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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更重要

时间:2023-02-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审视古希腊模式之外的世界各民族的科学了。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由此,爱因斯坦进一步认为,狭义相对论的发现决不是逻辑思维的成就,尽管最终的结果同逻辑形式有关。
哪个更重要_科学与宽容

一、直觉与推理:哪个更重要?

就在拉普拉斯说出那句关乎决定论前途的旷世宣言之后的1889年,同是法国的大科学家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在解决看似很简单的三体问题——三个物体在相互引力作用下的运动时就发现,纵然力学方程可以很快列出,但始终不可能找到完美的解析,而且解的结果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初始条件的任何细微变化最终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混乱无序,更不用说更为复杂的多体问题甚至整个宇宙系统了!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以及还有更无情的量子力学,给人类开启了与决定论恍如隔世的非决定论时代,从非线性到复杂性,从耗散结构到混沌……

科学本身的发展,却孕育出其“对立面”,以精准、确定为信仰和目标的科学,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绝对不是万能的,或者说所谓的准确、确定只不过是人类自欺欺人的虚幻感觉罢了。

随机与不确定、偶然与模糊,也许不仅仅是人类的无知、无奈或认识局限的产物,甚至可能根本就是宇宙自然的本原本性所在!

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审视古希腊模式之外的世界各民族的科学了。

一句“言必称希腊”,道尽了古希腊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古希腊的伟大,特别是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前547),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从前科学阶段升华为科学(确切地说是科学思想)。因为他第一次倡导并试图用自然本身的原因,去理性地解释自然现象——譬如他对地震原因的解释,从而也使西方科学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分道扬镳。

前科学,是以拟人的、想象的、超自然的力量或原因来解释自然现象,思维方式以图画、形象、直觉为主,故而又被称为“做梦式”的思维方式,于是,梦被叫做“个人的史诗”、“缩影的神话”,而史诗与神话则被唤作“民族的梦”。回想一下,是否我们每个人都曾做过“白日梦”?不然,何以琼瑶式的言情剧、金庸的武打小说,至今仍在一些成年人的心灵天空中“翱翔”?可以说,没有了“梦”,人类就折断了想象的翅膀!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认为,梦是通向无意识的捷径,是发现创造性思想的沃土。梦具有情感的力量、生动的图像以及非凡的联结,是激发创造、催生灵感的催化剂。

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Friedrich A.Kekule,1829—1896)解开苯的环式分子结构之谜,就源于梦境的点拨:

我坐下来写我的教科书,但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我的心想着别的事了。我把座椅转向炉边,打起瞌睡来。原子在我眼前飞动:长长的队伍,变化多姿,靠近了,连起来了,一个个扭动着,回转着,像蛇一样。我的思想因这类幻觉的不断出现变得更敏锐了。看,那是什么?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在我眼前轻蔑地旋转。我如从电掣中惊醒。那晚我为这个假说的结果工作了整夜,作出了这个设想。[10]

凯库勒在上述回忆之后,风趣地说:“先生们,让我们学会做梦吧!”

反观科学,是以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自然现象,思维方式以抽象、理性、逻辑为主,排斥人的心灵哪怕是一点点“温情”的介入,以所谓的“纯粹客观”相标榜,崇奉铁一般的冷冰冰的自然规律。

于是,科学与人文便成为对立的两极,尽管有过短暂的“蜜月”,但更多地,是交替排斥、压制,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终结。

既然以古希腊为源头的精确、确定的西方科学并非人类认识自然的全部手段,我们就应该重新反思科学逻辑以外的思维方式以及古希腊模式之外的其他民族和文明的科学。

美国科学哲学大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在其名著《必要的张力》中,主张在以认同、继承为特征的“收敛式”思维与以批判、超越为特征的“发散式”思维之间建立起一种必要的张力:

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个可以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11]

作为与收敛式的逻辑思维相对的直觉、顿悟和灵感一类的发散式的思维方式,许多科学家是深有感受的。

譬如,爱因斯坦就是一位直觉型的科学家,他说:

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有时我感到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可是不能说明自己的信心。当1919年日食证明了我的推测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会非常惊讶。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12]

爱因斯坦甚至认为,在物理学的研究中,通往普遍的基本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通道,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由此,爱因斯坦进一步认为,狭义相对论的发现决不是逻辑思维的成就,尽管最终的结果同逻辑形式有关。[13]

所以,在爱因斯坦那里,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感性、收敛式的逻辑与发散式的直觉是和谐统一的:

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感。[14]

人文的关怀,人生的超越,是创造活动的内在、根本的动力,而这种自由境界则是通过科学探索和创造来达到的。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不仅需要真理维度,也需要伦理、价值、自由等人文维度。科学失去了人文维度,就不仅失去了其存在的天赋意义,而且还会成为悬在世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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