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才的集聚与自然科学界的大团结

2.科学人才的集聚与自然科学界的大团结

集聚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科学重建，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性任务。这不仅是科学界人士的共同认识，而且是新中国领袖们极其关注的话题。1949年6月19日，朱德在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成立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的团结”。他说“中国现有的科学家，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从各国回来的都有，包罗各方面的人才，我们希望今后不论是哪一方面的人才或从哪国回来的，都要团结一起，互相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¹⁷⁾叶剑英在全国科代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也作了《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的讲话，他指出：“精诚团结，对于我们今天，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常说：团结战胜一切。人们也唱：团结就是力量。如果科学家们，要战胜科学上一切的困难，只有团结；要发挥科学上的力量，也只有团结。团结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就要通力合作。每一个科学家，都是继承前代科学家的遗产。每一种科学成果，决不是某一个科学家单独创造的。”他还具体的指出：“老年科学家与青年科学家，这一门科学家与那一门科学家，乃至本国科学家与世界科学家，都在实际工作中，互相联系着，互相作用着的。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也没有孤立的科学家。”⁽¹⁸⁾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更是作了《建设与团结》的讲话，指出“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指出：“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尊重，目的是要打倒共同的敌人。”“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¹⁹⁾

团结合作，更是科学界的核心主题和内心的呼唤，并且在中央的领导下付诸了实践。1949年5月14日，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第一次预备会议举行。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及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4个科学团体发起，邀请国内理、工、农、医各界知名人士及各地区的有关机关和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委员会。1949年7月13日中华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正式会议举行。到会的除285名筹委中的205名外，还有政府首长、各民主党派代表及各界认识连同新闻记者、来宾共近百人。吴玉章致开幕词说：“现在科学工作者最急迫地要做些什么呢？首先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从前科学工作者是很不团结的，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排除异己，把一切利权送与美帝国主义，使民族资本受到致命的打击，主张正义的人几不能生存。在此环境之下，自然难于团结；主观的原因，则科学界的人有各种派系的斗争，个人利益的冲突等等，尤其是思想不一致，没有奋斗的正确目标。因此不能团结。现在客观的障碍已经去掉，政权已经是我们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我们就可能在这个新环境下把我们科学工作者团结在共同目标之下，共同奋斗。”⁽²⁰⁾这次会议在党的领导下，吹响了全国科学工作者走向大团结的号角。与会代表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致电说：“这种会议的性质是空前的未有的会议，我们的心情也是从未有过的心情。从前的科学工作是那么散漫，狭隘，甚至流入空虚。今天我们面前却呈现了团结和一切有利的工作条件。英勇智慧的广大人民要求着科学，科学从此才能在中国的土地里生根。”⁽²¹⁾

1950年8月18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开幕。会议历时7天，始终围绕着“团结、联合”的基调。会议通过讨论《共同纲领》和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明确了科学工作者要为人民、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明确了科学研究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处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上要遵从“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方针；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或“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科普”）等。这次会议是中国科学界的一次盛会，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界大团结的一个标志。特别是“科联”和“科普”两个全国性组织成立后，原有的综合性的但是分散的全国组织接连自动解散，这标志着科学团体的大联合，也标志着科学界的大团结。正如粱希在会议闭幕词中所说：“经过这次会议，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一定会更亲密地团结起来，更坚强地组织起来，更活跃地工作起来。这就是符合于人民的要求、并为人民所热烈拥护的一件大事。”⁽²²⁾

在全国“科联”与“科普”成立过程中，一些原有的全国的综合性科学组织表现出了极大的牺牲精神，也表明了团结是当时中国科学界的愿望和大势所趋。最突出的是在中国科学史上与民主运动中有过相当贡献的两个团体——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华自然科学社——认为它们自己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决定结束自己的组织，溶入新成立的“科联”与“科普”，以求全国自然科学界更彻底的团结。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也决定将自己辛辛苦苦维持了32年未曾脱期的中国最古老的科学刊物《科学》，贡献出来，让“科联”来办，以资统一领导。科联常委会经慎重考虑，决定将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与中华自然科学社出版的《科学世界》合在一起，定名为《自然科学》月刊。从此，科学界更为团结，力量更为集中，刊物内容也更为丰富。

“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在集聚科学人才，促进自然科学界大团结，进而推动科学事业发展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全国科联”的性质是各个专门学会的联合组织，主要任务是协助学会加强与科学院各研究机构及有关业务部门的联系；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并协助各学会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对已成立的学会指导他们通过学术活动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对尚在筹备的学会，推动其工作，使之逐步正式成立；统一负责各专门学会有关国际科学文化交流的工作。在“科联”的组织推动下，各种学术团体在短短几年内共召开全国学术会议100多次，学会创办的各种学术刊物70多种，并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团体建立了各种合作与协作交流的联系。“全国科普”的方针任务，经中央研究确定为：为配合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根据科学技术工作者目前分布情况，目前着重在大城市开展工作，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对象，进行科学技术宣传；动员科学技术界参加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有计划地供应宣传资料；整顿各级组织，并在整顿的基础上适当发展分支组织。在科学技术普及上，“科普”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活动非常活跃，开展了各种普及讲演、展览和放映科技电影幻灯等活动。

新中国建立初期，两个团体在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全国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由19个发展到42个。“科联”在地方上建立了35个分会，758个学会分会，会员9.2万人；科普协会至1956年底，全国建立了除西藏之外的27个分会，县市的支会达到1075个，会员工作组达到9865个，会员发展到21.5万人。⁽²³⁾两个团体都成为团结科学家的重要桥梁。

新旧体制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科学家的团结和联合不仅仅只是在机构上体现，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统一和心的凝聚。对此，党中央在建国初期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科学家，为科学家展示才华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证。如1952年1月11日，李富春在给薄一波并转毛主席的《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的情况报告》中指出：在科学院，“首先是确定对科学人才必须保护不伤的原则，已检讨者如不能过关，则帮助其过关，未检讨者（如所长）不必点名要其检讨。关于住房、汽车、暖气等问题，首先在党团员中说明这是政府批准的，不是浪费，更不是贪污。然后，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以解脱李四光、吴有训、华罗庚等的包袱。其次，决定科学院进行‘三反’运动的方针需与科学院的具体情况结合。……在科学家中主要的是启发思想，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弄清事实而不追究责任，用事实教育大家，使大家有所警惕与改正，不追究个人责任，不检讨个人生活。”⁽²⁴⁾这一政策保证了科学界思想的稳定，也推动了科学家树立专心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信念和信心。

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是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批示”指出：“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因此，“党必须关心科学研究工作，从各个方面为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创立有利的条件。”而“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²⁵⁾

“批示”详细地阐述了对待科学家的政策方针。指出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必须重视和尊敬他们，必须争取和团结一切科学界为人民服务。即使是对于少数历史上有过反革命活动的科学家，也应当争取并适当地加以使用。中央的这一态度是符合当时要求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批示”进而判断指出，经过4年多的努力，我国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在科学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绩，贡献给国家。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发挥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的积极性，关心和帮助他们的研究工作，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安排顺利的条件。为此，中央要求：必须合理使用他们以发挥其专长，必须使他们有可能集中精力和时间于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解决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缺乏必要的设备、经费和助手的困难和其他困难；要让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培养出学生来，把他们的专长传授给下一代。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于科学研究工作，还必须关心他们的生活，免除他们对家庭生活困难的顾虑。在科学上确有贡献的科学家在思想作风上仍然不免带有浓厚的旧社会的影响，只要不是做反革命活动，就不要对他们求全责备。不能像要求一般政治工作干部一样要求科学家，更不应因此而鄙弃和歧视他们。针对某些地方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科学家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得不到保证的状况，中央在“批示”中更是明确指出：“这种状况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坚决予以改变。”⁽²⁶⁾

中共中央以上这些对于科学家的正确的政策，对于凝聚科学家的人心，使其更好地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建国初期所形成的自然科学界大团结大联合上，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那些为新中国成立所鼓舞、为建国初科学发展的大好形势以及党中央正确政策所吸引的海外归国科学家和留学生。据统计，截止1950年8月30日，在国外留学生有5541人，其中留学美国的3500人，在日本有1200人，在英国的有443人，他们大部分是1946—1948年间出国的，其中大部分人在各学科领域学有所成，成为有关学科的专家。⁽²⁷⁾新中国对这些海外科学家和留学人员非常重视。1949年12月1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政务院人事局、文化教育委员会、全国学联等17个单位组成，统一领导留学生回国事宜。由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任委员会主任。1950年1月27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也向海外各科协分会发出号召：“新中国诞生后各种建设已逐步展开，每方面都迫切的需要人才，诸学友有专长，思想进步，政府方面亟盼能火速回国，参加工作。”⁽²⁸⁾经过多方努力，自1950至1953年约有2000名留学生回到祖国，其中有大批一流的科学家，如物理学家钱学森、赵忠尧、杨澄中、程开甲、黄昆、谢希德、葛庭燧、邓稼先；化学家傅鹰、唐敖庆、徐光宪、涂光炻、严东生；生物学家曹天钦、鲍文奎、丘式邦、蒲蛰龙；数学家华罗庚、吴文俊；化工专家侯祥麟；地质学家李四光；冶金专家李董、叶渚沛、张沛森、柯俊；工程热物理专家史绍熙；气象专家叶笃正；铁路电气化专家曹建猷等等。回归热潮从1949年持续到1957年春，人数在3000人左右，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在外留学生、学者总数的50%以上。这些归国科学家和留学生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成为我国尖端科技领域和薄弱空白学科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