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延安精神

毛泽东思想与延安精神

宋保会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在原陕北根据地的基础上，创建了以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根据地，直到194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转向华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块黄土地上，领导中国革命，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前后经历12年5个月26天，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跨越了土地革命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三个历史阶段，史称“延安时期”。“延安精神”就是延安时代的产物，是在延安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产生和形成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它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解放战争的锤炼，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续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没有延安精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并通过中共七大把它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取得胜利。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以及科学体系都可以说是在延安诞生的。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指路明灯。“延安精神”从本质上讲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是中国化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延安精神”是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强大精神动力。毛泽东不仅是延安精神的倡导者，也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

毛泽东是发现、总结、培育、倡导“延安精神”的第一人。《毛泽东选集》1至4卷共161篇文章，在延安时期就写出114篇。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这些著作中，处处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辉。比如：抗大精神，就是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延安整风，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延安精神的具体表现。毛泽东概括了三句话，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牌以整顿文风。南泥湾精神，就是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白求恩、张思德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

1942年12月，毛泽东作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的著名论断。他把延安县的精神概括为：积极负责的精神；征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群众的精神。就在这次会上，受到嘉奖表扬的先进单位和各县干部，以延安籍为最多，其中包括延安县、延安县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边区军队三五九旅。毛泽东亲自为这次受表彰的模范单位和先进人物题词。给三五九旅的题词是“发展经济的前锋”；给延安县委、县政府的题词是“发展经济的模范”；给延安县南区合作社的题词是“模范的合作社”；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三五九旅供给部长何维忠的题词是“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给三五九旅供给部政委罗章的题词是“以身作则”；给清涧县县长黄静波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给延安县县委书记王丕年、县长刘秉温的题词都是“善于领导群众”；给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的题词是“密切联系群众”；给陇东地区专员马锡五的题词是“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给三五八旅旅长王维舟的题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给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第一”；给三边专员罗成德的题词是“不怕困难”；给三边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的题词是“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给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的题词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给靖边县保安司令王世泰的题词是“忠实积极，不夸不躁”。毛泽东在会上发出号召，要大力宣传和推进“延安同志们的精神”。以上所述都是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它是“延安精神”的花蕾，是“延安精神”的雏形，为后人深入研究和弘扬“延安精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依据。

“延安精神”的产生、发展和形成有个过程，人们认识“延安精神”也有个过程。在延安时期，“延安精神”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概念和体系，“延安精神”是后来人们对延安时代那种精神的认识和概括。“延安精神”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江泽民同志对“延安精神”从四个方面作了科学、准确的概括，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2006年1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延安，亲切慰问了老红军、老八路，与老区人民共度春节。1月29日，在延安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对“延安精神”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

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一个党正、军严、政通人和、风气纯正、繁荣和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毛泽东当时评价陕甘宁边区社会风尚时，把这个全新和谐社会的特征概括为“十个没有”，即：“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之风，九没有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在延安时期出现了“五个大发展”：一是革命根据地大发展。到中共七大召开时，我们已拥有19个抗日根据地，人口接近1亿人。二是人民军队大发展。红军开始长征时有30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3万人，到中共七大召开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有220万人。三是党的组织大发展。在抗战初期全国党员只有4万，到中共七大时达到121万。四是革命理论大发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写下了一篇篇光辉著作，它像一盏盏指路明灯，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五是生产大发展。轰轰烈烈地大生产运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度过了一个个难关。有了这“五个大发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作者系原吴忠市政法委副书记、吴忠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