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武不能屈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对于真正的君子而言，无论是利益诱惑，还是强权压迫，都不能使他们改变操守。为官一任，面对上级官员，只可尊敬，不可谄媚。慑于权力威压而屈从于人，对上级一味顺从，甚至不惜放弃对正义的坚守，这便是佞臣。相反，明辨是非黑白，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即使受到阻挠也要坚持去做，不畏谗言、不向权势屈膝，这便是坚毅君子，是受人爱戴的好官。

《家诫要言》曰：“功名之上，更有地步，义利关头，出奴入主，间不容发。”如果做人做事，只是为了功名利禄，便很容易为了金钱、权位而屈从于权贵，在义利抉择的关头放弃正义，贪图一己私利。真正的敬业，应当在功名之上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尽忠尽职。文臣以直谏维护政治清明，武将以死战捍卫家国安定，都是尽职尽责的表现。有了这样的信念，才使得无数先贤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不改初衷，做出了舍生取义的选择。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官传统，就是对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敬业精神最好的诠释。

周武王死后，成王继位。成王曾将桐叶剪成珪的形状，交给叔虞，说：“我用这个来为你分封土地。”史佚因此请求成王立叔虞。成王认为这是他与叔虞的戏言，不能当真。史佚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周成王将叔虞分封在唐地。史佚履行史官职责，如实记录天子言行，犯颜直谏，成为后代史官的表率。

春秋时，齐庄公名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专断朝政，飞扬跋扈。崔杼担心自己的弑君之罪被史官记录在史册上而留下千古骂名。于是他对齐太史伯说：“昏君庄公已经死了，你就写他是患病而亡。如果你按我说的意思写，我一定厚待于你，如若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太史伯看到崔杼手中拿着长剑，却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地拿起竹简，提笔而书。书罢，他将竹简递给崔杼。崔杼接过竹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死了太史伯。接着，崔杼又召来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对他说道：“你哥哥竟然不听我的命令，我已处决了他，今后由你来接任太史之职。你必须要在史书上写庄公是暴病而死的，否则，你会得到你哥哥一样的下场。”他指着太史伯的尸体，恶狠狠地说。出乎崔杼的意料，太史仲并没有屈从于他的威胁，仍旧延续兄长遗志，在书简上写下“夏五月，崔杼弑其君”。崔杼怒不可遏，又拔剑杀了太史仲。

崔杼仍不死心，又将太史伯的三弟太史叔召来，凶狠地对他说：“你的两个哥哥都已经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如果改变写法，还能有一条活路。”但太史叔仍旧平静地回答：“按照事实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与其失职，还不如死去。”太史叔也坚持在竹简上照直而书。崔杼被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又杀死了太史的三弟。就这样，崔杼杀死了太史兄弟三人。接下来，崔杼又令太史季补缺。太史季把竹简摊开来递给崔杼，崔杼一看，上面写的仍旧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叹息一声，终于知道威逼利诱并不能使史官改节易志，崔杼令太史季退下，没有杀死他。齐国的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皆被杀害，抱着写有“崔杼弑其君”的书简紧急赶来，要接替太史兄弟将崔杼的罪状载入史册，见太史季已经据实记载，才返回去。崔杼的恶行终于被真实地记录下来，为后世留下了确凿可信的历史资料。齐太史兄弟前赴后继，不惜身死也要坚持身为史官职责的敬业精神为后人代代传颂。

无独有偶，晋国史官董狐也因为“书法不隐”而被称为“良史”。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便将二人并提，认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皆体现了孟子所强调的浩然正气。《左传》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正卿赵盾为此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残害百姓。灵公派人刺杀赵盾没有成功，又在宴会上伏甲兵袭杀赵盾，仍旧未遂。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灵公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过。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赵盾你身为正卿，是国家重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我不讨伐就是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赵盾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赵盾权倾一时，却不能迫使董狐按照他的意愿来修改史书，这便是史官的气节。

孔子对董狐的行为大加赞扬，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遵从于礼义的修史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不顾在位者的威逼，坚持原则，很有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太史与晋董狐不计生死也要坚守史官责任的敬业精神，为后世正直史官所继承。孔子编撰《春秋》，首创“春秋笔法”，左丘明将其概括为“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也就是客观记录事实，不隐瞒、不歪曲。汉代史家司马迁同样坚持书写“信史”，班固曾将司马迁的修史精神概括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代代史官将秉笔直书视为毕生的使命，即使是面对最高统治者的威压，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严谨求实的史书，也留下了不畏强暴的高尚品格和尽责敬业的职业精神。

评说

《家诫要言》有云：“官长之前，止可将敬，不可逐膻。”意思是说，面对上级官长，只能够顺从恭敬，而不能逢迎追随他们的丑行。“逐膻”的原因大抵有两种，一是为了趋利，二是为了避害，趋利者为一己私利而损害公利，避害者为自我保全而放弃大义，他们不仅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也丢失了做人应有的骨气，应当为人所唾弃。《增广贤文》中说：“气骨清如秋水，纵家徒四壁，终傲王公。”面对权贵不谄媚逢迎，面对威压不变节改志，这就是气骨，所谓清廉自守，守的便是这一身气骨，傲然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