失败，但绝对不会就此罢手，肯定会利用各种机会，积聚力量，伺机卷土重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个政治本性，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样复杂的充满变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根本选择就是要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因此，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以党兴我荣、党衰我耻的精神，站得高，看得远，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做好事，多办实事，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切实担当起这个重大的历史责任。

三是要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办公事胆子要大，办私事胆子要小。这是权力在具体行使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一个原则。公事是指党和人民的事情，为党和人民服务，胆子一定要大，要全力以赴。当然，具体方法上一定要科学、严谨，按客观规律办事。这里说的胆子要大，是指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行动上要全力以赴。大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党和人民办实事、做好事，有时候即使出点偏差，人民群众也会理解。但在私事上用权胆子一定要小。我们党员干部也有自己的利益和需求，有家庭，有各种社会关系，所以也有各种各样的私事要办。这样，在用权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如果在满足私利上，胆子大得不得了，什么事情都敢干，那就一定要出问题，而且可能是出大问题。像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在利用权力满足自己肮脏的私欲方面，胆子大得不得了，简直是狗胆包天，无法无天。如他在收受贿赂后，竟公开支持不法分子在天门市开设赌场，还不允许公安机关查处。又如他通过各种手段，与100多位女性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生活极度糜烂。像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为讨好一个当过“三陪女”的情人，居然把这个“三陪女”转为国家干部，并提拔为某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根本不顾党纪国法，到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地步。从这些触目惊心的腐败事例中，有个机制上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像张二江，从1989年开始大搞权色交易，却不断被提拔，1997年被提拔为十堰市常委、丹江口市委书记，1998年又被提拔为天门市委书记。像焦俊贤，1997年在当市长的时候就与那个“三陪女”好上了，并一起受贿，大搞违法乱纪的事情，但照样被提拔为市委书记，后来又调任更重要的职务。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搞腐败如此严重的人会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呢？这里有个机制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干部任用机制缺少民主，起决定作用的是上级意志、领导意志，群众的作用发挥得很不充分。这个致命的问题，使一些人为了获得或保持权力，不是通过积极的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是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手腕去博得上级的开心、赏识，有些地方甚至因此演出了一幕幕诸如跑官、卖官的丑剧。由此造成的后果也非常严重，一些党性不强、作风不正、满脑子腐朽思想的人被提拔重用，执掌大权，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这是当前腐败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根子。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选贤任能机制，健全干部考察、评价、监督、激励机制，是多么的重要。

四是要有一颗平常心，知足常乐。在现实环境中，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一定要淡泊名利，保持平常人的心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告诫领导干部说：“对个人的名利，要看得开一些。”“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名利钱财之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总要多做些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事，这才是人生价值的根本体现。”李嘉廷出事后，江泽民总书记在给尉健行同志的信中又一次语重心长地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吃最好的饭也只是一日三餐，住再大的房，睡下去也只是一张床。”说实在话，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在社会上处于中等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上，是指与大款老板比。改革开放以来，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富翁，家产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都有，但这部分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比下，是指与普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劳动群众比，这部分人是社会的主体，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有些同志认为，国外的公务员待遇高，我国的公务员待遇低。高或低？关键是怎么比？如果拿国外公务员的工资、住房条件、福利待遇的绝对水平与我们中国公务员的工资、住房条件、福利待遇比，那当然是国外高，我们低了。但是，不能这样比。我们要想一想，国外的公务员是在国外生活，中国的公务员是在中国生活，所以正确的比法应该是国外公务员在他们那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怎么样，我们中国公务员在中国的生活水平又是怎么样？这才叫客观、实事求是。我查过一些资料，也同到国外访问、考察、生活过的同志交流过，一般来说，国外公务员的生活水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属中等水平，我们中国的公务员在社会上的生活水平属中等偏上，这样说来，待遇就差不多。还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党员干部的能力水平比一些大款老板高，付出的劳动也比他们多，他们却成了老板，腰缠万贯，而我们党员干部却只得那么一点报酬，因此心里就不平衡。是的，中国的大部分精英都集中在党内，集中在党员干部队伍中。但是，我们的聪明才智不仅仅是属于个人自己的，而且还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既然你选择了党员干部这个职业，就得把主要精力、才智放在为党和人民服务的事业上。而那些大款老板不一样，他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才智都放在个人的发财致富上。既然是党员干部，就得有奉献精神，就不能与民争利，更不能一边当官，一边发财。当然，我们的党员干部想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发财致富，也可以，但必须辞去官职，在这个问题上，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要当官就不能发财，要发财就不能当官。总之，我们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有一颗平常之心，多想想责任和义务，多想想国家的困难和群众的疾苦，不能在名利上比这比那，因为比来比去，往往容易造成心理不平衡，一旦心理失去平衡，就会出问题，犯错误，成千古恨。

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犯错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存侥幸心理。如果一个人明明知道搞腐败，一定会被发现，一定要遭到惩处，轻则受党政纪处分，重的坐牢甚至杀头，那么他就不会那么大胆了，就要三思而行了。现在之所以有不少人搞腐败，有些单位是前腐后继，像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阎健宏被枪决不久，她的接任者向明序也走上了腐败之路；像首都钢铁公司的管志诚被查处后，又出了个大腐败分子周北方。为什么这些人会那么大胆，不汲取教训，继续搞腐败，难道他们不怕坐牢、杀头，遭法律的严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心存侥幸心理，认为现在搞腐败的人多，但被查处的人少，他们不一定会被发现被查处。这个情况确实是存在的，现在被揭露的腐败分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没有被查处，理论界把没有被查处的这部分称为“腐败黑数”，这个“黑数”很大。《检察日报》1月8日的文章中有专家估计，中国的“腐败黑数”至少为80%。《瞭望》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了一个“贪官查处概率”：假设有50%的贪官让人发现，假设被发现的贪官有50%被举报，假设被举报的贪官有50%被审查，假设被审查的贪官有50%被处理，最后查处率为0.5×0.5×0.5×0.5＝0.0625。如此低的查处率，意味着腐败有非常低的风险率和非常高的成功率。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个假设，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这个算式影响不小，有好多报纸杂志转载。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现在对腐败的查处率是不高的，离社会上的期望是有很大差距的。尽管如此，但我认为，这种侥幸心理还是要不得的，也是很危险的，作为党员干部，没有必要在这个并不牢靠的问题上，拿自己的前途、自由、家庭幸福和生命去赌博。从眼前看，搞腐败一旦被发现被查处，不仅要受到党政纪处分，有的还要被判刑、被杀头，连普通人的生活都保不住，代价太大了。从长远看，搞腐败被查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随着监督机制的改革和完善，特别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人民群众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些违背人民意志的权力运作都将被及时发现，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官僚和腐败分子都将受到严惩。这一点是必然的，不容置疑的。

五是要强化法制意识。依法治国，关键是要依法治权。为防止权力腐败，党和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法制规章。据统计，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自治区已经制定出台了1400多个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规章制度。这些法制规章，对我们党员干部的职权范围、权力行使标准、权力运作的程序等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那些能干，那些不能干，可以这样，不能那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违反了这些制度规定，那就要犯错误，出问题。破坏规则，是腐败的主要特征。从现在查处的情况看，有些人搞腐败，是明知故犯，有些人是确实不了解有关规定，分不清罪与非罪的界限，稀里糊涂犯了错误。如一些人把人家送的“感谢费”、“礼物”等钱物，认为是自己帮助人家办事后应得的报酬，而不是什么受贿。又如一些人认为“集体研究”后私分或接受钱物，是正常的合法的，等等。因此，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掌好权、用好权，一定要增强法制意识，学法、知法、懂法、严格按法制规章办事，这是保证权力忠于人民意志，为人民利益服务的重要条件。

（此文以《谨慎用权三思》为题刊发在中组部《党建研究内参》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