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变革运动促进了近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2.体制变革运动促进了近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经过多年酝酿的体制变革运动，终于在1898年发生。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一次重大而具有转折性的事件。它将中西文化冲突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这种冲突尚处于“技”的层面，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就是“中体西用”。随着人们对西学认识的不断发展，“遗其体而求其用”的“中体西用”模式的内在矛盾日益被揭示。于是中西文化之冲突就进入“政”或“体”的层面。维新派人士提倡学习西方科技文化，要求变革旧的体制。他们提出的新的文化模式则是“改革中体，以用西学”，而且注意引进西学之体，力图以“西学之体用”代替“中学之体用”。这就大胆地冲破了旧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牢笼，突破了以前低层次的“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对学习西学的障碍，从而为西学在中国植根提供了新的土壤和适宜的文化氛围，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如果说维新人士提出“改革中体，以用西学”的新模式，解除了学习西方科技的障碍，为近代科技在中国发展开辟了道路的话，那么，他们对用以进行思想启蒙和体制变革的近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认识，更促使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维新派从多层面上着手论述科学技术的作用，他们提出了科技发展与国家富强及社会进步的关系，梁启超说：“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者也。”⁽⁴⁶⁾充分肯定了科技之价值。他还曾具体论述了机器之功能：可以使一人耕能养百人，一日所作工，能给百日食。谭嗣同也宣传“有学之农，犹数十倍于无学之农。”⁽⁴⁷⁾在科学与国富的关系上，严复指出：“国之贫富强弱明昧，大抵视政之盛衰，商政之盛衰，视制造之精窳、农桑之优劣，而农桑之创造，舍化学格致之日讲，新理之日出，则乎莫能为也。”⁽⁴⁸⁾可见，科技发展乃国富之所在。他们对比中西发展之悬殊，并探求内在根源，进而从文化高度揭示科技发展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康有为指出：“近世洋人智学日兴。器艺之杂，地利之辟，日新月异。”⁽⁴⁹⁾而且“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校，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置我守旧闭置无知无欲之国民，投入列国竞争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延性命矣。”⁽⁵⁰⁾何以如此，康氏认为“深考其由，则以诸欧政俗学艺，竟尚日新，若其工艺精奇，则以讲求物质故。”⁽⁵¹⁾

不仅如此，随着严复将《天演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一批科学理论著作介绍给国人，较为系统地向国人展示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方法论，为其变法提供思想理论武器，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走向了一个新高度，人们摆脱了认为西方科技仅是数、理、化、天、地、生及声、光、化、电等纯自然科学的狭小范围，走上了对科学技术认识的更高层次。这对专以八股义理、汉学考据为指向的中国人，无疑有着启蒙作用。

在变革体制的实践上，一系列有利于近代科技发展的措施开始提出并实行。

（1）要求废八股科举，改试策论取士；兴学校、学习自然科学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兴在变科举，这是维新人士之共识。严复斥责八股取土是败坏民智、民力的“牢笼”，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罪状。⁽⁵²⁾梁启超认为八股取士乃“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⁵³⁾因而废科举、兴学校成为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新政实施上，1898年6月23日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后又立经济岁试归并正科，7月19日公布科举章程，命此后一切考试，均以讲实事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取士，八股取士制度寿终正寝。1896年6月20日命总署议奏倡学艺农工及在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7月3日创设京师大学堂，不久，各省中、小学堂广泛建立，一时间，“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

（2）倡议组织学会。梁启超认为“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⁵⁴⁾

康有为也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所以成立学会既可广人才，又可开知识。”⁽⁵⁵⁾梁启超由此列举了学会的16项具体工作，包括广开人才、扩大藏书、译印图书、科学试验和对外交流等方面。在维新派的倡导、发动下，一时间“学会之风遍天下。”自然科学方面“有一学即有一会”“一年之间设会数百。”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

（3）译印西书、报纸，加速选派留学生

1894年6月28日，上海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7月3日将官书局及译书局并入大学堂；7月4日命各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书馆；7月26日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8月16日译书局成立。从此，各地自然科学书籍大增，宣传自然科学的报刊盛行。在留学生的派遣上，8月18日专门颁布新政，积极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至1899年清政府派往各国留学生共64人，留日学生1896年时仅13人，而在1900—1906年竟达万人以上。⁽⁵⁶⁾留学生们“皆以爱国为念，刻苦而学，以救祖国。”⁽⁵⁷⁾这些负笈海外的留学生不仅是振兴中华的先驱者，也是中国发展近现代科学的带路人。

（4）奖励工艺发明

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建立一套奖励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制度，已成为社会的强烈呼声。时人普遍认为：“凡技艺中有能自出新思，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为他人所不能为者，国家予以文凭，准其专利若干年，5～23年不等，……不准他（人）仿效，年岁已届，始准他（人）妙法制造。”⁽⁵⁸⁾维新人士更认为科技的发展必须要有物质上的激励和法律的保障。因此，他们要求光绪帝“下明诏奖励工艺，导以日新，令部臣议奖创造新器、著作新书、寻发新地、启发新俗者”，而且“与以高科，并许专卖”，“加以爵禄”，“优与奖给”。1898年7月5日，清政府正式颁布新政：奖赏士民著作新书及创作新法，准其专利售卖。有能独立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厂者，给予特赏。7月15日，《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正式颁布，第一次以官方形式把西方奖励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的专利制度引进我国。虽然戊戌变法昙花一现，《章程》并未认真执行，但一向被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技术，一时被政府所承认和鼓励，这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维新变法运动对于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无论在具体科学方面还是在科学思想的高度上；无论在科技宣传还是在实际措施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在戊戌变法运动的推动下，京师大学堂及相当于教育部的“学部”相继建立。同时，经过长期的宣传和社会力量的推动，科举制度终于于1905年被废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解除了一大绳索。另外，在派遣留学生方面，1899年，总理衙门为改变过去学语言人多的现象，曾命令“嗣后出洋学生应分入各国农工商务学堂，专门试业，以便回华后传授”。1908年更规定，官费留学必须是理工科。庚款留学生也限定4/5学理、工、农、商务科。辛亥革命后仍是如此。据1916年统计，官费学生中学理工者占82%。正是在这种体制变革运动中，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