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回民骑兵团的战斗岁月

回忆在回民骑兵团的战斗岁月

马思忠

“一排排亮着煤油灯光的黄土窑洞，一队队唱着豪迈革命歌曲的战士，一幅幅大生产运动中的繁忙景象……”让我记忆犹新，这些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故事。1943年的冬天，我已经13岁了。当时与时任回民骑兵团团长的大哥马思义取得了联系，要进边区，我很兴奋，激动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了。两个地下工作者来到固原三营接应我们，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赶着毛驴出发了。从固原的三营途经海塘到碳山住了一晚上。

当时天气干冷干冷的，还刮着风，我的衣服单薄，而且几处烂着，风肆意往里钻。第二天从炭山出发，一直沿着山峁走，走到中途两位中共地下工作者就和我们分开了，他们好像还有什么任务。临走时特别嘱托我们不要乱说话，只管低头走路就是了。晚上住在一个小村庄里。为了尽快到达边区，第三天鸡叫了三次我们又出发了，出村子不远。听到山峁上有吆喝声，我们知道这是国民党的军队在放哨没敢抬头，继续走路。真是一路提心吊胆，总害怕被国民党兵抓了去。在庆阳见到了我二哥马思贞，我们高兴极了，回民骑兵团的人都住在那里。二哥安排我们在水边的一个小店里住了两个晚上。到了第三天，我们还看了一场戏，当时我没看懂，戏名和情节也记不清了。说实在的，我压根儿就没有认真看戏，只想着见到大哥后也要当兵。第四天，我们从庆阳出发，到了合水县。那里是个山城，人们都叫“葫芦把儿”，回民骑兵团就在县城南边的新寺沟，住在挖的窑洞里。人很多，许多家属和娃娃们也在那里。

刚到回民骑兵团，团部就给我们发了统一的服装，算是当兵了。我年龄小，军营里不要我，我一个人住在营房旁边的小屋子里。大哥马思义当时不在，党组织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深造。我和团部其他家属的娃娃一样，一天很快乐，有吃有穿。白天，团里让我们排成队，练习走步，喊口令。教导员都习惯叫我们“小鬼”。没有多长时间，团里就组织我们念书。当时的后勤连政治指导员马克（解放后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是我们的文化教员。我记得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小本子，里面印着读写用的字。到现在我仍记着一些，比如有一段顺口溜是：“小羊小，大羊大；跳的跳，跑的跑；小山羊，互助组，变工队，……”都是繁体字，那个“变”字难写的很。繁体的“变”，共要写二十二画，我总是写不来，不是多一笔，就是少一笔。没有桌子，我们一人一块石头，上面撒些土，用柴棍子在上面写字。时间长了，石头的边儿擦的黑亮黑亮的。我的记忆好，语文内容有多少能背多少，而且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我的数学学不好，加减乘除倒来倒去的总是算不对。有时大家在院子里一人划块儿地方练习写字。一次我一边写一边想着写完了去玩，思想开小差，把繁体“馬”字少写了一画结果被教员马克看见了批评了一通。

在营地学习了一年的时间。1945年秋季，连部决定把我们转入合水县城关二小。我上的是三年级，在学校里听说“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结束了”，同学们都很高兴。可是没过几天，又都说“战争爆发了”“炮响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使下，背信弃义撕破了“双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猛烈进攻。同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共23万多人，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进攻陇东地区的敌人达5万多人。我驻陇东的主力部队调去保卫延安了，整个陇东只剩下回民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连军分区干部在内，才3000多人。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为一城一地同敌人硬拼，应坚持游击战和持久战，诱敌深入，然后待机消灭敌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回民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决定退出庆阳一带。后勤连的家属也要撤离合水。这样我们在合水县城关二小上了一年多学，不得不随骑兵团离开学校。骑兵团的人马早早的按照命令开始有序地出发，家属随后紧跟着。当晚，我们到了一个叫大风川的地方。大风川、小风川、老爷岭、蚰蜒川、子午岭一带都是大山和原始森林，是我军后勤部队驻扎的地方，我们也进了住在那里。

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的大部队疯狂进攻陕甘宁边区，我陇东军分区依照党中央的指示，灵活作战，转入游击战和小范围歼灭战。形势紧张了，我随即就到了团部。在骑兵团首先学会骑马，团里分给我一匹小红鬃马，没几天就学会了骑马，而且还调皮的要跟别人赛马。不久团队决定让我给指导员马克当通信员，我非常高兴。通讯员的工作虽然是分送报纸信件、扫地提水、铺床叠被、拉马备鞍，时时处处要尽心尽责，不能疏漏，还能锻炼自己。当时团部的生活还比较困难，我们一月吃不上几次白面，基本上是黄米加酸菜，荤菜一月只有一次。一年每人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当时发给官兵的制服都是白布做的，我们都要把白布拿到河里洗，染上色后再穿。

1948年5月1日，接到任务，大哥马思义率骑兵团与陇东分区兄弟部队一起，在庆阳二轱辘塬抗击进犯边区的国民党胡宗南部第八十二师，我也参加战斗了。记得塬上的麦子长得很高，出了穗，黑黝黝绿茵茵的，还可以给我们作掩护，战斗气氛非常紧张。大家英勇顽强，密切配合，打死打伤敌人100多人，缴获战马200多匹，并击毙敌少将团长，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使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战斗的紧张激烈。在这次战斗中，有几人受了伤，我的右腿也被子弹打伤了，但还能走。而我的二哥，却受了重伤，当夜不幸去世了。

1947年5月，组织安排我到华池县元城子陇东教导队干部学校学习，前后近一年的时间。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放区的土改政策边区的土改政策等。其目的主要是针对在彻底解放西北后安排在地方工作的党政干部，如何有效地开展工作。1947年6月，在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由张国玉、佐铭邦两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转正，时年16岁。1948年4月，我从陇东干校结业后，回到了团部。随着大西北的解放，我转业到地方参加了工作。

不论是作为一名战士还是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我能够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战胜困难、经受考验、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这些都是因为在骑兵团难忘经历一直鞭策着我，激励着我！

（作者系宁夏延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