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我的父亲

往事如歌——纪念父亲胡永连

胡小丽

父亲离去已经整整9年了。那是一个并不太炎热的夏日，他拉着我和弟弟的手安静地闭上了眼睛，时间是1999年7月10日13时12分。我不知道他走的那一刻是否还有很多的牵挂，总之，本来还是阳光灿烂的天空忽然布满乌云，紧接着，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断断续续下了三天三夜。

按照父亲“丧事从简”的愿望，我们在西安三兆公墓举办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告别厅里的花环上挂满了素洁的挽联。庄严肃穆的“葬礼进行曲”之后，主持人用悲痛的声音宣读着一封封唁电：习仲勋、李质忠、杨静仁……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真切切感到我最亲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永远不再会给我关爱。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打湿了我的衣服、渗透了我的心脏。7月的西安啊，我的世界一片冰天雪地，凄婉茫然……

胡永连和女儿胡小力

父亲的一生看似简简单单，平平淡淡，但却又有那么多鲜为人知“辉煌”。我一直想把父亲的事写出来，可终究没有写出来，留下我一生的遗憾。

父亲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革命老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2岁就参加了儿童团。1930年，在第一次反围剿的开始，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在徐海东任营长的那个部队里穿上军装，长征开始之前已经是排长。他作战勇敢，全身多处枪伤，小腿上终身留着贯通性枪伤的弹片。在第三次过草地的时候，很多战友都倒下了。我曾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父亲告诉我，其实就是“一念之差”，如果说往前走也是死、坐下来也是死，那就往前走!结果，他走出了草地。

父亲把我们称之为“伟大”的精神就说的这么平淡！

到达延安后，父亲因为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而且写着一手好字，被选调到党的核心部门从事机要工作。在那个高度保密的工作环境中，父亲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和联防司令部机要译电员、股长、科长等身份，陪伴着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李富春、李克农等老一代革命家度过了从延安到北京的日日夜夜，见证了我党、我军那条看不见的战线。建国前成立西北局，父亲是第一任的机要处长，并且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大区（西北局）撤销。父亲去世后，从中央机要局的唁电上得知消息的陕西省机要局局长匆匆赶到家里，面对父亲的遗像泪流满面，他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不无感慨地说：竟然不知道陕西有我们机要战线的老前辈、老领导！

说父亲是革命老前辈一点都不夸张，父亲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机要事业从无到有，到发展壮大的全部历程。中央机要局的局长李质忠、副局长李金德、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总参机要局局长黄友风、莫春和等等都是和他并肩作战的领导和战友。记得有一年我到延安出差，顺道参观了枣园、杨家岭、凤凰山等革命旧址，父亲仔细询问我去过的地方，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当年谁谁在什么地方居住。我惊讶的发现，凤凰山毛主席所在的那排窑洞的前院，就是父亲居住的平房……平时被我们看作神圣的、用来瞻仰的“圣地”竟然离我那么近。父亲和毛主席、党中央离得那么近，我和父亲又离得那么近……原来，伟大与平凡就在咫尺之间。

1958年，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筹建宁夏回族自治区，父亲带着全家来到这里，在自治区党委任副秘书长（主持工作）、党委委员的岗位上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不知道怎样评价他为宁夏作出的贡献，也不知道在哪件事情上他做出过突出的成就，他的工作职责就是协助书记、上传下达、协调各方。但是，我相信在他任职的那些岁月里，自治区党委的任何一项重大决策和工作，都凝聚着他辛劳的汗水和不懈努力。我还知道，他是身体力行、联系群众的好干部。他时常下乡蹲点，时常有来自乡下的同志在家里和我们一起进餐。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时代，依然有他所蹲点过的公社干部到家里看望。若干年以后，我不止一次的从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们的议论中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们的老秘书长，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在我的眼里，父亲就是父亲，我从来没有把他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联系在一起。从我记事开始他就很忙，每天回来的很晚，星期天的时候也要开会。但是，只要他回到家里，就是最慈祥的父亲。是他每周末把我从幼儿园接回，如果他来晚了或者托别人来接，我就会哇哇大哭闹个不停；他会用土豆、萝卜、白菜给我烧出可口的饭菜，多少年了，我都认为父亲做的饭最好吃；是他把我送到小学读书，甚至亲自检查我的作业，平生唯一一次挨打就是因为我没有做暑假作业而且撒了谎，也正是那刻骨铭心的一巴掌使我终身不敢说假话；还记得父亲骑着“三枪牌”自行车带我去红旗剧院看电影和戏剧，他总是让我坐在前面的横梁上，用有力的双臂呵护着我；我知道他最喜欢看的戏剧是京剧《杜鹃山》，那里面寄托着他一衣带水的乡情和眷恋。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批斗、做“土飞机”……之后又发配到“五七”干校接受“群众专政”，喂猪、做饭、挑水、种地。当然，这种遭遇也是中国成千上万的老干部的共同的遭遇，并没有什么特殊。所不同的是，我的母亲也没有幸免这场灾难，我是他的大女儿，当时还不到12岁，弟弟只有7岁，我们没有能力给父亲任何一点保护，而父亲还要担忧我们的安危。我时常在半夜被吵醒，看着父亲被造反派“揪走”，一去就没有音信，回来四处是伤；有时候父亲明明已经被“揪走”，却有另外一群人半夜三更闯到家里要翻箱倒柜，让我交出父亲。我在这种惊恐中挣扎着，在惊恐中迅速成长，支撑着我的是父亲那永远不变的信念和他在任何时候都留给女儿的笑容。

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无奈，太多的辛酸、太多的屈辱，苦难也就变得平淡无奇了。所以，当医院告诉母亲和我，父亲已经是喉癌晚期时，我们并没有惊慌，也没有哭泣。我们平静的接受现实，接受医院提出的治疗方案，相信医生就像当年相信党一样。在父亲与死神搏斗的日子里，我日夜陪伴在他的身边，看着昏迷中的父亲像睡着一样安静，游丝般的气息告诉我生命的存在。好几次，血色从父亲的面颊渐渐消失，又慢慢的回来……我们是那么平静地面对死亡，于是，死亡竟然大发慈悲与我们擦肩而过。

这是一个医学奇迹。从父亲诊断为癌症晚期到他最后离开我们，中间相隔了27年。在这27年中，他看到了“四人帮”垮台，看到了香港回归，看到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走向繁荣，看到了我和弟弟一起考入大学，成长为大学教授……27年来，父亲以无欲则刚的人生态度和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包容了所有的世态炎凉，从父亲的身上我读懂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生命涵义。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就连他的照片都不多。中央机要局、总参机要局、兰州军区机要局等部门编写机要史时找到他，他倾其所有；湖北省红安县建立董必武纪念馆，他又捐献了董老给他的亲笔题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华家河著姓/太平桥有名/相知不相识/革命分异行/偶逢在塞外/同忆故乡情。他说，这是他对家乡能做的唯一贡献。

父亲默默离去，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让我们把骨灰撒向大海，化作大海中的一滴水。9年来，碌碌无为的我在人海里不停地奔走，好高骛远的心陪伴着无声的岁月渐渐流去，往事变得可触可感、可歌可泣……或许，这个时候我真的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了，因为他的女儿不但成人而且学会了坚强，坚强得不会轻易再被伤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