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技文化对社会民众文化影响的局限
近代中国科技文化通过多种途径对社会民众文化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是，我们对此又不能作过高的估计。近代科技文化对社会民众文化到底影响到多大程度？由于问题的特殊性及材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对此作出具体的定量分析。但是，我们可以从某些侧面看到其中的内在局限性。
首先，由于近代中国科技文化本身是在西学东渐中形成的，中国社会民众没有对科学技术的直接要求；科技对民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物质事实及其他途径转折实现的，这种影响的转折性，势必带来效果的表面性和肤浅性。这和西方社会不同，在近代欧洲，科学技术是从社会内部的实践中产生出来，人们在实践中对自然界各个领域的探索和认识已有较好的基础，进而形成空前广度、深度和精度的理论成果，由此促使人们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到社会生活各层面做出较深刻又合理的扬弃，从而完成整体文化变革。近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对民众文化影响的转折性，致使民众文化无论在观念形态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无论在民俗习惯上还是在世俗迷信上，发生的变革都是表面的、肤浅的和局部的，而不是彻底的、全面的。这当然与科技文化本身的确立及发生作用需要有一个过程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科技文化并没有直接地深入社会下层，而是间接地影响社会民众所导致的结果。
其次，由于科技文化对民众文化影响必须通过诸如有识之士的宣传、学校教育、报刊杂志和工矿企业的设立等途径转折实现，由此导致地区与地区之间、各领域之间影响的极大不平衡性。就区域性而盲，因地理条件、水陆交通以及原有文化基础等条件不同，其接受影响的程度就大为不同。在江浙地区、粤闽地区、两湖地区接受文化包括科技文化的影响就比较大一些，而全国广大的内陆腹地，变化程度就较小；同时，在一些通都大邑、沿海沿江口岸，如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青岛等中心城市，得风气之先，变化就比较迅速，也比较彻底，而广大边远农村、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变化程度甚小。在那里，交通不便，文化教育落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近代文明之风难以吹到，人们长期生活在中世纪的氛围之中。对于个人来讲，有些人如新式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青少年，接受新文化较快，而大多数思想保守的封建遗老、地主乡绅和老年人，则不愿意放弃旧习俗，接受新风尚。在科技文化影响的领域上看，各种衣、食、住、行和生活习俗、娱乐等方面，较易受影响，变化也较大，而有些领域，如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民俗心态、封建迷信，相对变化较微，有的根本没有发生变化，如民众的思维方式、科技理性观念；有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并不很彻底，如鬼神迷信虽在科技面前受到重创，但在农村仍然一代代地流传。
同时，科技文化对民众文化影响的各种途径虽然已经形成，但很不完备。知识阶层和广大思想家发动的启蒙运动虽已开始，但还时时遇到阻力，直到五四时期才有一些规模；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虽已开始，但仍只是初步的，在近代特殊的历史状况下，这种变革远未完成；新式学校教育虽已开展，并向体制化方向发展，但直到1904年科举制度才被废除，短时间里难以向广大民众普及科技文化；而因近代民众知识水平的低下，各种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在民众中的影响自然也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再次，由于以上影响的转折性、不平衡性，以及效果的肤浅性、表面性和不全面性，导致民众科技意识的极其薄弱。科技意识在民众中是否确立，应是科技文化对民众影响的重要标志和重要方面。但因近代中国民众长期生活在封建文化氛围中，加上所接受的大多是科技的物质事实，而对科技本身的直接接触和认识，却极为鲜见；科技教育在广大下层民众中也很难贯彻实行，即使实行了，由于原有文化背景的影响及物质条件、知识水平的限制，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效果。许多学校学生在小学毕业后，也仅懂得加减乘除等初步常识，真正的科学知识非常缺乏，科学研究在民众中更是付之阙如。在这种情况下，科技意识还仅仅存在于科学家和少数思想家那里，并没有成为中国民众的普遍认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广大民众由于各种原因，科技意识没有确立，由科技文化引起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民俗习惯等的变化甚微。但另一种现象却在一些口岸城市滋长，那就是科技文明的作用下，民众奢靡炫耀之风的出现。比如上海这个东方大都会，这种大众文化之风特别明显。据《申报》披露，上海人的衣着不惜重金，但求华贵，“无论其为官为商为士为民，但得稍有剩余，即莫不竞以衣服炫耀为务，即下至倡优隶卒，就其外貌观之，俨然旺族之家。”“妇女之奢侈更甚。妇女之衣裙先时以绸绉为之已觉甚华矣，今时则皆用密细贡缎而加以缘节，往往有所缘之物其价反贵于本身者。缘必三四寸，四边阔边，其衣服仅露中心一块，缘上更加以挖花衬里，使成片绸缎剪碎雕缕而不为之惜。”(73)《大清会典》中曾明文规定，奴仆优伶皂隶只准服茧绸、毛褐、葛布、梭布、貉皮，而纺绸、绢缎、纱罗及各种细毛俱不得用，并且庶民男女衣服不得滥用金钱。但上海人却“几至无人不绸，无人不缎”，“优伶娼妓之服金绣者亦几视为寻常”。女人穿金披银，男人则戴黑镜、金丝镜，佩戴怀表，即便字不识几个的人，出门也必戴镜，以示斯文。乘车坐轿之人也并非都是达贵，常有“轿役之身份超乎轿中之人者”，“即一出门，一里二里之地往往坐东洋车。”(74)如遇婚礼，要“鼓乐导之以为荣”，“门前灯采，堂下笙歌，宾朋满坐，舆马溢街”。宴客行礼“有致数日不已者。”(75)其时上海四马路乃是吃喝玩乐中心，上海人在此极尽奢靡阔气，各种东洋戏、西洋戏、酒楼茶肆，中、西餐馆里天天宾朋满坐、热闹非凡。打茶围、吃花酒、堂唱、逛东西洋茶楼等成为他们常有的消遣生活。所有这一切大众文化的形成，本是科技文化刺激下的一种正常文化形态，然而在近代中国科技并不发展，中国人的科技意识并未真正确立的情况下，又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它从另一方面表现了近代科技文化对民众文化影响的局限。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这些局限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近代伊始，传统的封建文化势力仍然极为强大，在社会下层积淀得非常深厚。广大民众在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中，生活如一潭死水，虽然科技文化在其中激起了一点微浪，但因知识上的局限，大量文盲的存在，观念的僵化、闭塞，封建势力和习俗的束缚，使刚刚在中国大地产生的科技文化难以深入下层民众之中。而广大思想家知识者虽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先是并未认识到对下层民众做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后来虽有一定认识，又拿不出具体的措施，也就成了口头上的形式。毕竟要启蒙中国广大下层民众，非得长期地做大量艰苦工作不可。而很多思想家知识者面对如此广大、落后、愚昧的中国下层民众，往往产生畏难情绪，无论是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还是陈独秀认为中国民众“浮词夸诞立言不诚”，(76)“随波逐流”，“腐败堕落到人类普遍资格水平线以下”(77)等等，都在“惭愧、悲愤、哀伤”之中，透露出一种无望和畏难情绪，不愿扎实地去做下层民众的工作。这也导致民众文化得不到根本改变。
同时，处于上层统治者及上层思想界与社会下层之间的晚清士绅阶层未能成为推动科技文化影响广大民众的民间力量，这是导致科技文化对民众影响不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晚清时代，士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它不属于皇权属下的职业官僚，但又是政府官吏的制度性来源，具有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性特权，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它与皇权有一致的利害关系；而作为“四民”之首，又是“民”的代言人，是地方利益和家族利益的政治代表。这种双重属性使他们成为重要的阶级转换的中介，也是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同时也决定了他们是推动民间现代化，促进科技文化影响广大民众的最主要的民间力量。但实际情况并不尽人意。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动中，近代教育的开展，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出现以及大量报刊的出版发行，为近代士绅转向近代化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但毕竟晚清士绅是正统儒家文化的负载者，是“儒学教义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楷模”，(78)是科举制度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而清末中国，儒家学说仍占统治地位，尤其在专制主义体制下，文化——政治一体化结构决定着士绅仍为旧体制服务。特别是在19世纪，西学刚刚在中国兴起，由洋务及外国传教士开办的传播西学科技知识的新式学堂刚刚出现，工业企业刚刚发展，而士绅得以凭借的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一体化结构仍极其牢固，故士绅群体对西学大多持冷漠乃至抵制态度，他们仍按传统理路生存与发展。1892年，郑观应称：洋务学堂“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篓人子弟及舆台贱役之子入充学生。”(79)因而直到19世纪末，西学仍不能突破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而影响及士绅。到20世纪初，士绅得以凭借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各种工矿企业、科学事业及宣传新式思想的报刊快速发展，传统士绅群体才开始发生分化。一些弃旧图新的新派士绅从传统阵营中分化出来，致力于新式教育及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在清末的“城市社会中形成有进取精神的压力集团。”(80)这一部分士绅成为新的“学绅”和“绅商”，在推进科技文化传播事业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士绅还只属少数，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而广大州县基层社会中的士绅离异传统迈向近代的步履显然比城市要小得多、慢得多。在广大州县农村，虽然科举、书院也为学堂所代替，近代知识开始渗入教育之中，但传统儒学并没有被完全取代，特别是儒学的价值系统在士绅中仍占统治地位。基层固有的绅权结构依靠地方自治机构，继续巩固绅权和传统社会秩序；封建土地制度依然是传统士绅的经济基础。
晚清士绅的这种状况表明，它作为科技文化对广大基层民众影响的重要媒体和中介，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相反却成为民众接受科技文化的障碍。即使那部分已从传统阵营中分离出来的士绅，由于社会根基不牢固，也缺乏必要的政治阅历，商人传统的自卑心理影响，加上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因而他们在晚清社会里，也不可能成就大气候。这种状况使科技文化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虽然科技文化在一部分清朝官僚那里已经获得了一定地位，而在一部分思想家那里以致被推上了“科学万能”的顶峰，大施鼓噪，大加呐喊。但在社会下层民众那里，却终未能形成一定程度的科技意识。真正的科技文化在民众中终未能成为风气。
【注释】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94页。
(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3)《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4)《清朝续文献通史》（78），第11239页。
(5)《农学报》第5期，1898年8月。
(6)《东方杂志》1906，3（12）。
(7)以上学生数分别见：《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3）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506页、406～413页、342～346页、348页、926页。
(8)全国文史学会：《全国文史资料》第51辑，第13页。
(9)《时务报》第10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10)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页。
(11)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见《蔡元培全集》（4），中华书局1988年版。
(12)胡思敬：《戊戌履霜录》（4），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6）。
(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
(14)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洋取灯》，《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第99页。
(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4页。
(16)《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
(17)《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志。
(18)《申报》，1890年7月23日。
(19)《忘日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页。
(20)《申报》，1904年10月31日。
(21)卧读生：《绘图上海杂记》，1905年石印本第3卷。
(22)《经世文朝》，第二期《说争》。
(23)《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杂志》第一期，第58～60页。
(24)陈兼善：《进化论发展略史》，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18页。
(25)转引自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
(26)宋延斋：《蒲圻乡土志》第四篇人文，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27)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5页。
(28)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5页。
(29)《湖南省志》（1），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
(30)《孙中山全集》（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1页。
(31)《胡汉民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风俗史》，第92页。
(32)《申报》1909年12月25日。
(33)严昌洪：《中国近代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34)谭嗣同：《论电灯之益》，见《湘报》第29号。
(35)陈绅文玮：《李坤达璋为开办电灯公司禀农工商部文》，见《湖南省志》第1卷，第138页。
(36)**李静山：《增补部门杂咏》，《清代北京竹枝伺》（十三种），见严昌洪：《中国近代风俗史》，第97页。
(37)《上海指南》第6卷，第18～24页。
(38)《字林西报》1887年2月12日，转引自乐正：《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39)《申报》1875年3月23日。
(40)龚书铎：《近代社会习俗变化漫谈》，《文史知识》1984～9。
(41)上海《游戏报》第74号，1897.9。
(42)见严昌洪：《中国近代风俗史》，第99页。
(43)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时务报》第45册，1889.11.15。
(44)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2页。
(45)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页。
(46)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47)王尔敏：《清季学会汇表》，见《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湾世界书局1991年版，第146页。
(48)梁启超：《医学善会序》，《饮冰室文集》（2），第70～72页。
(49)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50)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51)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9～410页。
(52)王栻主编：《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页，93页。
(53)严复：《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4），第1047页。
(54)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9页。
(55)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2页。
(56)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3页。
(57)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6页。
(58)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7页。
(59)梁启超：《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47页。
(60)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选集》，第352页。
(61)《章太炎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三卷，第34页。
(62)肖万源：《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和鬼神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63)《章太炎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二卷，第193页。
(64)《孙中山全集》（6），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5页。
(65)《孙中山全集》（6），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页。
(6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0页。
(67)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40～141页。
(68)《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1）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615页。
(69)叶晓青：《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70)严昌洪：《中国近代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7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皇朝经世文统编》卷90，台湾文海出版社。
(72)严昌洪：《中国近代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73)《申报》1880年3月30日。
(74)《申报》1890年7月31日。
(75)《申报》1891年4月22日。
(76)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1916.2（2）。
(77)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1923.9（1）。
(78)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79)朱有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上，第589页。
(80)［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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