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之母体：经院哲学
何谓经院哲学呢？经院哲学是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经院”一词源于拉丁文Schola，意为“学校”、“学院”。8世纪，欧洲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或Charles the Great，742—814）在其宫廷中创立学校，延揽一批教士学者，用脱离实际、空洞繁琐的逻辑推理来论证基督教的正统神学信条，并使它系统化和理论化，这批人被称为经院学者。此后，一批批神学家沿此学术理路而创立发展起来的学说，被总称为“经院哲学”。它肇始于9世纪，至13世纪达到鼎盛，14世纪随着封建社会和教廷的衰落而趋于瓦解。
经院哲学在本质上是神学，但它依赖的工具是“辩证法”和三段论的推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主要是逻辑学）引进神学体系，将神学和哲学加以调和，形成一种思辨体系。它的显著特点是：首先，把基督教会的教义建筑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其次，是对教会的全部教义加以系统的研究。经院哲学的内在矛盾即由这两个特点发展而来：神学教义是其前提，它不允许理性思维超出神学既定教义的大范围；但它又借助理性思辨来论证其教条和教义，驱使哲学为神学服务，其结果在客观上不得不推动理性逻辑的发展。
在经院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其内部也出现了唯名论与唯实论两派的理论纷争。
唯实论始终是正统教会的神学理论。它认为，“一般”或“共相”是唯一的实在，愈普遍、愈抽象的东西愈实在。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意大利）是唯实论的代表。阿奎那出身伦巴底望族，而他从小却致
图3‐10 托马斯·阿奎那
力于基督教修行。根据最早有关阿奎那的传记记载，他的家人为了让他“回心转意”，甚至安排娼妓去诱惑他，但他不为所动。似乎“纨绔子弟少伟男”这句话并不适合阿奎那，他终身未娶，致力于修行和学问。阿奎那著述颇丰，主要有《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其中最重要的是《神学大全》。《神学大全》一书通过大量论证，旨在证明上帝及其权威存在与上帝是至善，是世上万物的归宿，并说明所谓罪人皈依上帝的道路。全书分为几百个问题，这些问题又分为许多“支题”，这些“支题”构成了上百个篇章。每一章节都是先提出反面论点，再从《圣经》或教父著作中援引文句来否定这些论点，并阐述自己的看法。而在论证的过程中，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和形式逻辑来进行主观的论述与推理，勾画出一个以上帝为最高等级的严格的等级系统。阿奎那所创立的神学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鉴于他的巨大贡献，1323年天主教当局将阿奎那封为圣人。
图3‐11 罗吉尔·培根
唯名论者却相反，认为只有个别的具体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共相”只存在于“殊象”之中，是人主观思维的产物，是一类事物的名称或概念，因此不具有实在性。唯名论者还常常对正统教义提出责难，强调理性和宗教一致，用理性来论证宗教，否定盲目信仰，提倡自由探讨学问。因此，唯名论者常被教会视为“异端”而加以迫害。英国学者罗吉尔·培根（Rogier Bacon，1214—1294，此培根非彼言“知识就是力量”之培根）则是唯名论的代表。
罗吉尔·培根的著作很多，但以《大著作》最为重要。罗吉尔·培根冲出唯实论的樊笼，反对盲从权威的意见，提出知识必从对事物的感觉经验中产生，只有特殊性才是个体的真实性，周密观察客观事物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罗吉尔·培根的学说在当时被教会看作是异端邪说而加以禁止，其本人也因此被囚禁十多年，但其学说对后世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英国经验论哲学和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
虽然如此，无论是唯实论还是唯名论都对科学的产生起到过促进作用。
首先，唯实论所确立的思维之理性逻辑原则，在唯名论的深入推动下成为近代科学思维的数理逻辑原则的前提。
13世纪唯实论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完成了理性和信仰的综合，确立了理性服从信仰的原则。但他同时也对二者的关系做了说明，认为神学源自信仰，而哲学源于自然理性，二者对象不同。苏格兰唯实论者邓司·斯各特（John Duns Sco‐tus，1263—1308）认为上帝万能，理性不能认识上帝，从而使理性具有摆脱信仰的倾向。
斯各特的学生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1285—1349）则是一个唯名论者，他有两个著名的理论：“奥卡姆剃刀”和“双重真理论”。
“奥卡姆剃刀”，说的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对于科学家，这一原理最常见的形式是：当你有两个处于竞争地位的理论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简单的那个更好。许多科学家接受或者（独立地）提出了奥卡姆剃刀原理。例如，莱布尼兹的“不可观测事物的同一性原理”；还有，牛顿提出的一个原则：如果某一原因既真又足以解释自然事物的特性，那么，我们不应当接受比这更多的原因。
可见，唯名论哲学思想与近代科学伟人思想的接近。其实，“奥卡姆剃刀”对于当代的物理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譬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与洛仑兹的理论就是一个范例。洛仑兹的理论认为在以太中运动的尺收缩、钟变慢。爱因斯坦关于空—时变换的方程与洛仑兹方程在尺缩钟慢效应上一致，但是爱因斯坦和庞加莱认为以太不能根据洛仑兹和麦克斯韦方程组检测到，所以根据“奥卡姆剃刀”，以太就被物理学“切除”了。难怪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其《时间简史》中解释说：
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对于一些超自然的生物，存在一组完全地决定事件的定律，它们能够观测宇宙现在的状态而不必干扰它。然而，我们人类对于这样的宇宙模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看来，最好是采用称为奥卡姆剃刀的原理，将理论中不能被观测到的所有特征都割除掉。
纵观物理学史，我们不难发现，牛顿之所以伟大，完全在于其科学理论体系的最简洁性——即遵循“奥卡姆剃刀”的最简约原则。较之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物理体系仅用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所表达的四个公式完全诠释。而爱因斯坦比牛顿还要伟大，也是在于仅用一个质能方程就可以将相对论完整阐述。可见，越简约但越能在最大的范围内解释自然规律的理论越好。可见，“奥卡姆剃刀”原则对于科学思想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双重真理论”，认为信仰和理性是两个互不联系的领域，信仰只能以“天启”为基础，要合理地证明信仰是不可能的，上帝的真理只有通过信仰来领悟；而上帝真理之外的真理则要由理性来认识，人类理性的运用范围限于所能看到或直接感受到的事物。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理性损害信仰，但它同时确立了理性在认识自然和世俗事物中的作用，是向理性的自由跨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理性脱离神学后将世俗事物作为审视的对象，促成了14世纪以后世俗理性的复兴。世俗理性首先思考的是“人”本身，所以又称为人文主义，它鼓励人们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为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而遁世冥想。然而，人文主义也是唯名论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其核心思想仍然是经院哲学的唯名论。
唯名论的哲学思想，对于数理逻辑的产生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著名的唯名论者伽利略认为：
哲学是写在那本一向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巨大的书即宇宙之中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学会用来写它的语言，弄懂其符号，那我们是无法理解它的。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和其他几何图形，而没有这些符号的帮助，那是连一个字也不可能理解的。没有它们，我们只能在黑暗的曲径中彷徨而一无所得。[3]
图3‐12 伽利略
我们认为牛顿也是唯名论者，因为牛顿没有抛弃对上帝的信仰。他在进行研究时，念念不忘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一个人要证明有一个完美的存在（being），却未同时证明他就是造物主或万物的创造者，则就尚未证明上帝的存在。一个永恒的、无限的、全智的、最完美的却无支配权的存在，不是上帝，而是自然……上帝的神性最好不由抽象的概念，而由现象，由它的最终原因来证明。[4]
牛顿认为，数理逻辑是科学思维的重要原则，科学是自然界过程的精密的数学表达：
献身于自然哲学的人首先要学习数学……依靠哲学方面的几何学家们和几何方面的哲学家们的帮助，……我们将最终建立有最主要的证据所支
持的自然科学。
可见，早在伽利略时代，最晚不超过牛顿时代，唯名论者，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数理逻辑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了。科学思维的数理逻辑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直接回到古希腊逻辑体系，但它的实际起点却是经院哲学的理性逻辑思维。经院神学凭借所有人都拥有的理性方法，去证明超自然的认识。这种理性，恰与近代的理性相同。近代科学思维的新颖之处是，不再使用日常语言去构思这种理性，而是选取数学语言作为范例。从经院哲学理性到近代科学数理逻辑，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近代科学家反对乃至激烈抨击经院哲学把理性逻辑严格限制在神学范畴的做法，造成了近代科学与经院哲学的对立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后人忽视了其内在的联系性。
其次，近代科学思维中的实验观念也受到过经院哲学的培育。早在13世纪，唯实论者英国林肯郡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Robert Grosseteste，1175—1253）就已“感到需要从实验得出一般原则，需要利用数学的演绎推理然后根据事实来检验这种推理”。经院哲学内部激进的唯名论思想家罗吉尔·培根受格罗塞特的影响，认为认识有三种方法，即权威、实验和判断。如果不以理智为前提，那么权威不能给我们以确定的知识；如果不以实验来检验，那么判断从自身中不能在证明中区别诡辩论，因此只有实验科学才是认识的真正道路：
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充分被认识。因为获得认识有两种方法，即通过推理和通过实验。推理做出一个结论，并使我们承认这个结论，但并没有使这个结论确实可靠。它也没有消除怀疑，使心灵可以安于对真理的直观，除非心灵通过经验的方法发现了它；……所以只有推理是不够的，还要有经验才充分。
罗吉尔·培根主张，真正的学者应靠“实验来弄懂自然科学、医药、炼金术和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罗吉尔·培根曾研究过平凸镜的放大效应，并建议制造望远镜。罗吉尔·培根思想中的“实验”，是指以特定目的为指向、以特定手段进行的科学实验。他一生在物理、化学和光学等方面做过许多实验，是公认的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由此可见，实验思想早在唯名论学者中就已产生。
数理逻辑体系和实验思想并不是在科学产生中孤立发展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唯名论者伽利略是公认的近代科学实验之父，但他不仅只是以实验进行研究，还以数理逻辑为指导思想。所以，爱因斯坦指出：
把经验的态度同演绎的态度截然对立起来，那是错误的，而且也不代表伽利略思想。……伽利略只是在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及其门徒的前提是任意的，或者是站不住脚的时候，才反对他们的演绎法；他强调说，……即使是最讲得通的演绎，如果同经验的判断不符，也应当被抛弃。另一方面，伽利略自己也使用了不少的逻辑演绎。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不是那样的绝对对立。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相互战争的论点可能被很多人夸大或误解了，因为源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正是科学之母。基督教的那些保守的卫道士们一次次地将科学思想视为异端，而那些自诩为科学守护者的人们在还没有脱离经院哲学这个母体时，就恨不得立即咬断曾经提供给自己胚胎发育、成长的脐带，大有立即与其划分界线之势。“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况且，科学与经院哲学还是一对母子，为何却相互仇视呢？俗语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如果我们用一种宽容态度去面对，哪里会有母杀子、子不认母的人间惨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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