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科学启蒙思想

3.孙中山的科学启蒙思想

在研究五四启蒙科学观时，我们不能忽略了孙中山的科学启蒙思想。因为科学启蒙的产生就源于近代政体的变革，由于近代化并未因体制变革而到来，于是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从言“政”向言“教”发展，揭起科学启蒙的大旗。这其中，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角或曾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如陈独秀），或在辛亥革命开辟新时代的激发下（如胡适等），走上科学启蒙道路，那么，孙中山则是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在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有着更直接感受和认识中走上科学启蒙道路的。探索其科学启蒙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在启蒙对象上，孙中山与陈、胡等不同，如果说陈、胡等的启蒙是针对更广大的民众的话；那么，孙中山则主要是针对革命队伍内部和政党内部，而在中国民主革命远未完成的当时，革命队伍和政党内部的科学启蒙则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孙中山从主张“科技救国”走上政治革命，而因政治革命的失败，加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最终走上了科学启蒙道路。

早年孙中山是一个“科技救国论”者。1878年，12岁的孙中山第一次离乡去檀香山，“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无地之想”。他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后在香港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⁹²⁾科学文化的教育使他深感中国“农桑之不振”，在于缺乏农业科技人才。于是有用科技改变穷困之信念。他说；“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间见闻中强植一桑，未尝不滂渤而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广耳。”他因此呼吁“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⁹³⁾他还利用假期回乡，为老农介绍科学选种、施肥等农学知识，井考察土壤，试验种桑。“科技兴农”成为孙中山视野最初注目的焦点。

孙中山考察外洋，看到英国“本届不毛”之地的挪佛郡，因“察其土宜遍种萝卜”，“却大获其利”。而“伊里岛卑湿，嗣用机器竭其水，土脉遂肥。撒里司平原之地既枯且簿，自从鸟粪培壅，百谷无不勃茂。”他立撰《农功》一文，认为西方农业之所以发展，正在于能“集各方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察水利，各随土性，各种所宜”。他还介绍说：“西人考察植物所必需者，曰磷、曰钙、曰钾”，而且“考验精密，而粪壅之法，无微不至，无物不生。迩有用电之法，无论草木果疏，入以电气，萌芽既速，长成更易”。因此，他主张须“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回国推广，并指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⁹⁴⁾这无疑是一篇“科技兴农”进而“科技救国”之宣言。

1894年，孙中山《上李鸿章书》阐述了他“科技救国”之理论，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其流”乃“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而这四者之核心仍是科技。因为要达到“人能尽其才”，必须效仿泰西讲学，宣传科学。他认为泰西诸邦之所以崛起近世，“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虽理至幽微，事至奥秘，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而要达到“地能尽其利”，也“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认为兴农必须要有“农家之地学、化学”以“明其理法”，改造良田；要有“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以“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蓄之生理”；要有“农家之格物学”，使“日光能助物之生长，电力能速物之成熟”；要有“农家之医学”使“蠹蚀宜防，疫疠宜避”，而且必须孜孜以求“农器之精”。而要达到“物能尽其用”，同样在于“穷理日精，机器日巧”，“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孙中山相信只要“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他甚至认为如果能达到以科技“兴农政”，他自己愿意回国后，“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地，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收，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⁹⁵⁾表现了孙中山“科技兴国”的殷切之心。

然而，“中国积弱，已非一日”，近乎改良的“科技救国”愿望无法实现。他幡然醒悟，认为只有“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那种认为只要说服李鸿章之流相信西方文明和输入机器以救中国，“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银制、殆具，想借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⁹⁶⁾尤其面对“强邻环视，虎视鹰瞵，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之中国，孙中山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⁹⁷⁾从此，他创兴中会、同盟会，从事辛亥革命，暂时放弃了“科技救国”的主张。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民国建立了，他环顾宇内，却找不到支持力量，缺乏独立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国民又如此冷漠。他深感孤军奋战，身心憔悴。“国力未充，民智未进”的状况，使他深知，欲“图根本上之改良”，必要“精进学问”。⁽⁹⁸⁾孙中山遇到了一个近代中国思想家普遍面临的文化整合的重大任务。此前他奔走革命，未暇多顾及，如今开始认识“共和之实能举与否，则当视国民政治能力与公共道德之充足以为比率。”第一次护法失败后，孙中山对此体会尤深，知社会必须“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他总结民国以后种种失败，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党人精神不行、心理不行、知识不行，从而极有针对性地提出知难行易说，作为心理建设之基础。其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孙中山愈益看到心理与思想改造之作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他要求党人“将学说广为传布，以变易国人之思想。”⁽⁹⁹⁾正是由革命历程之实践所引起的理性认识发展和情感心理体验的双重价值蕴藉，使孙中山能在极度苦闷的低谷中，完成从早年的“科技救国”到这时科学启蒙的文化把握。从此，孙中山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那就是把握世界潮流，追踪科学发展之大势，运用科学，深入阐释科学，从事心理建设，谋求以科学进行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启蒙。

孙中山对科学的认识和论述是广泛而深刻的，他指出；“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可见，孙中山对科学已进入一个理性认识时期。孙中山对比了中西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科学及其方法，而科学及其方法正是西方文化之核心与动力。他说：“中国之习闻，有谓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这种“数千年来之思想见识，习以为然，无复有知是非”。然而如“以科学按之，以考其实，则有大谬不然者也”。而西方原本“六百年前之事物，尚不及中国当时远甚”，而由于科学之发展，“彼近一、二百年来之进步，其突飞速率，有非我梦想所能及”。近代文明之进步，皆科学力量之发挥所致。特别是他考察了日本后，认为日本“社会之文明，学术之发达，工商之进步”，同样“皆科学为之。”⁽¹⁰⁰⁾科学日益成为孙中山视野注目之焦点。为此，他介绍了大量科学家及其学说，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的万有引力、拉巴剌的天文学、高弟叶的生物化学、巴斯德的微生物学、裴在辂的有机化学、利里的地质学、圭哩的细胞学、高野的医学等，几乎无处不讲科学。而且还介绍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他把逻辑译为“理则”，认为科学逻辑方法乃“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他真切指出，西方文化之最大成就乃是科学技术，其次是民主精神和科学方法。这是孙中山思想发展之基础。

随着科学认识的深化，孙中山开始运用科学及其方法，“出国人思想于迷津”，实现新的文化整合，他认为自然科学阐明了世界上的各种规律，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才越来越加深。比如电学，“自指南针后，人类乃从而注意于研究磁铁之指南，磁石之引铁，经千百年之时间，竭无穷之心思学力，而后发明电气之理，乃知电者无质之物也。……”“往昔电学不明之时，人类视雷电为神明而敬拜之者，今则视之若牛马而役使之矣。今日人类文明，已迫于电气时代矣。”可见，孙中山揭示出：科学是役使自然的武器，它因事物的发展而发展。他又根据化学史的阐述，认为化学发展日新月异，以前之化学“有有机体与无机体之分，今则已无界限之别，因化学之技术，已能使无机体变为有机体矣”。又以前，“所谓元素所谓元子者，今亦推翻矣”，“所谓元素者，更有元素以成之，元子者，更有元子以成之。”他又说：“自达尔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¹⁰¹⁾可见，孙中山依据自然科学史得出，人类知识由不知到知的过程，以及随着世界不断进化而知识也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理论与进化论思想一起成为孙中山批判“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形而上学僵死教条，变革思想，改造人心，进而实现文化整合的基本理论。如果说孙中山欲图运用科学及其方法以改造人心，实现新的文化整合；那么，他以科学及其方法为基础所建构的哲学思想体系，乃是这种改造与整合的全面展开和深入，也是其启蒙科学观的集中展露。孙中山认为唯有科学才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基础。基于此，他开始运用科学进行哲学论证与建构。他全面吸收了被恩格斯称为近代科学三大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自然科学理论，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的科学依据，尤其把进化论贯彻到他的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条最基本线索。他依据近代自然科学材料，包括进化论、“以太”说、“星云”说、细胞（“生元”）说的观点，明确阐明世界的本源是物质，并且认为“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¹⁰²⁾从而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在建立唯物主义知行观时，引进了“实践之科学”、“科学实验”等概念，把“科学家之试验”看作行动的重要门径，认为如要制定一个建设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之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¹⁰³⁾他运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材料，反复论证行在先知在后，也即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故而须“以行而求知”；同时，科学理论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因而必“因知以进行”。他说：“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他以无线电和飞机的发明，苏伊士、巴拿马运河的完成，论证了“科学之原理既知，四周之情势皆悉，由工程筹定计划，则按计划而实行之，已为无难之事矣。”⁽¹⁰⁴⁾科学越发达，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就越深入，“人能穷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广”。“及其知识真确，学理充满，而乃本之以制器，则无所难矣。器成而以之施用，则更无难矣。”⁽¹⁰⁵⁾经科学的观察、科学的实验和科学的判断，从而得出科学的理论，成为孙中山崭新的思想方法。这无疑在近代思想演进中，拓展并深化了近代中国科学观。

自然与社会都在进化发展。孙中山紧紧把握进化论，并将其作为观察世界的理论武器，他用达尔文进化论观察整个世界，并将世界之进化依次归为“物质进化之时期”、“物种进化之时期”，“人类进化之时期”。并认为从星云气体到地球的形成，从地球的形成到生物的出现以及人类的产生，包含了无数的质变。同时，物质无限可分，物质形态也是可变的，元素之中“更有元素以成之”，元子之中“更有元子以成之”。这是自然进化论中的辩证法。孙中山由此勾画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图景。他相信历史潮流不断发展，不断进化，而且社会进化会“后来居上”：“夫人类之进化，当然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后来居上也。”⁽¹⁰⁶⁾反映了孙中山以科学观为基础的深刻的历史发展辩证法。

在哲学建构中，孙中山还与自然科学发展结合，批判天命有神论。他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阐发了“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认为应以科学普及作为战胜迷信的途径。他说：“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凡所谓天数气运者，皆心理之作用也。”⁽¹⁰⁷⁾既然“天数气运”是人们的一种“心理作用”，当然要以科学认识去破除这种心理作用；只有坚信科学认识，才能战胜宗教，破除迷信。他认为“科学与宗教之争，至今还没有止境。⁽¹⁰⁸⁾他号召青年人崇信科学，为科学献身。

综观孙中山整个哲学建构，可见他科学文化观的深沉意蕴。他在文化整合的努力中，凸现出对科学化、民主化和革命化的追求。此外，孙中山还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倡导工业化。在他看来，中国工业化之关键是以近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取代手工作业。他认为：“中国今尚用手工来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面临第二次革命有殊。”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中国工业化的综合“实行计划”，在交通运输业、轻重工业、化学工业、五金矿产业、农副业等各生产领域中加强科学技术。他相信中国科学技术曾立于时代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于欧美。只要确立对发明创造能力的自信，迎头赶上近代科学技术的潮流，工业化定能实现。

在近代中国思想大势正从戊戌变法向五四科学启蒙演进的历史夹层；在孙中山由辛亥革命失败向国民革命再度奋起之间；在孙中山从事革命并谋求实业建设之思想深处，妊娠于孙中山教育背景及革命实践、情感体验之心理背景的科学文化观，无论相对于戊戌一代的科学认识，还是和五四时期的科学启蒙相比，都有不可忽视的历史特色。

第一，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

作为革命的行动者和领导者，孙中山是意识到他所面临的历史课题的。他知道以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替清朝封建制度、改造国民、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成为与列强平等相处的新国家，这是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一使命推动他力行革命；而革命实践又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发展提供了基础；而思想理论的发展又促进革命实践。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精诚无间，百折不挠，清朝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并得以“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然“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而且并未实现“救国救种……‘出斯民于水火而登之衽席之上”的“革命之初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¹⁰⁹⁾正是这种实践使孙中山倾向于用科学改造人心。同时，他力图以科学改造国民心理，进行思想启蒙、政治启蒙，其最终目的仍为实现他“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的三民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家、革命者而言，他的启蒙科学观的实践特色，是作为思想家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陈独秀、胡适等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千变万化的形势、错综复杂的斗争要求孙中山全力以赴地从事革命，不能专心从事科学启蒙和理论概括，致使其科学思想不能完全摆脱直观性，上到思维的最高殿堂，但他创造性地在实践中展示他的科学观念，这是有其不可置疑的历史地位的。正是孙中山运用科学观念改造国民和党人的实践，为他以后改组国民党，掀起国民革命打下了基础。

第二，运用科学谋求政治启蒙、哲学思想启蒙及现代化工业建设的三重合奏。

孙中山在实践中总结革命成败的历史经验，深知科学观念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深感轻视革命理论，缺乏远大革命目标和革命坚定性对革命党人的危害。于是，他致力于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的建设，“出国人思想于迷津”，谋求政治启蒙，“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¹¹⁰⁾作为在革命中“愈挫愈奋”的孙中山，又深知一些革命党人思想僵化而逐步走向“老朽颓唐，灵明日锢”之原因，唯有从哲学上提高认识，破除畏难退缩、怯于实践的“心理大敌”。于是他从自然科学出发，谋求哲学思想启蒙。同时，由早年科技救国思想发展而来的实业建设思想，又在宣传科学基础上，创立了宏大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计划，成为他科学启蒙思想的又一举措。

第三，追踪时代而又寻求中西融合。

孙中山整个科学文化观的发展，尤其是他紧跟西方科学发展的态势，汲取近代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及其新的发展，创立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是他追踪时代的结果。孙中山提倡吸收西欧先进思想，“玄妙如宗教哲学，奥衍如天、算、理、化，资治如政治、经济，寿世如医药、卫生，实用如农、工、商、兵，博雅如历史、文艺”，⁽¹¹¹⁾都应学习。同时又强调恢复固有文化遗产，并提出“不恃取法现代，抑且尚友古人”的正确主张，要求中西融合。“尚友古人”即学习古人，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取法现代”即向西方学习，对“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¹¹²⁾孙中山曾概括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古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¹¹³⁾实际上，孙中山的科学文化观同样是这种“因袭”“规抚”“独见”相结合的、追踪时代又中西融合的结果。这无疑是孙中山科学观上的独到之处，既避免了全盘西化以致唯科学主义，又防止了落后于时代的保守主义，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