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从芬兰学到什么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封面故事 | 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主笔◎贾冬婷　摄影◎于楚众

芬兰万塔市的瓦斯卡沃瑞高中以艺术教育见长

去芬兰之前，我雄心勃勃地准备揭开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的秘密。

各种国际排名一再验证，这个北欧小国，却摘下了教育超级大国的桂冠。最权威的是经合组织（OECD）每隔三年发布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PISA）。2000年以来，在对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岁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三项能力的评估中，芬兰每次都名列前茅。

为了找到卓越教育的秘诀，我准备挑选那些“最好的学校”。我去询问芬兰驻华大使馆科学与教育参赞米卡（Mika Tirronen），请他推荐位列芬兰中学排行榜上的前几位。没想到米卡说，芬兰的学校都是公立的，设施均等，也没有成绩排名，并不存在所谓的NO.1。我将信将疑，又去找芬兰教育系统的朋友打听，他们也和米卡同样的说法，并且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数据——芬兰学校之间的成绩差距极小，所谓的“好学校”与“差学校”的成绩只相差5%。也就是说，不论一个孩子是在赫尔辛基的中心还是偏远的拉普兰，他所接受的教育始终是均衡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比在PISA评比中名列榜首更加令人震撼的成就，尤其是联想到我们这两年所做的“全球中学考察”系列报道：第一站是英国，我们探访了10所最负盛名的公学（Public School），它们堪称600年的英国教育活化石，在历史大宅和黑色燕尾服里践行着一整套绅士养成法则，被传统塑造，也塑造着传统；第二站是美国，选取了美国东部地区排名最高的近10所私立高中，那里是新一代精英的培养高地，拥有上千英亩的校园、全球性的视野和经历、更博雅和多元的教育目标。尽管这些教育成就让人目眩，但有一个问题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那就是这些学校都是教育双轨制下的顶尖私立学校，属于占据金字塔尖百分之几的精英教育。如果我们离开这个被阶层、财富和成绩隔离的“理想国”，进入英国和美国的公立中学，就会面对巨大落差。事实上，无论是呈现在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够坚强吗？》中的英国公立学校面貌，还是我们曾去拜访的纽约北布朗克斯公立高中周边的安全问题，都令人忧心忡忡。

那么，芬兰是怎么做到既卓越又平等的呢？其中的秘诀并非一目了然。我一开始想当然地认为，这背后一定来自高福利社会的巨额投入。但据统计，芬兰纳税人的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略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支出，更低于美国的7.6%。那是芬兰教师的收入更高？事实上，他们比美国同行的收入要低约20%。或者他们的孩子学习时间更长，成绩竞争更激烈？其实不然，芬兰儿童从7岁开始上小学，比一般的国家都要迟；一、二年级学生每天不超过5节课，三至九年级不得超过7节，每上45分钟的课就自由休息15分钟；学校很少考试，几乎不布置家庭作业；学生成绩不进行公开排行，教师和学校也没有与成绩挂钩的激励机制。

事实上，芬兰教育优越性的答案，就隐藏在它的差异性中，在它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教育改革运动”的背道而驰之中。仍在席卷全球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目标借鉴了商业管理模式，例如测验责任制、以成绩为基础的薪资，以及基于数据的管理。波士顿大学林奇学院教授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认为，美国在过去20年中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奉行这种激素式的教育改革，包括小布什政府的“有教无类计划”、奥巴马的“奔向顶峰计划”，充斥着自上而下的干预、市场机制的评价，经营不善的学校纷纷倒闭，新兴学校广泛设置，但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如今，这些政策带着更强悍的决心与力道，换汤不换药地继续执行。

芬兰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教育体系不依赖标准化课程、高风险学生测验等对学生未来有重大影响的成绩责任制度，而认为学生的内在动力才是促使教育系统巨大转变的必要条件。可以说，芬兰经验更关注平等与合作，而不是抉择与竞争。

目前担任哈佛教育学院客座教授的芬兰教育专家帕思·萨尔伯格（Pasi Sahlberg）曾主导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他认为，芬兰教育的独特性根植于芬兰社会价值观中，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一种公共利益，如基本人权一般受到宪法保障。因此，芬兰没有公立与私立的二元教育体系，芬兰的教育都由国家出资，也不会让教师薪资取决于学生的测试成绩。平等，是上世纪60年代开启的芬兰教育改革的基石。

8月26日傍晚，我们途经赫尔辛基市中心的北埃斯普拉纳蒂大道，发现原本车水马龙的主干道赫然摆起了长桌宴，统一的白色餐桌一眼望不到头，仔细看每张餐桌上的布置和菜式都不同，就餐者的着装也各具创意。原来，那天恰好是芬兰独立100周年纪念日（12月6日）之前的第100天。长桌宴是庆祝活动之一，参与者提前在网上申请，每个申请人设计自己的宴席风格，没什么限制，只是着装建议为蓝白元素，因为这是芬兰国旗的颜色。听说跟帖的人可以成为发起宴席者的客人，我们真有点后悔没有早点报名。

为庆祝芬兰独立100周年，人们在赫尔辛基主干道上摆起了长桌宴

在芬兰的两周里，各种花样翻新的100年独立日庆祝层出不穷。对于一个在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家来说，1917年从俄国独立出来的意义不言而喻。已故耶鲁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中指出，芬兰处在世界两大主要文明基督教与东正教的断层线上，两种文化在这里迎面相撞。在某种意义上，芬兰人永远处于撕裂状态：他们一方面受到瑞典的影响，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大陆息息相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另一方面，又与东正教的沙皇、与共产主义制度休戚与共。可以说，芬兰人应对这种地缘政治平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帕思·萨尔伯格在他的《芬兰道路》（Finnish Lessons）一书中指出，生存于东西两大强权之间，迫使芬兰人学会接受现实，抓住稍纵即逝的各种契机，寻求合作和共识，这也是建立芬兰教育体系的根基。

从一开始，芬兰的民族认同就与教育息息相关，这在1870年阿莱克西斯·基维（Aleksis Kivi）的著作《七兄弟》中得以清晰体现。这本书是历史上第一本以芬兰语撰写的小说，讲述一群孤雏兄弟如何明白“识字”乃是获得幸福人生的关键。在赫尔辛基市中心广场上就塑着一尊阿莱克西斯·基维的青铜雕像，其影响可见一斑。在此之后，阅读逐渐成为芬兰文化内涵的一部分，教育也成为建设文明国家的主要策略。米卡跟我说起一句芬兰名谚：“不能识字的人，也不能结婚。”

阿黛浓国家美术馆里的一堂视觉艺术课

芬兰的人均阅读量居世界前列。图为坦佩雷图书馆看书的孩子

在赫尔辛基最大的书店，一本芬兰人自嘲的漫画《芬兰式噩梦》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翻开一看，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关于芬兰人的寡言的。比如两个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不期而遇，决定去喝几杯庆祝。很快找到一间酒吧，挑了一处安静的位置，点了酒。两人不发一语，喝完第一轮，又喝第二轮、第三轮，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当第四轮的酒即将入喉之际，其中一人举起杯子说：“干杯！”他的朋友不耐烦地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喝酒的吗？”芬兰人认为，如果你习惯了长达8个月的冬天，习惯了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习惯了国境线内71.6%的森林和18万个湖泊，习惯了夹在瑞典和俄罗斯两个大佬之间，也就会习惯沉默。另一方面，这也形成了“sisu”精神。

sisu是芬兰语中一个著名的文化词汇，指芬兰人特有的坚毅、刚强、果敢的气概，使人能够在面对不可战胜的逆境时，表现出毫不动摇的决心，而且始终靠得住。住在埃斯波的芬兰朋友帕思·莫兰纳（Pasi Muranen）告诉我，他经常在出国时感受特别明显，边检人员往往一看是芬兰护照，连看都没看就过了。他说：“如果你掉进了冰缝里，处在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你会盼望下一个经过的是芬兰人。如果一个芬兰人跟你说，他星期五会给你送来柴火，你可以肯定地相信。因为50年前，如果没有柴火，你会冻死的。在这个国家，犯一次错误会尽人皆知。”

“二战”后开启的教育改革深刻地反映了“sisu”精神，也成为芬兰政治与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媒介。帕思·萨尔伯格说，上世纪50年代，芬兰的教育机会并无平等可言。大多数人在六年基础教育完成后，就会离开学校，唯有住在大城市的人，才有可能就读文法学校或市民学校。所以当时的一种呼声是鼓励设立新兴私立学校。但与此同时，芬兰的关键产业逐渐从农业转向工业，这激励了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坚持认为孩子应该在扩张后的公共教育中获得平等的受益机会。

1963年，芬兰普通教育委员会通过了原则性的教育改革方案，即把当时的私立文法学校与公立市民学校整合为新的九年义务制综合学校，对所有人开放，即“公立学校”体系。帕思·萨尔伯格说，这次改革从芬兰北部开始，一路向南延伸，历经10年达成共识。

从那时起，芬兰就开启了“知识经济”路径。因为境内的资源只有森林和水，最有效的增长策略就是依靠知识。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也是芬兰得以脱离经济衰退的关键。1993年以来，恰逢苏联解体、芬兰银行体系经济危机以及欧盟整合，芬兰发生了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政府却出人意料地开始大量投资产业革新，其中最关键的是致力于通信产业的多元化，尤其是对诺基亚的协助，对其一家的投资就占国家研发投资的25%，由此催生的焕然一新的电子业也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力。到了2003年，芬兰每千人中有22人投入知识产业，几乎是当时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的三倍。帕思·萨尔伯格说，上世纪90年代之后，芬兰的教育改革方向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之前是为公立教育体系创造架构，之后则更重视各种创新，将教育体系纳入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复杂系统中。

提起芬兰，人们会想到什么？周游世界的外交官米卡说，10年前，最多的答案或许是“诺基亚”，而现在，则是“教育”。帕思·萨尔伯格认为，如果比较不同领域的两者，会发现不少饶有兴味的相似性。

坦佩雷教育局“全球坦佩雷教育”项目主任金穆兰（Jin Muranen）告诉我，他们一家之前住在芬兰中部的小镇诺基亚，那里也是诺基亚公司的发源地。140年前，它只是诺基亚河畔的一个造纸厂，之后将生产范围拓展到电缆、橡胶和电子领域。当上世纪70年代欧洲通信产业解禁，全球迈入移动通信年代之后，诺基亚迅速转型，专注于移动通信，这让它在1990年至2000年成为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龙头。

几乎在诺基亚转型的同期，芬兰的教育体系也开始转型。上世纪60年代初期，芬兰只有10%左右的人拥有高中学历。70年代开始，芬兰开始引入崭新的公立学校体系，由此产生了迅速的、根本性的影响。帕思·萨尔伯格指出，上世纪90年代末，芬兰就成为世界上阅读、科学与数学能力的领先者。他认为，芬兰的教育体系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从过去的精英、大众的双轨体系，转向平等的教育体系，也让它成为一个组织剧烈转型的范例。

帕思·萨尔伯格在上世纪90年代任职芬兰教育部，主持当时的国家科学课程大纲架构，也曾就教育问题与诺基亚高层沟通。让他深受启发的是，诺基亚提出，为了能够让芬兰继续领导信息产业，人才是关键。他们期望雇用最有创新力和劳动力的人才，并且让这些人拥有合作与冒险的自由。无论是诺基亚还是芬兰教育体系，其内在文化都在于鼓励创意、企业家精神以及个人责任感。

遗憾的是，诺基亚的光环自2010年起开始暗淡了。诺基亚手机曾在全球市场上占据40%的份额，最后却被微软廉价吞掉。金穆兰和先生帕思·莫兰纳三年前搬到埃斯波，那里也是诺基亚全球总部所在地，深刻地感受到后诺基亚时代的变化。在IT行业工作的帕思·莫兰纳认为，志得意满、故步自封是诺基亚衰落的根源。智能型手机成为诺基亚的罩门，诺基亚持续让移动电话变得更智能，但这些手机对使用者来说越来越复杂，在与苹果手机的抗衡中败下阵来。另外，他们任命了一位来自微软的加拿大籍CEO，他犯下了很多次决策失误，尤其是选择了微软的平台。帕思·萨尔伯格认为，诺基亚的教训也是芬兰教育体系成为举世闻名的公共教育体系时，可能面对的潜在风险。

金穆兰告诉我，现在芬兰人都在问：下一个诺基亚在哪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诺基亚的衰落也不完全是坏事，至少如今知识经济的体现更加多元，鸡蛋不全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诺基亚总部周边，涌出了无数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初创公司，知名的包括“愤怒的小鸟”、“部落冲突”、Jolla等新贵，原本一家独大的产业格局变成了百家争鸣，未来的诺基亚可能就诞生在它们中间，而其根基还是教育。

伴随着PISA排行榜的持续居高，芬兰人对教育的未来预期更高，甚至认为是继诺基亚之后的最大希望。金穆兰告诉我，芬兰在2011年通过了“教育出口”战略，试图将教育理念甚至产品输出到全球。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芬兰的教育体系是否能继续在未来作为全球范本。

芬兰的教育固然卓越，但人们说起来，往往认为是一个无法模仿的特例。它所脱胎的社会背景，从人口到资源，再到高福利制度，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也独树一帜。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著名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移民只有2.5%的芬兰应该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即人们具有相同的期待、体验、背景乃至基因，这应该也是芬兰的教育改革更容易达成共识，教育表现也更平均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能从芬兰教育中学到什么呢？我去问芬兰坦佩雷大学“中芬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蔡瑜琢教授，他提出一个新的角度：不要只看现在的结果，而要看这一结果的形成过程。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芬兰的教育体系也并不突出，从那个起点来看，转变是怎么逐渐发生的呢？

蔡瑜琢告诉我，芬兰教育其实本身也是学习国际经验的结果。芬兰早年学习英国、美国，还有邻居瑞典，最近几年上海的PISA成绩突出，他们也来学习上海经验，比如怎么维持课堂秩序、怎么让家长多参与等。他认为，学习芬兰是怎么学习别人经验的，也很重要。另外，芬兰的每一次重大教育改革，都是基于充分的研究和讨论的，上世纪60年代的改革就花了10年才达成全民共识。而每一个新的10年，都会推出一版颠覆性的新方案，这也是“sisu”精神的一种体现。

抛开各自不同的教育体系，芬兰教育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其实是它的“简单”。它让我禁不住思考，中国家长、学校和社会对教育日益焦虑的心态，是不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到底什么才是教育最根本的目的？

初到芬兰的时候，我期望找到最新的教学法、最先进的课堂技术，以及让人艳羡的校内设施。我想，“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应当给予教师和学生这些条件，但当我们去探访了多家芬兰中学后，却没有发现多少这样的东西。事实上，那些校舍大都建了几十年，朴素得甚至让人怀疑走错了。我慢慢意识到，新颖的设施装备固然好，但更根本的是，如何创造一个激发学生内在动力的环境。

芬兰教育一系列影响因素中最宝贵的，是教师。在芬兰，教师是最受推崇的职业，甚至超过了医生和律师。这不仅是因为收入水平，事实上，芬兰教师的薪资仅略高于芬兰平均薪资，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相当。更重要的是，教师在芬兰文化中是“开拓者”，关系到心智建设、认同建构，享受着整个社会的尊敬和信任。教师职业吸引着最聪明的学生，而且都具备硕士以上的学历，因为芬兰人认为，教师必须是“研究型”的，他们有能力学习，才有能力创新教学，教育才会不断提升。也因此，教师被给予最大的教学自主权，在课程纲要范围内，要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都由教师自由选择。

帕思·萨尔伯格将芬兰在教育方面的独特思维总结为“少即是多”。他认为，芬兰人在处理问题和创新思维的背后，往往蕴藏着“小思维带来大不同”的想法，教育也是如此：

教得越少，学得越多。传统理念认为，只要增加授课时间和强度，学生就能够有所成长。芬兰挑战了这一观念。芬兰的入学年龄是7岁，每天在校时间更短，家庭作业也采用最少原则，时间很少超过半个小时。而国际比较研究表明，芬兰学生更少出现学习焦虑与压力现象。相应地，教师的授课时间也较少，从而有更多时间参与到教学改善中去，也更能提升个人的专业水平。

考试越少，学得越多。在目前的全球趋势下，竞争、选择、更多考试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必要条件，标准化测试成为风潮。但芬兰人认为，当教师身处在高风险测验的环境下，必须重新设计教学方法，提高考试科目的有限性，让教育沦为压榨学生脑力的工具。因此，芬兰唯一的高风险测试就是高中毕业会考，平时教师可以专心发展教学，不用经常受到考试或者评价的困扰。

越多元，越平等。一方面，无论儿童在哪里长大，都能免费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接触到高素质的教师，遵循平衡的课程大纲，享用免费的午餐。另一方面，帕思·萨尔伯格说，在1995年加入欧盟以后，芬兰的文化与族群多元成长速度比任何其他欧盟国家都快。为适应这一情况，老师会根据学生不同的能力、兴趣与族群特质授课，以在多元文化与复杂社会背景下维持卓越且平等的教育环境。

我们在芬兰的8月底，正好是它夏天的尾声，太阳高悬的大街上竟有些冷清，很多人都还在森林里的夏日小屋和湖边的船上度假。夏天如此热烈而短暂，几乎像一个奇迹的降临，而不久之后，他们又将沉入八个月漫长而黑暗的冬天，经历有如鸿沟一般的巨大变化。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状态。长久生活在其中，很容易让人感受到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我想，芬兰人的教育观其实也是回归自然，去顺应人的生理、心理与成长规律吧。

（实习记者魏已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