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的晚年

伽利略的晚年

1633年6月30日，伽利略获释，交由与他有师生情谊的锡耶纳(Siena)大主教皮卡勒米尼(Ascanio Piccolomini)监管。虽然有严格指示——伽利略不得与人接触，但家里却照常高朋满座。不久，两个人便在新的科学研究上忙个不停。

1633年12月，教皇恩准伽利略返回佛罗伦萨，而毋需入狱，并可在阿塞特里的小农庄里逗留。乌尔班也遵守他的诺言，让这位老人“少吃苦头”;同时，他们在以往欢聚的日子所特许的津贴也照旧发给。虽然他的余生被幽禁，但伽利略还庆幸自己能安居家中，且有爱女维吉妮亚(谢莱斯蒂修女)常侍在侧。伽利略在罗马的那段日子，幸有这个女儿以书信不停地慰问支持，现在又全靠她亲自照料和陪伴，可是她却在1634年4月离世，这诚然是对这位老科学家的一个沉重打击。

新添的孤愁并没把这老人压倒，他又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既然不准谈论哥白尼，伽利略就专心研究运动学和应用机械学。这些科目让他删去许多已奠定的观点，并显示出数学推理的巨大威力。倘若禁令一旦被宣告无效又或者被人遗忘，这些材料便可作为证明行星运动的根据。那时，伽利略心中计划已久、渴望完成的书，成为他对新科学的一项重大贡献。虽然这位老人已69岁，且刚从多年的论战和宗教法庭审讯中引退下来，但他所订下的计划，着实令人惊叹。

伽利略的这部巨著，即《两项新科学的论述和数学证明》(Discorsie dimostrazioni matematiche intorno a due nuove scienze)，堪称一部科学散文杰作。与《对话》一样，这部书仍是萨尔维亚蒂、萨格雷多和辛普利修斯三人的谈话，于数天之内讨论了许多课题。在头两天，他们讨论研究材料的强度;以后数天用来讨论运动问题;最后两天则讨论撞击和比例的理论。全书自始至终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彻底批判，结尾则引人注目地接触到运动的第一定律，这定律要在五十年后才由牛顿作出定义。《论述》一书于1634年已基本完成，然而伽利略又用了三年的时间作补充和润饰的工作。手稿经人偷运出意大利，并于1637年在莱顿(Leiden)刊印成书。这位科学家虽然因被幽禁，论战的权利也被剥夺，而感到愤怒，但到最后他仍有发言权。

1637年，疾病的缠扰令这位科学家右眼失明，及至他计划再写两本书以终其一生时，他的左眼也失去视力。这时，他靠着儿子文生奇欧(Vincenzio)和门生维维亚尼(Viviani)用速记记录下他与全欧各地学者所作的大量书信。最后的几年，探访者络绎不绝，使他大感欣慰。同时他亦在声学、不协和音(dissonance)、数学、钟摆的机械原理等问题上，作出研究。

法庭宣判他为“异端的重大疑犯”，这是最令他伤心的一件事。可是他并未因此而疏远教会。他时常祷告，并请朋友为他代祷。他甚至计划往罗列托(Loreto)圣地去朝圣。伽利略作为天主教徒及科学家，他的是非观非常清晰。即使教会对他置之不理，但他只责怪几个“头脑胡涂”的人而已。

我生平有两件事可引以为慰。一是凡我所写的，自信在字里行间并无对教会有任何不敬之意。二是我内在良心所作的见证。这是我与天上的父所全然知道的。上帝必知我在这受苦的事里，虽然有很多有识之士发表言论，可是没有人，甚至是早期的教父也不会像我那样，因着对教会有更深切的敬虔和热忱，而直言不讳。^[22]

真正使他受苦的原因，乃是科学研究的自由受大学和教会组织所限制。

1641年11月，伽利略因为肾痛、心悸及发烧等症状而卧床不起。他的两个学生——维维亚尼和托里谢利——终日陪伴在侧。他虽然身体虚弱，但仍乐于聆听两位学生的科学讨论。

1642年1月8日，恰是伽利略78寿诞之前一个月，维维亚尼写道:

他以科学家和基督徒的坚定，把灵魂交付给他的创造者。他曾是那么急促迫切地用那脆弱渺小的装置，把天上的万物稍为移近我们的眼前;如今，他的灵魂必如他所信的，去到远天那方有利的位置，就近去欣赏和观测那永恒不变的奇景胜迹了。^[23]

【注释】

[1]William R．Shea，“Galileo and the Church，”in Lindberg and Numbers，God and Nature，chaP4．

[2]Pedersen，“Galileo and the Council of Trent，”P16－17．

[3]该引文撷自Letter to Christina其余引自Pedersen，“Galileo and the Council of Trent，”P17－20．

[4]McMullin，“Introduction，”inGalileo，P33－35．

[5]Galileo，Letter to Christina，Drake，P182．

[6]Galileo，Letter to Christina，Drake，P185．

[7]Pedersen，“Galileo and the Council of Trent，”P2－3．

[8]Bellarmine，Letter to Foscarini，trans．Owen Gingerich in“The Galileo Affair，”The Scientific American(August 1982)，P137．

[9]Discorso del flusso e reflusso del mare(“Discussion Concerning the Flux and Reflux of the Sea”)．伽利略在传扬地动论的奋斗中，其为神学家的一面较其为科学家的一面明显得多。欲进一步见此理论的详情(“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参见Shea，Galileo's Intellectual Revolution，P172－187．

[10]Pedersen，“Galileo and the Council of Trent，”P8－11．

[11]Leonardo Olschki，“Galileo's Literary Formation，”in Ernan McMullin，Galileo，chaP7．

[12]Stillman Drake，“The Scientific Personality of Galileo，”inGalileo Studies，chaP3．

[13]R．Morris，Dismantling the Universe: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3)，P94－98．

[14]Santillana，Crime of Galileo，P174．

[15]Drake，Galileo，P19．

[16]关于“伪责戒令”如何并何时被插入档案一事向无定论，众说纷纭久矣。欲详众说可读Santillana，Crime of GalileochaP8，and Ludovico Geymonat，Galileo Galilei，trans．Stillman Drake(New York:McGraw Hill，1965)，附录A。

[17]引自Santillana，Crime of Galileo，P292－293．

[18]引自Santillana，Crime of Galileo，P312．

[19]引自Santillana，Crime of Galileo，P324注3．

[20]Ronan，Galileo，P213．

[21]Santillana，Crime of Galileo，Pxii－xiii．

[22]引自Drake，Galileo，P92．

[23]引自Geymonat，Galileo Galilei，P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