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孔子、孟子论“义”
孔子认为，君子心存天理，知道应当怎样做才合宜，不合宜的，决然不做。小人心存利益，只知道怎样做对他自己有利，为着他的私利，不该做的他也去做。这就是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大致含义。
孔子对待义与不义的态度，有一段名言。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七）认为只要有粗菜淡饭可以充饥，喝喝白开水，弯臂当枕头，酣睡一觉，人生的快乐也就在其中！如果能够得到富贵却不合于义，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天边的浮云，转眼间就会消失。
孔子还认为，君子应见义而为，否则便是没有勇气的人。《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认为小人玩弄小聪明而不明大义。《论语·卫灵公》云：“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这是说，这班小人，整天聚在一块，说的话都达不到义的标准，专好卖弄小聪明，这种人难以救药。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这是说那些小人，不修德，不讲学，听到义举也不能跟从，不好的地方，也不能改正，这才是他的忧虑。
孔子认为，礼义信，与统治者的示范作用是分不开的。如果在上者重义，则民众没有不听从的。《论语·子路》中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所以孔子对子产大加赞扬，子产在郑国，恭敬做人。以恩惠养护百姓，适当使用民力。《论语·公冶长》云：“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死后，孔子流着眼泪说：“这是古人遗留焉的恩爱啊！”（原文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礼记》中载孔子的话说：“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耕，粢盛
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意思是说，君子所称道的义，是指人不分贵贱，在世上都有其一份职事可做。天子亲自耕种，盛好谷物，献上香酒以侍奉上帝，所以，诸侯勤勉辅佐侍奉天子。 粢盛（zī chéng）：古代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
：黑黍。
鬯（jù chàng）：古代以黑黍酿造的酒，和以郁金香草则称为郁鬯，不用郁金香草调和则称为
鬯，用于祭祀、降神及赏赐有功的诸侯。
孟子进一步阐释“义”。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依义之所在而决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为了义的实现，则言可以不信，行可以不果。
人有浩然之气，其气来自义之所在。有一次，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自己的浩然之气。”公孙丑接过话茬又问道：“我再斗胆问一句，什么叫做浩然之气?”孟子说：“正气作为一种气，是最伟大、最刚劲的，如果用直道去培养而不伤害它的话，它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它作为一种正气，在性能上必须与正义、道理紧密配合，否则，就要显得软弱乏力。这是由于一个人平日行事，事事合于义与理，日积月累，然后自然产生出来。只要你行为中有一件事自己心里感到欠缺时，那你就没有了底气。所以气是义集中在一起而产生的，而不是偷袭义而有的”。这段原文见《孟子·公孙丑上》，其中云：“其气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并在同一章节中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心知羞耻，是义的开端。
有人问孟子，“怎样才是志向高尚？”孟子说：“不过是坚持仁与义而已。凡是杀一个无罪的人，便是不仁；凡是不应属于他的财物却取用了，便是不义。”这段原文见《孟子·尽心章句上》。
在生与义的抉择面前，选择的应是义。他用比喻讲过生命与大义的取舍：“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鱼是我想要的东西，熊掌也是我想要的东西，要是两者不能同时得到，我就宁愿不要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要是两者不能同时得到，我就宁可牺牲生命而取得义。
孟子主张“义以为上”，“以义统利”，“先义后利”。“义”是合理的适当的，引申而言之为“大义”，指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利”是指个人利益。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这是一种植根于社会文化的群体精神，进而扩展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
孟子为世风日下而悲叹：有的人，舍弃人所必经的大道而不走，放失人的良心而不知道找回！“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章句上》）
西汉司马迁对于义也有他的见解，认为做事要有主见，不随便附和别人。为追求正义，而不取悦于人：“行不苟合，义不取容。”（《史记·朱建列传》）所以司马迁刚直不阿，决不迎合皇帝，竟然遭宫刑之辱，终能秉笔直书，自铸伟辞，写成千秋名著《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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