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以变应变

　　在时势变化时，你不能跟不上“节拍”，应当以变应变，寻找出路，不然你会处于被动地位。要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适应现实。

　　审时度势，顺势而变是我们学会学习、学以致用的一种重要表现。我们以曾国藩为例，虽然他并不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但从他的一生“三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大事者以变应变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含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更大的成功。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辞赋，即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反映了他深谙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深入研讨。又由于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点，他在理学素养上更是有了巨大的飞跃。他不仅对理学正纲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了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返回故里，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湘军。在对待起义军和管理湘军的问题上，他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的极力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是行不通的。

　　他在1852年2月《与魁联》的信中解释说：“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10天之内已处斩了5个人。世风不厚之后，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恶人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长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哪怕只能起一丁点儿的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在为官方面，恪守的却是“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以适应不同的情况。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曾国藩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不朽”人物之一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我们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能发现其中各有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慨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

　　由此可见，正是曾国藩一生“三变”才成全了他的大业！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之所以求变，是因为他深谋远虑和老练成熟。一个人的事业越大，所遭遇的人与人的种种冲突就会越大，一个人如果没有和人打交道的高超技巧，没有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周全的头脑和灵活应变的手段，就根本无法驾驭大的局面，将很难成大事。

　　从阅历中提炼社会经验，恰恰是我们年轻人最缺少的东西。一个人能看清自己的现状，心态就会平衡许多，就能以一种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和认识这个世界，并且相应的调整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