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科学化与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

1.知识科学化与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经学一直是封建文化的主体。所谓“经”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统称，它是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经典”。儒家经典在封建社会中长期传播，崇奉勿替，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儒家“经典”加以阐发和议论，形成“经学”。“唯经”是从，“唯上”是听，是封建时代历久不变的思想准则。这一经学体系随着近代文化的变革逐渐式微，但真正的终结是由于近代科学的传播以及由此形成了现代认知体系后完成的。

近代科学的发展推动现代知识体系形成并由此取代经学体系的过程，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洋务运动时期，最早出现大批科技书籍的翻译介绍、科技知识的传播、科学教育的开展，到戊戌时期科学方法的引进特别是进化论的传播并渗透进各个领域，成为人们认识和分析事物的一个新的范式。而这一阶段的教育体制更是变化急剧的一个领域。从1860年代起，洋务派办起了方言馆、译学馆、船政学堂，到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近代教育的完整体系，从此新式学校大规模建立；1905年废除科举更是与传统教育体制彻底决裂的大举动。西学科技的知识体系开始初步确立。

第二阶段是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科举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是中国旧的文化教育体系受到的第一次重大的冲击；而1912年民国的建立，旧的封建制度被废除，从制度上为新的知识体系的确立扫清的障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文化变革更深入的开展，科学研究的初步开始并渗透进社会，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权威开始确立，为科学的知识体系的最终确立打下了基础。陈独秀因而断言：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必以科学为正轨”。胡适也惊呼：“那光焰万丈的科学”，正是“再造文明”的利器。由此最终形成了科学文化取代封建伦理文化的态势。然而，毕竟科学研究还未真正开始，科学的发展还仅仅存在于上层思想界的观念之中。

第三阶段：即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现代知识体系这一新的认知体系确立的过程才最终完成。

关于1922年新学制对中国新知识体系形成的影响，已有学者做过研究。李华兴、陈祖怀就曾指出：“各级各类学校知识体系和课程标准的认定与范围，和学制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在近代“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原有的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即形而下的识字、计数与文史知识的传授，形而上的“修齐治平”功夫。其教育目的在于人伦道德的教化。而到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其伴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逐渐渗入中国的学校教育，并随着中国对西方文化采撷力的加大而日趋扩张。直至1922年新学制的颁行，开始采用美式“六、三、三、四”学制划分学校阶段，中等教育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大学则取消预科，集中精力进行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这更使中国传统教育知识体系的主干被斩绝。语文课中保留的些许文史诗词篇章，也只是作为读书写作的工具训练而存在。这样，一个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完全不同的、以驾驭自然力为归旨的充分外向的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在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及课程标准中，完全占了主干地位。”⁽¹⁾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在学校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中占主导地位，这仍只是事物的一方面，这种处于纸面上的一种知识要求并不能说明现代知识体系已在中国完全形成，我们还必须考察当时的具体实践。而在实践中，五四以后大批归国留学生在中国教育和科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他们更为直接地给中国带来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的信仰体系、新的指导原则和新的知识结构，开始在实践中产生重要影响。这样多重因素的组合促成了历史的转换。

从此，许多教育家强烈地信仰科学的功效，并且迫切地寻求运用科学和科学方法来解救中国，这更导致不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而且在人文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中，都开始贯穿一种科学的认知体系。一位教育家王风喈教授表达了20年代中国颇为流行的态度，他说：

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民族习惯被破坏了，新的教育——根据科学的教育——已经开始……我们必须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过模仿得来，必须从思考与实践中得来。西洋教育不能整个的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自20年代开始，“科学”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新的知识体系建立的最坚固的基础，并且成了人们的认知体系。从此，人们开始不仅运用进化论，而且运用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各种现代型知识样式来论证现实世界。

对于科学的知识体系的形成，我们还可以透过当时人们的叙事和阐释思想与观点的方式得以进一步说明，而这其中，“科玄论战”正是其中的典型表现。参与“科玄论战”的双方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典型的两股思潮。卷入这场论战的数十位学界名流，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的叙事和阐释思想的方式都无不在证明着以“科学”为标识的这一现代知识样式，而且这种现代知识样式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最主要的精神凭藉。

就科学派而言，科学派领袖胡适那著名的一连串似乎不容置疑的语句——“根据……知识，叫人知道……”，尤其能说明问题。胡适在描绘新人生观的轮廓时是这样将其建立在新的科学知识体系之上的。在这十段格言式的文字中，起首皆是那些令人敬畏的学科名称，从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到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一直到人类学及社会学。毫无疑问，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新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已成为胡适等构建新学说新思想的知识学基础。

而从玄学派头目张君劢的话语里，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科学”的伟力。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说‘科学派’集中辩护了知识样式转型的合理性以及价值归趋，那么张君劢一方为此所进行的批判性省视，则从负面论证了这一知识样式所具有的影响力。”⁽³⁾在张君劢的论式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思想资源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也需要经由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和经验予以论证的。因此，他努力在新兴学科中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证资源，比如他在论战中虽然力辩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但他在论证中竟与其论敌丁文江一样，把W·斯坦利·杰方思（W.Stanle y Jevons）的《科学的原则》一书作为理解科学方法的权威来引证。⁽⁴⁾张君劢在由科学建构的现代型知识样式中，寻找合法性知识论证资源最突出的是倾力辨析所谓精神科学与物质科学的分别时，沿袭了新康德主义对学科所做的划分。

以上两个不同的思想流派却有着几乎共同的基于科学知识的叙事方式，其内在意蕴象征着：现代中国论证现实世界的知识学基础，已经渐次脱离中国传统的经学思想传统，而转换为以近代科学为代表的现代型知识，这标志着传统经学体系的终结和现代知识体系的正式形成，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总体而言，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冲破了以往所谓“华夷之辨”及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旧观念，而且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旧道德旧伦理；不仅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被作为一种新文化价值系统和信仰权威被接受，从而冲破了儒家经学体系；而且在此后科学又被作为知识层面上的“真”被接受，从而确立了现代知识体系。随着科技本土化、科技社会化的发展，科技学术界的成长以及科学向社会内部的渗透，科学观念开始深入人心。陈独秀曾说，原来“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权威；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⁵⁾如今这种观念已大为改变。早在20年代初，胡适就已注意到：“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⁶⁾到30年代，可以说，科学的境况更为改观。当时的一位学者伍启元曾说：“科学虽是受过一度的反对，但现在已深深的走入中国所有的青年的脑海中”，所以，“科学在中国可算成功了。”⁽⁷⁾正是这种科学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确立，社会观念完成了一次重大转换，从而向社会现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知识的科学化过程，也可以说是科学在知识领域建立权威的过程，科学与非科学的分野成了知识划界的标准。中国科学社的核心人物任鸿隽曾在《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一文中就指出：“科学为正确知识之源。”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成为科学派主将的丁文江，后来进而对知识问题作了这样的阐释：

知识问题也要下几句注解。我说以“科学知识为向导”，其实科学二字是可省的，因为我相信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的。⁽⁸⁾

这说明科学已经构成了知识的唯一形态。各类知识都表现出对科学化的追求。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曾对历史学作了如下解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⁹⁾也即要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人文学科（历史学）的工具，以致他后来提出了如下的要求：“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¹⁰⁾这无疑较为典型地表现了科学在各知识领域的普遍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