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中庸》有言：“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意思是说安于他平素所处的地位，做他所当做的事，而并不是企求本分外的事情。所谓敬业，归根结底便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医生救死扶伤，官员奉公执法，军人保家卫国。《增广贤文》中说：“但能守本分，终身无烦恼。”尽职敬业，是每一个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安身立命的最重要途径。能够在自己从事的事业中尽职责、守本分的人，可以在工作中看到自己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可以在事业中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和意义。他们因而可以活得磊落坦荡，不会因虚耗光阴而烦闷，不会因汲汲小利而苦恼。

1955年，郭沫若曾为李冰题词，写道：“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二千二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家，他致力于治水事业，在蜀地造都江堰，使蜀地人民免于水患，成为天府之国。都江堰遗惠至今，发挥灌溉作用已有两千年历史，造福的百姓不知凡几。李冰对于水利技术的深入钻研，以及为人民治水害的责任感都体现了他尽责敬业的高尚情怀，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战国时期，蜀地非涝即旱，有“泽国”、“赤盆”之称。人民世代与洪水做斗争，生活艰苦。秦惠文王九年，秦国吞并蜀国。秦惠文王为解决蜀地水害而派精通治水的李冰任蜀守。

李冰到蜀郡后，亲眼看到当地水患的严重。发源于岷山的岷江上游山高水急，到灌县附近，进入平原，水势浩大，往往冲决堤岸，造成洪水。而灌县城西南面，又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常造成东旱西涝的情况。李冰到任不久，便开始着手进行治水工作。

李冰和他的儿子二郎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详细地了解蜀地的水文情况，制定了治理岷江的规划方案。李冰认为原有的引水渠取道并不合理，不能起到缓和水害的作用，因而废除了原有的引水口，将引水口上移至灌县玉垒山处，从而保证了引水渠道的通畅。在此基础上，李冰又修筑了后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这是一个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及渠道网所组成的大型水利工程。

当时修筑分水堰，都是采用江心抛石的方式，但岷江水流湍急，这种方法无法实施。李冰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困难而停止治水，相反他另辟蹊径，让竹工编成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装满鹅卵石，然后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终于筑成了大堤。这一方式就地取材，无论施工还是维修都很简便。装有鹅卵石的竹笼层层累筑，既可免除堤埂断裂，又可利用卵石间空隙减少洪水的直接压力，非常坚固，将决堤的危险降到了最低。

分水大堤前端开头犹如鱼头，所以取名叫“鱼嘴”，它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两部分，西边是外江，是岷江的主支，可用于航运，东边是内江，是灌溉渠系的主干，是灌溉用水的来源。岷江的分流起到了很好的分洪效果，分水堰两侧垒砌大卵石护堤，内江一侧的叫内金刚堤，外江一侧叫外金刚堤，也称“金堤”。分水堰建成以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有水旱灾了。这是李冰兴建都江堰的又一伟大创举。

内江渠首就是宝瓶口，流经宝瓶口的内江水又分为许多渠道，形成四通八达的灌溉网，灌溉了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后来，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飞沙堰也是用装有鹅卵石的竹笼堆筑，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水流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这样的做法保证了内江水量的问题。同时，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有效地冲走了宝瓶口前后的泥沙沉积，防止了河道淤塞。

李冰还在宝瓶口设立了最早的水位观测标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三个石人便起到了测量水位的作用。李冰还将石犀埋在内江中，作为岁修时候淘挖泥沙的深度标准。并规定了“深淘滩，低作堰”的修堰原则。所谓“深淘滩”，就是说淘挖淤积在江底的泥沙要深些，以免内江水量过小，不敷灌溉用；而“低作堰”则是说飞沙堰堰顶不可修筑太高，以免洪水季节泄洪不畅，危害成都平原。后人把这六字诀刻在内江东岸的二王庙石壁上，作为纪念。

都江堰的修成，不仅解决了岷江泛滥成灾的问题，而且从内江分流的水还可以灌溉十几个县，灌溉面积达三百多万亩。成都平原由此成为了沃野千里的富庶之地。

李冰长期埋头于水利工作，苦心钻研，终于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骄人的成就。面对自己的工作，李冰并不是为了俸禄而消极应付、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相反，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充满了革新精神，他不仅仅完成了工作，更在工作之中创造新技术、新方式，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有利于人民的巨大贡献，在有限的生命中达成了超越时间的伟大成就。所谓“守本分”，并不是每日为了保住饭碗而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不得不做的工作，而是在本职工作中投注真正的热情，不应付、不糊弄，努力做到最好，只有这样，工作才不会是日复一日的无聊重复，而会变成充满乐趣、不断创造新价值的旅程。

宋代名臣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中记述了这样一段往事：欧阳修父亲早亡，由母亲抚养长大，但父亲为官时的作风却通过母亲之口传承下来，对欧阳修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母亲对欧阳修说：“你的父亲做官的时候，曾经在夜里秉烛看案卷，多次停下来叹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一个判死罪的案子，我想为他找一条生路却做不到。’我说：‘可以找到生路吗？’他说：‘如果为他寻求生路却没能找到，那么死囚和我就都没有遗憾了，更何况是寻找生路而终于可以找到呢？正因为有得到赦免的例子，所以我才明白，草率地判处死刑是很容易造成冤案的，就算反复思索是否可以为死囚找到生路，也有可能会出现错杀的情况，更何况世上的官员常常想置犯人于死地呢？’”

给犯人定下死罪，并不会对欧阳修父亲的官绩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但他仍要对每一个案子反复思索，以求不出现犯人枉死的情况。欧阳修的父亲坚持这样做，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出于对自己的工作的责任感和深切的爱民之心。欧阳修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之下长大，最终成为忧国忧民的一代名臣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

评说

古语说：“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读书还是做官，都不应该单纯为了科第、身家这样的目的，在养家糊口和争取事业成功之外，也应该有着更加崇高的目的，钻研学术便要“为往圣继绝学”，为官从政便要为苍生计、为天下计，只有这样才会获得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进取的真正动力，这才是真正的敬业精神。《颜氏家训》中说：“能守一职，便无愧耳。”没有人可以在所有方面都有所成就，如果可以充满热情地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所进益，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便可以无愧于己，无愧于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