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学术范式的再度转化

3.中国近代学术范式的再度转化

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学术嬗变，是近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又一重要结果，这不仅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的学术史问题，也是我们研究科技引发的思想变迁所必须要说明的重要问题。中国学术因为科学主义的传入而实现了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而科学主义更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提供了新的学术规范，并且在实际的发展中，始终处在主导与主流的地位。中国学术的这一转型过程，可以说是从原来的经学范式经由20世纪初完成了向进化论范式转化后，到20年代又完成了向唯物史观范式的再度转换。

19世纪最后30年，西方科学文化尤其是进化论学说的传播，为先进的中国人带来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第一次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学术范式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以经学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和学术范式，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所谓“经”，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统称，它是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经典”。经学是学术之根本。在经学家看来，所谓六经者，圣人代天地言道之书也。六经未作，道在天地；六经既作，道在六经。经学通过“道在天地”向“道在六经”的转换，不但确立了“经”的地位，从而结束了先秦子学时代，而且把学术本体由自然转向经籍，整个学术也只剩下通经一项，如此延续几千年未变。两千多年的“经学”，就其阐释和议论的不同形式形成不同的学派，而对儒家经籍的不同统绪，而形成“今文”和“古文”，今文经，是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古文经，是指秦以前用古文写成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通经也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强调圣人之言的微言大义，强调危微精一的体悟；一种是强调圣人之言的原旨原教，强调一字一义的考据，由此形成经学史上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之分，同时，产生了正统与异端的论争。但尽管如此，它们仅仅是一种方法上的对立，在经学的基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即在学术范式上是一样的，那就是把“经”当作“学”的唯一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唯一的学术本体。其特征有二：一是“唯经”，就是引经据典，本本是从，只允许把《四书》《五经》圣经贤传死记硬背，照本宣读，如果需要讲解，也只允许谈个人对经书的体会，非根据经书立论不可，绝不能发表与经典不同的意见。二是“唯上”，就是皇帝怎么讲就怎么阐释。“唯经”是从，“唯上”是听，封建主义的经学，名为研究，实为注疏，而且越来越繁琐。到清代，考据学成为经学正统，也成为经学的最后形式。清代考据学以“实”为标榜，形成“实”的范畴，但此“实”之精髓在于回归经典，所谓实事实功、实习实行、实证实事。正如著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慈曾指出，考据学所谈的事实，“并不是弗朗西斯·培根感兴趣的事实，而是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史实。”⁽¹⁵⁾也即与西方近代科学从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心与物二分对立中发展而来的知识及学术有着根本的区别。

19世纪后期，随着中国学者对西学从零散到综合、从局部上升到整体、从表层进入深层的认识之后，传统经学范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考据学迅速衰落，而在西学传播中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则成为中国学者重构现代学术体系的起点。西学提供了人们最常用的知识和技艺；展现了一个独立的客观世界，并表明了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同时还提供了一套系统的科学实验方法。这就构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的变革意义，它要求中国学术必须走出经学范式，由对文献史实的研究转向对自然、宇宙、社会及人生的研究。可见，科学观的确立，直接促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范式革命，而进化论思想正是在这一科学观念传播之中，被当作自然、宇宙的终极真理，当作社会、人生的根本之道而为知识界广泛接受。进化论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经学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进化、发展的直线取代了经学循环往复的圆圈。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个规范。而作为中国学术前沿和显学的历史学自然成了这一范式革命中首当其冲的学科，也成为这一范式革命成功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将进化论引进史学重新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自然成了这一学术范式革命进而完成近代整个思想变革的重要体现。而这其中，梁启超是重要的代表。

作为一位与时共进的思想家和社会变革者，又是“影响最为广泛的史林泰斗，”⁽¹⁶⁾梁启超在对历史发规律探索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对历史进化论的揭示。早在19世纪末，梁启超就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进化论学说。到20世纪初，他就把进化论引入历史领域，对中国封建史学从历史观到研究方法，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刷新了对历史的认识，提出了历史存在发展规律的观点。他在《新史学》中为历史规定了三大“界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还进一步指出：“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¹⁷⁾可见，他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而历史哲学之任务即在于探求“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

我们知道，有着2000余年封建历史传统的中国直到20世纪初之前，史学一直是在“陈陈相因”的“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历史不变论（董仲舒）和“一治一乱，治乱相嬗”说（孟轲）、“五德经始”说（邹衍）、“元会运世”说（邵雍）等等历史循环论的束缚之下。而梁启超把西方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提出建立历史哲学的任务，以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对历史认识的高度，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史学而言，进而对于整个学术范式而言，都无疑是一场革命。

梁启超还对历史因果律进行了集中揭示。梁启超认为历史事件是相互制约的，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民族之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他认为“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连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¹⁸⁾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例举了大量史例，尤其指出中国历史上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之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由此认为，中国与西方地域相隔遥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之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盖可推矣”。这正证明人类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如牵发而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落”。

“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¹⁹⁾因此，“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²⁰⁾梁启超坚信：“不谈因果，而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的目的消失”。这种对历史因果律的探索，实际上也就是对“历史运动”规律的探索，无疑对学界颇具启发意义。

进化论成为中国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前后中国学术的主导性范式。可以说，进化的观念明显地渗透到了此时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之中。除了梁启超创立的新史学外，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以及白话文运动，甚至是胡适的哲学史研究和顾颉刚的古史辨等都强烈地受到进化观念的影响。

然而，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学术从进化论范式向历史唯物论范式过渡，并最终取代了进化论范式，从而完成了中国学术范式的又一次重大转换。对此，目前学术界已开始注意到这一转向，并且有一些研究。但是，对于这一转换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等等问题则少有人研究。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中西文化冲突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在科学主义的统一旗帜下的逻辑演进的必然。

首先，从西方文化危机及中西文化冲突来看，空前野蛮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近代文化即资产阶级形态的文化带进了一片悲凉颓败之中，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惨重破坏所形成的危机阴影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这种“西方文化危机已挟西方文化而俱来”⁽²¹⁾的状况也骤然震撼了正在倡行西方文化的中国思想界。1920年，欧游回国的梁启超立即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其随行者张君劢也作了《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东方杂志》等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种种现象；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对此有较系统的介绍和阐述。⁽²²⁾西方上层思想界纷纷表现出悲观主义、怀古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大战时期完成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轰动一时；著名科学哲学家罗素也承认：“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他来中国讲学，告诫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人民谋幸福，决计不要“一味效法西方。”⁽²³⁾欧洲大战引起的西方文化危机严重地震撼了中国的思想界，促使他们的思想观念由此经历着急速的变动。而这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进行深刻的反思。达尔文生物进化原理原本是中国启蒙思想家学习西方、寻求富强的理论依据，如今大战的灾难使他们感到正是“自十九世纪物竞天择之说兴，而利己主义、重金主义、强权主义、军国主义相继迭起。”⁽²⁴⁾因之，“强凌弱，众暴寡，遂成今日之世界焉。”认为“此次惨无人理的欧洲大战”全由此产生。甚至开始“反对竞争论，而思以互助主义代之。”⁽²⁵⁾大战所带来的震撼力推动着中国思想界必须更进一步地思考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它表明仅仅用进化论作为社会学术研究的范式之基础已不成立，这为唯物史观的确立提供了一种历史指向和内在导向。

与此同时，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又是在科学主义的统一旗帜下的逻辑演进。自从戊戌变法前后，本来属于具体科学知识范围的进化论，被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救亡工具后，上升为具有宇宙社会普遍规律意义的世界观，进化论学术范式由此形成。但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当人们认识到民主和科学是社会进化的两大动力时，进化论的局限性就开始表现出来，特别是当它对人类社会规律和人的精神现象作出充满辩证智慧的阐释时，更显出进化论直接把自然规律搬用到社会人文领域的机械局限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家们看来，民主和科学是社会进化的两大动力，由此超越了以前进化论仅仅将民主和科学作为中国社会进化的目标的看法。这个转换意味着讨论的重心的不同以及对民主和科学的内涵的认识的不同。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社会进化动力的科学和民主的内涵有了重要的变化：科学不再只是指外在的器物工艺和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指内在的科学精神；民主不只是指外在的社会制度和国体政体，更主要的是指内在的个性自由的觉悟。这也就意味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科学和民主成了对主体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世界观。而当科学和民主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被作为整体而升华为普遍准则而达到高潮时，也就意味着蕴含于科学之内的进化论自身正在从社会普遍规律还原为具体生物科学知识了。

陈卫平先生曾研究五四时期的进化论时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主要方面是伦理道德，因而要求用适合现代生活的新道德反对同现代生活不相容的旧道德。而尽管新文化运动以进化论来论证“道德革命”，但在理论上却大大地超越了以前的梁启超，就是注意到“道德革命”的经济原因。陈独秀说：“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成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根本也。”这就突出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在探索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时，人们更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进步性。李大钊就指出：如果“以历史行程的价值”即对历史的发展是否予以肯定为标准，那么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一致的，都是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相对立的“进步的历史观”；但如果“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唯物史观则更胜一筹，因为它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物质’，归于‘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以其内部促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而且，他还进一步肯定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一个知识的发现，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现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陈独秀同样继承并发展了进化论，并向唯物史观转化。他说：“唯物史观固然含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他的要求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²⁶⁾

由此可见，在解释人类历史进化的规律时，唯物史观显然比进化论更科学。唯物史观从人类社会自身的生产力发展来解释社会进化的原因，提出有别于生物进化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比进化论更具有说服力。可以说，李大钊、陈独秀都是把历史唯物论当作新的真理和科学来向学术界传播的。因此，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是在科学主义旗帜下逻辑演进的结果。历史唯物论以经济基础为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在方法论上提出了辩证逻辑，并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继中国近代学术范式自戊戌以来由经学范式向进化论范式转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转换，而且是一次革命性的转换，以致影响到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它在30年代诸如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现代化问题、民族化与大众化等等问题的讨论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