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对人发展的意义
科学对现实的和个人的“生命”能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吗?帕斯莫尔认为:
科学——通过技术起作用——是否在事实上增加了人的幸福?在这里撇开反对任何发明的原始主义或尚古主义(primitivism)不谈,可以有理由地回答:科学给人更多的帮助。无疑地,世界还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在恶劣的、短缺的境况中。但是,人借助科学在原则上获知如何控制大规模的疾病,如何转动开关利用电力供他支配。如果这些好处还未普及,那肯定不是科学的过错。[17]
马克斯·韦伯也指出:
首先,利用一些技术知识,可以对生活——包括外在的事物和人的行为——进行控制;其次,科学给人以思维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所必需的手段和训练;最后,科学使人达到头脑的清明。[18]
我们认为科学对人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在物质方面就是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通过技术的更新使人类获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更多的自由时间;在精神方面就是科学精神对人起到促进作用,使人们摆脱愚昧,摆脱迷信和盲从。
首先,科学的发展使人的闲暇时间逐步增多,而闲暇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物理条件。康德说过:
在可以用较小气力取得如同用别的方式花更大气力所取得的同样效果的一切器械里,都必定是放进了技艺。[19]
也就是说人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效率,即在生产以前相等的劳动产品时所花的劳动时间将会减少,劳动时间的减少意味着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按照自己的兴趣与才能来从事发挥自己个性和能力的事情,从而得到全面发展。因此,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应用不仅丰富人的个性,还对于人类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其次,科学极大地促进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为人的发展奠定社会条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的生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此外,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全部社会生活。因此,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更替和发展。然而,人类历史上每次物质资料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哪一次不是科学(近代以前是科学思想)、技术因素的变革引致的?无怪乎马克思曾指出: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0]
这从字面上是说,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但从深层次上看,不就是科学和技术决定不同的社会形态吗?
马克思也曾惊呼科学的力量,再一次诠释弗朗西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21]
再次,科学发展拓宽了人的认识和开发的对象。人类的初期认识和开发的对象限于自然界存在的现象和物体,在开发利用上只能对自然物进行物理上的改变。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在宏观上,我们现在依靠计算机处理数据的巨大能力,有了发现太阳系以外行星的可能。恒星演化的计算也是靠计算机来完成。把望远镜发射到太空中去,可使天文宁静度大大增加,从而大大扩展人类的视野。在微观上,我们现在可以利用高倍显微镜来观察和研究微观世界,光学显微镜使人们发现了细胞,电子显微镜下人们看到了细胞的微细结构。目前,我们观察微观世界已经用上了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静电力显微镜、扫描离子电导显微镜等,把我们的视野带进了纳米世界,同时我们利用开发的材料也进入纳米级。
另外,科学发展拓展了人的交往空间,而交往是人的发展的社会方式。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研究中,都把人看作是“经济人”。科尔曼说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有目的的行动者”。马克思曾经指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2]
不论对于人是“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的有目的的行动者”,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表述正确与否,它们都提到了人必须在社会中进行交往,人是在交往中发展的,交往范围和程度直接制约着人的发展水平。科学为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扩大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譬如,早期的人类只能通过双足旅行,人的活动范围也比较狭窄,如果不在迁徙时期,每天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100平方公里。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人们可以利用车马、舟船代步,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交往的频繁,带来物质、科学和文化的交流,相互促进。尤其是当代交通科技和通讯科技,不仅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教育和培训的平台,而且使人从时间和空间上得到解放,人类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人类也越来越社会化。
最后,科学发展促进人的思维方式的发展和道德与情感的升华。思维方式、道德和情感是人的发展重要标志。
从思维方式的变革来看,人类发生了两次思维方式的革命。第一次是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科学革命,这次革命是已经完成的革命。第二次是以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科学革命,是一场正在进行的科学革命。它的研究对象是从微观、宏观到宇观各种尺度下,包括天地生人等各种层次中的整体性、非线性、复杂性、不可逆性、系统的开放性和功能性,它的持续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它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在第一次科学革命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23]
科学虽然不是道德和情感,但是科学包含的科学精神却促进了道德和情感的升华。科学精神追求的不仅是“真”,也致力于“善”和“美”的追求,因此科学不断地使人们从神话、盲从、专制和偏私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和普及,不仅提升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把握,而且也提升了人的内在道德和情感,极大地充实了人的精神世界。正如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字仲)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衣食足”如何让老百姓“知礼节”、“知荣辱”?说到底还不是依靠仁政的实施和生产技术(包括科学思想)的革新、发展,但最为关键的引致因素还是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发展。
科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用性上(理论上系指一个科学家做的工作纯然为科学本身;实用性系指一个科学家通过所做工作,把科学进步与文明联系起来,意识到通过理论的实际应用给人类带来益处),都被认为是种非个人目的的合作产物,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科学家都是这合作中的一部分。今天,这种观念或理想几乎完全是不言而喻的。不论是婆罗门教、佛教、穆斯林或天主教的经院哲学家或儒家学者、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者,以及古代的经典哲学家或雄辩家,都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科学精神和现代西方文明的特有之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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