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实事求是的心得体会

学习运用实事求是必将终生受益——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纪念建党80周年党员大会上讲的党课

在我们党诞生80周年之际，大家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具有新的重要意义。今天，大家可能没有带党章，请允许我在这里庄重而又缓慢地宣读。在我宣读誓词的时候，请同志们联想自己当年入党之时，联想党的历史，联想成千上万已经为党为祖国为人民牺牲的先烈们，联想共产党员的义务、权利和责任。

从党性原则和讲政治的意义上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党的儿女。我们入党首先是为了党，我们入党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同党的命运和前途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谁也离不开党的培养和教育。在党诞生80周年之际，我们对党最好的纪念、最有价值的回报，就是做一个有孝心的儿女，做一个毕生忠诚于党的纲领、不断增强党的观念，注重党性修养、思想修养、理论修养和品德修养，使自己的言行能够充分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我认为做这样一个共产党人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是新时期党对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根本要求。学习、运用实事求是，是我们实现这个要求的根本途径。

很多同志都知道，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早在我国汉唐时期就有了。西汉时，汉景帝刘启之子刘德注重研究学问，他深入民间收集了很多先秦时期的古书。在掌握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认真地进行学术研究和历史考证工作。刘德的治学态度当时受到普遍的赞扬。后来《汉书》中就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这是我国古代有识之士对他们所倡导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的科学概括。赋予实事求是新的时代内容，第一次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1941年延安整风时期，为了改造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所作的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时，实事求是作为抗大的校训，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学员，并以贯穿了实事求是精神的党的文件、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教育全党。后来接受了延安整风教育的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和一批又一批抗大毕业的学员，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党风、学风和方法带到全国各解放区和各个战场。实事求是成为了我们党不断进步，最终实现全国解放伟大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

随着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的逐步成熟，实事求是的内涵更加丰富，实事求是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提出来，后来又被明确地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提出来。而且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意义和作用都有重要论述。

从党在1921年7月1日诞生之日起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有胜利有发展的时候，但有两次重大的失败。先有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后有王明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那一右一“左”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两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远离了实事求是，远离了唯物辩证法。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胜利的产物，而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产物，是被迫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失败转化为胜利的壮举。从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后到1949年的14年间，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革命形势发展之快，确实出乎许许多多人的意料，震惊了整个世界。1947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的数十万人马大举进攻延安并占领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可是两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谁能想得到呢！这不是人间的伟大奇迹吗，但这一伟大奇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今天，当我们联系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实际，去阅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运用“三大法宝”，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的必然结果，是靠实事求是、靠唯物辩证法取得的。在这个伟大革命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

我们在座的同志都是紧跟着党走过来的，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历在目。为了纪念党诞生80周年，为了讲这一次党课，最近我又重新重点学习了《邓小平文选》中的主要篇章，加深了对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的理解，进而又加深了对实事求是的理解。

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是在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为了开辟未来，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特别是正确地总结运用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中产生的。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就说过：“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后来，邓小平同志又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在这之前，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这一段话是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10月讲的。五年后，邓小平同志以他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半个多世纪从事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也一再要求全党同志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深刻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针对中国国情，结合时代特征，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之所以较多的引用了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核心的话来讲实事求是这个主题，就是为了使我们大家更加重视学习运用和把握实事求是。我引用的这些话，主要还是讲实事求是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广大党员和干部中，现在懂得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人，懂得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人已相当多了。而且实事求是这句话已被广泛地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我给你讲的那些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比如“你不要哄我，要实事求是噢”，等等。人们几乎把实事求是同要说真情实话等同起来了，这些都是好现象，说明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实事求是。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两种现象，一种是不少同志在思想上一心追求实事求是，可在行动上有时却离开了实事求是。过去和现在不少好心犯错误的同志大都属于这一情况。另一种是，有些人实事求是比谁都喊得响，可又是弄虚作假的行家，说起假话来，真是脸不红心不跳。虽然有时说假话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得到某些眼前的利益，否则也就没有人去说假话了。比如社会上流行一时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等等。但是，不论是谁，假话说多了，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是这种代价以不同的时间、地点、形式、内容出现罢了。因为辩证法告诉我们，物极必反，有得必有失。比如说一个贪官，一个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时，他肯定说自己没有贪污，没有受贿。或许在一些场合，还在那里高谈阔论惩治腐败，这是他们昧着党心、良心，彻头彻尾地在那里说假话。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假话说得越多，付出的代价就越大。特别是当一个人的头脑中，总是装着那些非良性信号，整天在为自己的私利，算计国家，算计别人，日积月累，个人主义膨胀到利令智昏、“权”令智昏、“色”令智昏的时候，哪有不出问题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那些说假话的人。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是没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时间未到就是了。一旦查出来，绳之以法，悔之晚矣，轻则身败名裂，重则掉去脑袋。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不正是这样在告诫我们么。没有查出来，就不付出代价了吗？不，起码那些人过日子是不会安宁的。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低下的，是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的。

但是这些人总是极少数。着眼于绝大多数，着眼于党的思想理论作风建设，现在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我们党内，在广大干部中，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学习、研究和运用都还是很不够的。

我是建党30周年时参加工作的。我想就我参加工作50年来，从周围同志中学习所得的感受和个人经历中所得的感受，讲几点关于学习运用实事求是的认识。

第一点感受，实事求是是真正的成功之母。我在小学阶段，就听到“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但是，我搞不明白这句话的辩证含意。后来参了军，再后来上了大学，学了哲学，开始懂了。工作后，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同类错误一犯再犯。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比如制定计划，主观愿望代替经济规律；脱离实际的大干快上，低标准的重复建设；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之后，已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权威的、全面的总结。我们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也开始认真思考起来。我通过思考理出了这么几点认识：一是错误和失误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而且其性质是向正确方向多跨出了一步的那种错误，就是超越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那一步，国力和各方面承受力的那一步。因而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没有正确把握实事求是的问题。二是错误和失误的表现形式往往离不开干部思想上的片面性和思想方法的绝对化，也就是干部在思想上和思想方法上离开了唯物辩证法。三是党内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宽待好心犯错误人的情绪。这种情绪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我国缺少法治传统，存在着人治痕迹。

这种宽待好心犯错误人的情绪，它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在这种情绪的作用下，犯错误的干部不用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当然他们也就不必下气力去总结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也不怕去犯别人已经犯过，并已付出了昂贵学费的那些错误。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用主观主义代替调查研究，用“长官”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用形式主义欺骗官僚主义。

讲到这里，或许有的同志心中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并没有着力去学习运用实事求是，学习掌握得并不那么好，可是做成功的事却很多，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也是成功之母?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大家庭中，实事求是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核心。此外还有其他“成员”，比如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真心实意、深入实际、以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等等。所有这些“成员”，都通过一个“实”字，同实事求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同其他“成员”之间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任何人只要真心实意地同这些实事求是大家庭的“成员”“攀亲结友”，那么任何人都会得到很好的回报。这是肯定无疑的。我这里讲的很好的回报，不是指它们一定会帮我们做大官，也不是指一定会帮我们成为百万富翁，但它们一定会帮我们做好、做成要做的事。所以，我们党历来除了要求全党深刻领会实事求是、认真学习、努力把握实事求是的同时，一再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在现实生活中，对所有这些同“实”字相联系的思想、作风和方法，提出异议的人很少。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少人认为做老实人吃亏。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透，几十句话也说不透。你说老实人吃亏，可有不少老实人不吃亏。你说老实人不吃亏，可有不少老实人吃亏。我有一位朋友是上海人，20世纪60年代从部属院校毕业，自觉服从分配来到宁夏的一个中央企业，后来成了工程师一级的技术干部，再后来因为企业不景气提前下岗了(厂内退休)，现在一月领取五六百元钱的退休金。他的一个同学，当年不服从分配，留在了上海，现在一年的年薪超过我那个朋友几十年的工资。所以我的那位朋友就一口咬定做老实人吃亏，你怎么给他说都说不服他。但我们就在这个事例中也可看出，做老实人，服从分配同吃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个事例中的两个人对比，一个吃亏，一个不吃亏是很明显的。服从分配吃亏，不服从分配不吃亏。但这并不能就此说明老实人同吃亏之间可以完全划等号，可以作为一种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看。因为这二者之间的时间跨度很大，有三四十年，其间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并不是做不做老实人一句话可以概括得了的。不过，人们所说的老实人吃亏的种种现象，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的。老实人不该吃亏为什么吃亏?老实人吃谁的亏?我的看法是老实人吃党风和社会风气不好的亏，是吃有的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主动关心干部群众和办事不公道的亏。

但是有一点也是明白无误的，一般地说，老实人吃小亏不吃大亏。不老实的人，主要指弄虚作假的那些人，可以得到某些暂时的利益，但很有可能最终吃大亏。这已是被许许多多事实所证明了的。但我注意到，吃了亏的老实人，并没有因为吃了亏就去改变他做人的原则而去做不老实的人。他们通常只是因为心中感到不顺不平，发点牢骚而已。人发牢骚同人在悲痛的时候要哭一样，可以起到调剂情绪的作用，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所允许的，只是不要老发牢骚。一个人什么都看不惯，老发牢骚就是一种“病”态了。搞得不好，失控了恐怕就要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有毛主席当年给柳亚子先生的诗词为证：“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第二点感受是，实事求是做比说要难得多。但长期坚持运用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改造自我、改造世界，观察“实事”的能力，一定会增强，“求是”的水平一定会提高。我们想想自己，看看周围，就会觉得这个话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用一般的常用语言而不是用哲学语言讲，实事求是就是从周围事物中求实情、求真知、求规律。可是一切客观事物不是直接就是间接相联系的，而且是发展的、变化着的。尤其是在社会实践中的各种事物，受每个人的主观影响很大。比如你想了解真情，而他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给你讲的是假话，是假情。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就糟了。所以你就得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这不费气力是做不好的。又如现在要考察了解干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78年至1980年，我在自治区政府农办担任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时，管过农口几个厅局的干部工作，遇到不少我在事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我简单说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的人当面说好话，说张三怎么怎么好。下来后，又说张三怎么怎么不好。他一个人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话。到底听哪个？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一次我见到几位同志写的一份联名推荐材料。一般地讲，署名推荐同署名检举揭发一样比较慎重和真实。可是我见其中有一位曾在我面前说过那个被推荐人的不少贬义的话，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问那位同志，你不是对他很有意见吗？怎么联名推荐？那位同志对我说，他们写好了，让我签名，我就签了，反正推荐不推荐一个样。还有一位同志也给我说过真心话。有一次上级来考察，他准备了两种意见，看你真心听取，不会三传四传传给本人，我就给你说自己的真实看法；我看你走走过场，我就简单说几句。可见做干部工作够难的了吧。难在哪里？难在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大到对同一个人的评价，有人说好得很，又有人说坏得很。总之，我们在“求是”的时候，受到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影响都会非常大，在许多时候真相会被假象所掩盖。特别是在风气不正、说假话风气盛行的时候则会更困难一些。现在说假话的现象比我们刚参加工作时要多得多了。现在几乎什么都有假，电视、报纸也经常曝光。什么假药、假酒、假身份证、假工作证、假人民币等等。只要一种商品成了名牌，假货也就应运而生了。干部群众在这方面议论的事就更多了，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不过这也符合辩证法，就是有真必有假。这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生产力不发达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这是最根本的特征。由这一根本特征还会产生其他特征。比如真善美为主流，真善美同假恶丑并存也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不足为怪。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在复杂的情况下，在有假有恶有丑的情况下，学习运用和把握实事求是，提高实事求是的能力和水平。在这个问题上，在座的各位同志都会有自己的体会。我相信在所有的体会中，有个性的也有共性的。我想共性的东西主要是这么几条，一条是要学用哲学。要学会用，就必先学，这就又要说到一个根本性的话题上去了，就是要努力去解决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另一条，是要用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再一条是经常坚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学习，要在自以为是的同时自以为非，也就是该是的是，该非的非，该扬的扬，该弃的弃。要虚心好学，要像我们党的伟人周恩来同志所讲的，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专访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的节目，记者问他一生最敬佩谁？他说是邓小平。有两个使他敬佩的原因，一是邓小平同志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中走出来；二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正确发展的道路。我记不太准了，大体意思是这样。作为长期在海外生活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如此崇敬邓小平同志，说的两条原因又是如此符合实际，我是没有想到的。这也说明看一个人要看实际，不能主观推想。

我们都会有自己敬重的人。我自己是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名言的。我将近70岁了，数十年来，受我敬重的人不少，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历史的、现代的，大人物、小人物都有。敬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更不用说了，确实是有了他们，才加速改变了中国。国外的有些受我敬重的人，如美国基辛格博士。我很少读传记，可是，基辛格的传记和著作我读过几本。基辛格非常佩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有一个问题我至今尚未完全搞明白，为什么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此崇敬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一个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如此崇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是真正的世界级的伟人，然而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

陈云同志是我最敬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我敬重他是因为他是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用实事求是、学用辩证法最成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20世纪40年代，他从苏联回国，毛主席建议他学一点哲学，他带着中国的问题学习后得出几条最深刻的体会。一条是学习哲学终生受益。另一条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做人信条。再一条是“交换、比较、反复”这条认识事物的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陈云同志讲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陈云同志受人敬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不论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他都一心为党，鞠躬尽粹。当我们国家“左”占上风时，或者发展顺利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当国家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就把他请出来排忧解难。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到90年代，他年事已高，仍然操心党和国家的大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五处讲到陈云同志。

但是现在有的人，包括有的领导干部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老子天下第一”，这是反辩证法反规律的。如果坚持不改，总有一天要受到规律的惩罚而吃苦头的。因为只相信自己的人，肯定是一个严重的主观主义者。作为一个人，都会有一点主观主义，包括切忌犯主观主义错误的人；很注重思想修养的人，有时也会犯主观主义错误。但是要十分警觉，不要膨胀，不要失控。一个严重的主观主义者，往往以自己的错误观点和错误看法作为标准去衡量别人，结果往往把正确说成错误。如果这个人是领导干部，那么他的下级就是直接的受害者，他所主持的工作，也就会出偏差。

讲到学用哲学，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要坚持学“两论”（《矛盾论》《实践论》）和中国哲学家为配合学习“两论”写的著作。因为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中国人学容易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专门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去学困难少些，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学很费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学一点哲学，那是基本功。江泽民同志讲：“今天你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学习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你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怎么能提高，怎么能防止发生错误和失误？”

我在职时，只要有学习机会，我不会因为忙而错失机会。所以只要上级通知我上党校学习，长期的短期的哪一次也没有放弃。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主持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还想把工作搞上去，哪能不忙？但我有一个观点：磨刀不误砍柴工。把这个观点用于学习，这是学习与工作二者之间的辩证法。

我们党历来重视政治，过去有一段时间强调突出政治，强调过了头，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但也不能不重视政治。我们切不可注意到一种倾向，而忽视另一种倾向，不能走极端。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辨别力、政治敏锐性这六个方面构成了政治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谁能说不重要？邓小平同志说“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三讲”的时候，之所以把讲学习摆在“三讲”的第一位，就是因为学习是基础是前提。当我们把学习同提高实事求是的能力和水平联系起来时，那么学一点哲学，学一点辩证法实在是太重要了。

第三点感受是，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党的历史，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是提高实事求是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方法。在我们党80年的历史中，正确路线处于主导地位，是主流。但“左”和右两种错误都犯过。正确路线时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我们党内的错误路线得到纠正是靠党内的中流砥柱和健康力量，是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去纠正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党史中，把国情、党情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学习是有利于我们从中学到实事求是的。特别是在正确路线时期的党的文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党的方针政策，一般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产物。

党史前期时的国情、党情，离我们远些，特别是离中青年更远些。我们只能从书本中学习。“文化大革命”后的国情、党情，离我们就近了，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而且这一时期，我们党正处在正确路线时期，所以我们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阐明的基本原理，运用邓小平理论结合实际制定的。这个实际包括党的状况、社会状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有的还要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等等。所以当前我们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时，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要能做到比较深刻的领会，要在贯彻执行中避免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绝对化、片面性的错误。学习时都要同形成理论的时代背景，同制定这个路线、方针、政策的时间、条件，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思考。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这么提出问题，而不是那么提出问题？为什么党中央制定这个方针、这个政策而不是别的方针、别的政策？提出这个方针、政策的背景是什么，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贯彻这个方针、政策要注意些什么？怎样做是全面的、正确的，怎样做是片面的、错误的？历史的教训是什么，现实的经验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要联系起来思考，自己不完全清楚，就做点调查研究，开展讨论议一议，这样经过比较长期的学习运用，我们实事求是的能力就会增强，水平就会提高，这是许多人的切身体会。当然，实事求是是学无止境的，没有到顶的时候，也没有可以说够的时候；但长期坚持学习运用，水平一定会不断提高。当提高到一定水平时，自己就会感到同过去不一样了。对理论和方针、政策的理解力强了，看问题有深度了，学习和贯彻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这大概就是一个人在政治上向成熟或比较成熟靠近了一大步，然而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我们坚持用这种方法学习理论，学习方针、政策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学。这种方法同在会上念一念，只是一般地懂得文字上的含意而精神实质尚未领会，就急急忙忙地联系社会上的见闻说一说，其效果显然不同。两种不同的方法，就是两种不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