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冲击

进化论的冲击

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会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然观，主要在三个方面有所改变:^[8]

1.对世界的概念已由一个固定等级次序，转化成一个动态过程。变化的重要性早在某些范畴中提及，如天文学的星云假设和地质学的均变说。现在，达尔文的研究则是向科学群体宣布，一切生物都处于变化状态之中，而世界的传统观念则受到一股动态发展过程的革命思想的挑战。

2.自然界可看作是一个处于有机物互为依存的环境下，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综合体。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具有极大的意义。达尔文之后，“生命之网”相互作用的特点及环境的重要性，都在自然界的研究中日趋显著。

3.进化论思想把自然法则扩展到自然界其它的领域中去。事实上，一种新型的统计法则与偶然因素结合起来。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决定论赢取了阵营，不过在20世纪之初，某些哲学家则把机遇看作是产生新事物的条件。

进而，进化论又引得许多社会科学家对变化过程大感兴趣。生物模式的应用范围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使某些作者尝试从中推出由天文学到伦理学一切领域的法则来。这个历史及遗传方法，把一切思想、制度、宗教、文化都看作是正在进化中。作为一门科学，进化论变成一个出发点，让进化自然主义成为一门充分发展的哲学;甚至变成一种道德伦理进化主义的宗教。跟早期的牛顿相似，就达尔文来说，一种方法渗入了玄学;一个理论成为了综合的世界观。

19世纪末叶，逆流的思想和争论比存留到我们这个世纪的流行观点更为复杂。尽管，1869年威伯福斯(Wilberforce)主教与学者赫胥黎有一次著名的争论，但1870至1900年间的学术著作中，却没有支持基督教和进化论之间对立的倾向。^[9]有件事，就是科学家本身也意见分歧，很多人对进化论的方法和玄学都抱着怀疑态度。再者，相当数量的重要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他们有很深的神学背景;而很多牧者都能在科学方面胜任。

当时有两本书对“伽利略神话”中科学和宗教作为死敌的情况进行了渲染，但对达尔文提出的问题却无贡献。一本是德雷伯(John Draper)的《宗教和科学间的冲突史》(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1874);另一本是怀特(Andrew White)的《基督教世界中科学与神学冲突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1896)。德雷伯对进化论和宗教很少提及;怀特在九百页洋洋大作中，仅用二十页来处理物种起源的问题。不过，两本书的书名所用的“军事隐喻”，则成了后世历史学家描述进化论之争的范例。战事的描述让我们了解德雷伯和怀特有过对进化论的争论。争论中并没有激烈的对抗，只显示出同僚间的意见不同，但大多能够诚实切磋，而大部分时间大家都保持友善:“每次涉及一些主要的含义时，军事的隐喻往往歪曲了对暴力和残酷的理解……今后，有关对达尔文主义争论的多种解释，都应该是非暴力和人道的。”^[10]

《物种起源》发表后的十年里，人们逐渐接受进化论;当然，还有一些人因为以自然选择作为一种机制而拒绝接受。然而，进化论之争愈演愈烈，远超过哥白尼和伽利略所提的革新。两位先驱的早期理论，虽与当时广被接纳的圣经解释大相径庭，但争论却多数在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抽象层面上。钱伯斯将科学解释从无机物的领域移到了有机物的范畴，接着达尔文又把它延伸到人性的领域，这便有了极为深远的宗教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