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生活纪实

延安生活纪实

杨琼程

一、艰苦的生存环境

共产党人刚来延安时住在城内。城内除了几幢简陋的建筑外，实在看不出还有城市的繁华。就是这样一个毫不显眼的小城，日本人也不放过。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日本飞机两次轰炸延安，延安变成了一片废墟。

共产党人只得搬出城外，住进窑洞。延安共产党人吃的是小米、麦面，大米少得可怜。吃小米、麦面，对大多来自中国南方的共产党人来说，饮食很不习惯。其实，在陕北，就连小米，也不是餐餐都有、顿顿能吃饱的。

延安的共产党人穿的是土制布衣、草鞋和布鞋。皮鞋在延安是高档的消费品，只有那些从大后方来的“洋包子”才拥有。

在红军到来前，疾病总是有规律地侵袭着延安，痢疾之类的小病更是习以为常。尼姆威尔斯（斯诺的妻子）不解：“共产党怎么敢把军队带到这样一个可能是全中国疾病最猖獗的地区？”

共产党人一方面适应着延安的一切，同时又在改变着延安的一切。

二、独特的时间规则

长征过来的革命队伍里，计时的钟表是非常珍贵的稀罕物件，只有战斗指挥员才配有。集体生活作息时间，起床、熄灯、一日三餐都是以号角为指令的。令行禁止，个人无须计时。只有担任首长警卫任务的战士们，需要计时轮换岗位，便以焚香为准，大约一炷香一个小时。而一些学校的作息时间，干脆以领导者或值勤者观测太阳高低，日暮晨昏为标准，随意性很大。遇到集体活动、庆祝盛典、群众集会，就并无定时，什么时候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到场，便什么时候宣布开始。但因为有了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便感觉到了落后和不习惯。有领导同志偶尔号召大家遵守时间，但大家已经相习成风，没有时间概念，或时间概念淡薄，彼此遵守的只有革命队伍里的号角和领导者的指令。这两种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便产生了心理矛盾和思想冲突。其实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中，尤其是先后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不是没有钟表，而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

1944年5月，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帮助建立广播电台的英国人林迈克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初到延安时，那里还没有标准时间。有些单位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有些单位则使用华中时间，而延安地方政府则在他们的院子里安上一个日晷，时间是以太阳移动而决定的。这样多的不同标准时间当然会引起混乱。”由于他的工作是建立电台，并负责接受并联系外地电台，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于是，他致信毛泽东。过了几天《解放日报》登出了一条新通知，规定延安就使用所处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而毛泽东本人，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整个地将白天与夜晚颠倒过来，特立独行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使用着时间。

三、严密的供给制度

延安马列学院坐落在蓝家坪的半山坡上。学院的生活很有规律，读书、上课、讨论、就餐、睡觉均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以哨为号。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学员们都是将来的干部候选人，言行举止也都比较入规入矩。而另外一所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们，年龄上较马列学院普遍年轻，资历也浅，有的甚至还是十几岁的大孩子。

据一位鲁艺同仁回忆：“平时伙食就是小米干饭，菜是熬萝卜条，偶尔有个菠菜汤。每星期吃一顿面条，里面掺的猪肉，味道怪鲜的；用大木桶盛的，打饭时人围着木桶去盛，都是青年学生，人挤人抢面条，怕迟了吃不到了。”1940年大生产运动后，改善了学员的伙食。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原来每天伙食的主食是小米，此时变成面食，并逐渐地每周还可以吃上一餐大米饭。他们一周的食谱：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是不一样的；大灶、中灶和小灶的标准又是不一样的。

关于来客吃饭，会议规定：1.凡来之特委、省委书记；省委部长须在小灶吃饭；2.凡来之县委书记、特委部长、特委秘书长须在中灶吃饭；3.各部处局同志的客，因工作关系而来者，应和自己吃同样饭。如果有人生病，则按临时病员享受特殊待遇。延安的供给制，对儿童、妇女、伤病员及老人则有较多的照顾。例如，规定儿童伙食每人每月肉7斤，供应的粮食为白面或挂面，都高于干部、战士；发给儿童的服装比机关工作人员多一倍。同时，给妇女按月发给卫生费，不安排重体力劳动，在服装上也给予照顾。对50岁以上的革命老人，发给老年优待金。对伤病员也给予较高的生活待遇，对作战负伤人员，另发给负伤费。来华援助抗战的国际友人，在延安享受的生活待遇，更是令人羡慕，就连毛泽东本人也享受不到。此外，对起义人员和俘虏也给予优待，其供给标准要高于八路军。

从管理的角度上说，严格规范的供给制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严格规范的供给制又必然导向等级制。在严格的等级供给制中，只有上级知道下级的情况，而下级则不知道上级的情况。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一个政权，获得对一切社会资源的占有，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层含义；当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如何分配、管理、经营社会资源，这应当是中国革命另一层次中应有的含义。如果说，前者需要勇气胆识和不惜牺牲的精神；那么，后者则更需要胸怀智慧和无限创造的精神。

四、伟大的大生产运动

延安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域之一，地处自然灾害肆虐的黄土高原。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延安后，陕北粮食问题骤然紧张起来。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露出了反共的真面目，在不断制造军事摩擦的同时，对陕甘宁边区筑起了经济封锁的城墙，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海内外的捐款也难以在边区承兑。当时情况正如毛泽东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在严酷形势的逼迫下，边区人民的公粮负担加重了。陕北老乡为了战争的需要，勒紧裤带，拼死拼命向贫瘠的土地要粮，但往往完不成任务。一边是催粮很紧，一边是粮食不多，矛盾便产生了，怨言便引发了。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觉察到了百姓的疾苦，召见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留守处负责人萧劲光，告诉他们，目前有三条路可走：“一是解散；二是饿死；三是动手。当然，解散和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那么只剩下最后一条路：自己动手！”之后，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边区党、政、军正式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于是，那场轰轰烈烈地大生产运动便由此诞生了。

“我开一亩地，不多也不少。”毛泽东在窑洞门前也选了一块空地种起了庄稼。自长征以来，毛泽东喜欢在夜间办公，一直到次日凌晨。一大早，延安城和周围的窑洞还在沉睡中，劳累了一夜的毛泽东未睡觉之前，就扛着锄头出来开荒，干一会，再回窑洞休息。毛泽东在自己开出的荒地上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这些蔬菜长得都不错，他常常用来招待客人。

毛泽东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为全党带了头，此后不少中央领导人学他的样子在自己的宿舍附近开荒种地。

朱德的菜园子几乎就是蔬菜王国，而且，为了搞好军队的大生产运动和他的菜园，他把烟都戒了。

周恩来则在中直机关举行的纺线竞赛之中，居于任弼时之后，获得了亚军。

五、辉煌的历史“奇迹”

在大生产运动中，军队是突击队。而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更是一马当先，成绩斐然。

位于延安南面45公里的南泥湾，是个山寨，原始森林密布，豺狼野兽出没。可王震将军却认定：路是人走出来的。于是，王震和他的战士们在这深山老林里生存下来，并创造了令人咋舌的业绩。1943年，完全做到了自给。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三五九旅全体官兵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八路军的战士吃饱了肚子，延安的老百姓也乐了，他们的赋税减轻了，生活提高了。

此后，延安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一片圣地，成为进步学者、青年学子非常向往的地方。

（作者系中卫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