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宁夏情

我的宁夏情

张理泉

我能和宁夏结下不了情，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说来话长，只能从头说起。

1949年11月我从中央统战部训练班分配到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1950年7月，参加了以刘格平为团长的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派赴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慰问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中央访问团。我随三分团长费孝通、副团长杨辛到贵州。近一年的访问工作除了走苗岭山、清水江、布依山寨，还曾不顾大雪封山的危险到黔西北威宁县临近匪占区的回民乡访问。通过这段工作，从此奠定了我今生对民族工作的关注和对回回这个民族的关心。

1954年和1956年，我两次参加到甘肃的《中央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组》，共半年时间。主要到甘南藏区、临夏回区和固原、河东回区。当时从兰州到银川要坐3天卡车。卡车上用自己的行李当座，30个人面对面、背靠背，人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挤在一起，车厢后角还要放一个大汽油桶。那时从固原到西吉，除了行李由小驴车拉上外，只能步行。到县上，有幸借到一辆自行车驮上行李，身背药箱，挎上相机从县城顺公路到将台，再半骑半推的走了20公里的小路到达偏远的回乡，为了拍摄当地回民真实的生活情景带回北京，据此要求拨款救济，这段时间，我还走访了西吉的沙沟和金积的板桥等回族地区。

1957年5月底，在全国政协礼堂和6月上旬在怀仁堂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协商和审议成立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方案时，我是工作人员之一。

1957年10月，中央民委派马杰和我会同总政的一个叫国光的上校和总参的一个大尉一起到济南军区。济南军区又派了一位上校和一个大尉，我们6人小组到了山东荣成海边的回民营（原回民支队的一部），主要了解这支部队的情况。当时曾有动员他们到宁夏的意图。

1958年我到云南西双版纳搞“试验田”，一年中除了在傣乡体验生活外还专程去到勐海县走访唯一说傣语、服傣装却从信仰伊斯兰教的“帕西傣”（傣回）。

1959年初夏，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不久，因与内蒙古部分接壤地区发生矿山、草场归属纠纷。两个自治区共十几位领导人齐集到中央民委。最后还是汪锋请来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进行了调解。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立10周年大庆。我在新建成的民族饭店负责接待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记得那年宁夏观礼团的团长是金浪白。30位团员中我又重见到早在西吉时认识的黄县长。

1960年我以中央民委干部劳动锻炼的身份到宁夏吴忠东风公社。这一年我和社员“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体验了低标准百姓的疾苦，看到“双反”（反坏人、反坏事）的危害和动员回民养猪的可怕事实。但是没有听到反地方民族主义的传达。直到回到北京不久，我看到从宁夏送到中央的所谓“罪证”——四箱“民族服装”。

1961年我参加中央代表团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半年。其间参加了西北五省区第一书记带队参加的西北民族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后产生的文件经中央批转后对纠正民族工作中“左”的倾向、促进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落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1963年为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三次会议做准备，我随中国伊协张杰主任去河南了解灾后回民生活情况。在之后的全国伊协第三次会议期间，宁夏马玉槐书记领导会议简报工作。也就是在这一年年底，民委机关党委书记胡嘉宾（1927年参加革命，红军独立第五师政委，瑞金县委书记，1985年2月病故时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领导都为他悼念）拖着一条跛腿到四楼我家。问我调到宁夏有什么困难？当时我和我爱人陶学诗非常感动，二话没说，表示要一起“打起背包就出发”。

1964年1月到银川后，有好心人问我：“都1964年了，你怎么还来宁夏？你不知道宁夏艰苦吗？”事实上我从50年代初就已和宁夏结了不了之缘。我走过宁夏不少山川，记得有一次和固原地委组织部长刘仁一起从固原钻进一个装满邮包的闷罐车内，仅靠后车门上一个小洞透气，车到王团庄，我们步行到海原高崖。那时的高崖区委书记叫王升。在高崖吃黄米黏饭，只有盐和辣子佐饭，胃冒酸水，不吃又饿，住了一周多，幸好赶上一场大雪才化了雪水洗了一次脸；还记得有一次住进门窗都漏风的屋里，居然还被砟子煤烟熏倒，当挣扎着爬到门口，想找一口醋喝都没有……50年代初固原只有一个澡堂还是部队的。下乡回来能去洗上一次热水澡也成了高级享受；1960年我和社员一样度过每一天半斤原粮的日子，菜根、野菜早已吃光，连玉米秸秆做的淀粉渣面粉也成为宝贝；还记得每次从宁夏回到北京都要为被褥衣物中的虱子、臭虫费大劲洗净……宁夏环境艰苦我早已受过，但我为什么还自愿迁来呢？主要原因我一直没有忘记是组织上培养我成为一名回族干部。我更没有忘记在1949年7月朱德总司令在北平对华北大学5000毕业生的讲话：“你们要无条件服从革命需要到南方去，到大西北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也知道我们有一大批同学早在50年代初就牺牲在随军南下的征途中；还知道就是在1949年我的华大和革大同学就步行走向大西北，其中不少同学早就到了宁夏。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刘格平告诫我们，做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一定要尊重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要脱离群众，要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几十年就是这些思想支配着我，也让我与宁夏结下不解之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情景早已随历史烟云飘去。喜看今朝，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康来之不易，宁夏早已大变，前景更加辉煌，怎能不让人欢欣鼓舞？我已年迈无力再奉献，只等安享改革开放带来新的胜利成果了。

（作者系宁夏工商局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