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身即是森林

封面故事 | 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记者◎丘濂　摄影◎于楚众

生物老师帕吉·万塔带学生们在校外的森林里做自然观察

在这个拥有诸多森林和湖泊的纯净国度，普通人具备的自然素养是惊人的。这来源于他们一直以来所接受的自然教育——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校外机构，它们都在培养公民对自然的热忱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克莉斯蒂·卡里欧（Kirsti Kallio）女士用口哨吹出莫扎特长笛协奏曲轻快的旋律，和她到处蹦蹦跳跳的爱犬凯夫走在前面。60多岁的年龄，可她在这片枝杈横斜、到处磕磕绊绊的林地里依然健步如飞。她火红色的冲锋衣在视野里时隐时现，我们只能根据克莉斯蒂的口哨声来判断跟随的方向。“要是正好从母熊和熊崽之间穿过，可就不好玩啦。它会以为你要伤害它的孩子，把你置于死地。”所以口哨声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告诉那些野生动物们有人要过来了。

8月底刚到芬兰不久，当地一位中国朋友听说我们对“体验芬兰自然”感兴趣，便推荐我们进行一次采集蘑菇和浆果的森林之旅。经过一个夏天充足的日照和雨水，浆果迎来了它们的成熟季，而蘑菇也到了品种最为多样的时候。针对外来旅者，当地有些付费的主题游团队可以参加，比如“感受自然”（Feel the Nature）组织的采集活动。但对于这项每年秋天全家大小都会一齐出动的“例行工作”，不如跟随一位本地芬兰人走进森林。于是朋友介绍了当初帮助她适应芬兰生活的克莉斯蒂女士，她退休之前是坦佩雷应用科技大学的芬兰语教师。“一般的芬兰人都具备关于自然的素养，你从克莉斯蒂身上就能体会得到。”

克莉斯蒂·卡里欧和她的爱犬凯夫

秋天是芬兰采集浆果和野蘑菇的季节，芬兰人一般都懂得基本的食用种类

克莉斯蒂住在一个叫作伦派莱的小镇上，距离芬兰第三大城市坦佩雷（Tampere）有20多公里。她本来是首都赫尔辛基人，追随在坦佩雷工作的丈夫，移居至此。40多年前她在报纸上浏览房产信息，一下子就被伦派莱正在出售的这处老房子吸引住了。它的位置绝佳——前面有湖和小树林，旁边还有一个要烧木柴的传统桑拿屋。虽然刚搬进来时房子的地板吱嘎乱响，天花板也摇摇欲坠，但这些都不影响她将房子修葺一新的热情。她邀请画家朋友一起来粉刷和布置房间：橱柜是湖蓝和果绿的搭配，窗框是姜黄色，橘红的沙发上搭着彩色条纹的棉麻织物。餐厅里用的是一种花卉图案的壁纸，墙壁上挂了家里猫咪的画像。克莉斯蒂对当前北欧设计中那种黑白灰为基调的“性冷淡”风反感透顶，“他们还嫌这里漫长的冬季不够无聊吗？那时候周围树林黑压压的，大地被白茫茫积雪覆盖，周遭一片死寂。我希望永远都待在夏秋的色彩当中”。

克莉斯蒂家的书架上有不少关于自然的读物。她订阅每期《芬兰的自然》杂志，最近正在翻阅一本名叫《古老的芬兰森林》的摄影画册。“里面的森林影像，都是伐木业入侵之前的样子，现在已经消失不见。”她惋惜地说。她家还有不少自然收集物：玻璃瓶子里装着干燥了的苔藓，盘子里堆着松果，洗手池旁有一些圆头圆脑的鹅卵石块，被她用笔画上了刺猬、狐狸、松鼠和猫头鹰等各种动物形象。这些都是她每天早晨和下午各一次去森林散步中带回来的玩意儿。家门口的林子太小，她更喜欢驱车十几分钟到旁边的大森林去，甚至连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日子也不例外。她那时会给凯夫穿上一套足有6公斤重的“衣服”。

我们这天便是去到她日常散步的森林里，只不过走了一条“较少人走的路”。“昨天是周六，这片林子已经被很多家庭‘扫荡’过一遍了，所以不能走常规路线。”克莉斯蒂说。她叮嘱我们要深入森林，再开始采蘑菇，因为蘑菇是一种容易吸收重金属污染的植物。“车辆不多的道路要离开25米左右，车多的道路起码要50米。”不过走进林子里，我们很快为美景陶醉，而忘记了此行的真正目的。阳光透过高大的云杉与松树的枝杈打在浓绿与浅绿交叠的灌木丛上，熟透了的越橘（Lingonberry）如红宝石一般熠熠发光，绿草和苔藓一起织成了厚厚的软毯，踩上去会有一种欢喜，不由想起宫崎骏动画片里龙猫那毛茸茸的、还在呼吸起伏着的肚皮。

为了有个接近自然的居住环境，工程师马蒂·基维马基全家搬到了坦佩雷近郊的镇上

克莉斯蒂首先发现了鸡油菌（Chanterelle），这是一种像绽开的喇叭花一样的菌类。找到它实在需要眼力，因为它金黄的颜色和白桦树的落叶没有区别，起初只是看见一两株，定睛仔细辨认才发现那块岩石后面的阴凉处原来是鸡油菌的“天堂”。好运接踵而来。接下来我们又相继看到了两株巨大的黑牛肝菌（Boletus Pinophilus），它们有着厚实的菌盖，菌盖下面发青色，有海绵一样细小的孔洞。克莉斯蒂教我们用小刀马上将泥土清理干净，然后分门别类放进通风的口袋里。“这样把一些样子相像但不能完全确定的蘑菇单独隔开，回去好对照手册鉴定。”克莉斯蒂教我们辨认几种红菇（Russula）。“沼泽红菇（Russula Paludosa）和褪色红菇（Russula Decolorans）都可以食用，另外一种黄孢红菇（Russula Xerampelina）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可是有毒的呕吐红菇（Russula Emetica）和它们就容易混淆，我都建议初学者不要采那些幼小的蘑菇，这样成熟的蘑菇个体之间才好比较。”相比之下，黑色的角杯菌（Horn of Plenty）辨识度就高多了，让人过目不忘。

克莉斯蒂提醒我们小心不要踩到“鹿蕊”（Cladonia Rangiferina），一种枝状分布的灰白色地衣，它是驯鹿的主要食物。驯鹿在暖和的季节可以有青草、灌木和蘑菇这些食物来源，而在冬天，几乎只能依靠从雪里挖出“鹿蕊”来补充能量。“鹿蕊”的生长速度极慢，每年只会长3到5毫米，破坏之后起码要30年才能够恢复，难怪如此珍贵。路过一些倒在小径中间已经死掉的枯树时，克莉斯蒂一面让我们留神不要绊倒，一面又讲解起这些树木不能挪走的原因：“它们都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许多昆虫是吃这些死树的，昆虫又是其他动物的食物；死树上的孔洞可以为一些小型哺乳动物提供栖息的地方。树木彻底腐烂之后会为土地提供养料，你往往会发现在那片地方有苔藓、地衣和菌类交织长在一起。”

我很好奇克莉斯蒂的自然知识从何而来，她回忆起她小时候的成长。童年的她喜欢在赫尔辛基的海边，以及在后来被建筑师顺自然之势雕琢而建的岩石教堂（当时就是一片岩石堆）玩耍。生物课是她最喜欢的课程，她经常按照生物老师的建议，春天的清晨起个大早去林子里观鸟。她对蘑菇的了解最早是她祖父母教给她的。不过，克莉斯蒂强调她的经历和一般的芬兰人也没有太大区别。“就拿辨别蘑菇来说吧，有很多途径都可以学习到。每年蘑菇季到来，菜市场里都会有工作人员帮助你分辨拿不准的蘑菇，还有一些菌类社团也会义务组织采摘活动。”别看克莉斯蒂现在的家好像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但是她告诉我，在森林覆盖率高达71.6%的芬兰（中国森林覆盖率为21.63%），居民区与浆果或蘑菇采摘区之间的平均距离仅为4公里。

有一瞬间我怀疑克莉斯蒂已经在树林里迷失了方向，不由问她是否还能找到来时的路。“我倒是想在森林里迷路呢，不过从来没有成功过。”她笑起来。后来我看到了一本叫《外国人在芬兰的生存指南》的书，才明白这个问题纯属外国人的思维。“芬兰每平方公里只有16个人，这意味着芬兰人被‘熊可能会吃了你’的荒野所包裹。尝试在林子里搞丢自己，就好比是一项娱乐活动。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在林子里迷路了，但是营救人员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不慌不忙地采摘蘑菇和浆果。森林对于芬兰人来说，就像是家一样。”这本书给外国人在芬兰森林漫游的建议是：一张地图，一个蓄满电的手机，或者不如紧紧握住芬兰朋友的手吧！

在这次森林之旅之后，我心中还有疑问：这种和自然的亲密关系会不会仅存在于老一代芬兰人当中？今天的芬兰孩子对自然会隔膜么？身为家长，他们是如何把自己对自然的理解传递给孩子的？

我的疑问也许来自几年前看的一本书，美国“儿童与自然网”主席理查德·洛夫所写的著作《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开篇即是自己和10岁儿子的对话。儿子问，为什么你小时候比我现在有趣得多？理查德·洛夫意识到他在溪流中钓小龙虾的孩提时代已经和儿子被电脑游戏、即时通信占据的童年截然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那时候对自然的理解完全来源于经验，但儿子这代，理解和体验完全是割裂开的。比如孩子们数得出酸雨、臭氧空洞、气候变暖等环境威胁，讲得出亚马孙热带雨林有哪些奇异的物种，但“却无法说出，上一次他们在荒僻的林间探索，或者躺在田野上听风吹的声音，看云朵飘过是什么时候”。

熟透的越橘好像红宝石一般闪光

挂满红果子的花楸树

树莓搭配冰激淋，不失为一种好选择

于是我去拜访了工程师马蒂·基维马基（Matti Kivimaki）全家，听说他在孩子的自然教育方面有些心得。某种程度上讲，马蒂在2003年选择将全家从坦佩雷市区搬到10公里开外的皮尔卡拉（Pirkkala）镇，就是考虑到让孩子有一个接近自然的成长环境。“无论北欧城市贯穿了怎样‘绿色城市’的规划理念，城中的绿地都是有限的。”他对我讲。另外就是，马蒂想能有一所大房子和花园，让孩子们有足够的空间成长和玩耍。他和从事教师工作的妻子一共有四个孩子：老大阿列克谢18岁，老二萨坦17岁，三女儿劳拉14岁，最小的琳娜12岁。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马蒂曾经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要不要搬回市里，因为最近的小学和初中要5公里，两个儿子上的高中则距家20公里。但最后大家舍不得这里的环境还是放弃了。

马蒂家并没有克莉斯蒂家那种临湖的优势，但是面对着一片10公顷的杉树林。更关键的是，他懂得如何把自然带到家中。他的后花园里分为蔬菜、果树和浆果几个区域，蔬菜有番茄和马铃薯两种。“特地种了马铃薯这种根茎类的主食作物。这样要吃饱肚子，须得经历收获时十指沾满泥土的过程，对土地的情感就会慢慢建立。”浆果类别更多，从6月份就可以采摘，一直持续到10月份，大家每天都有点事情在园子里忙碌。“野草莓是从林子里移过来的，最早成熟，孩子们喜欢找来细长的叶片把它们穿成串儿；蓝莓7月份就陆续冒出来了，家里的餐桌上每天都有蓝莓果酱、蓝莓派和蓝莓布丁，女孩们乐于发挥想象力创造新颖的蓝莓食谱。”马蒂和妻子前几年尝试杂交极地莓（Arctic Berry）和树莓（Raspberry）两种外表相似的浆果，“极地莓的香气和甜度都要更胜一筹。一开始杂交方法不成功，但问题解决后大家都很开心，从此就能享用无穷无尽香甜可口的‘极地树莓’了”。

马蒂仍保持着自己动手准备取暖燃料的习惯，也会让儿子参与劳动

后花园里还有一个夏日烧烤的平台，一间女孩们玩过家家的木屋，两间堆放柴火的“柴房”。曾经马蒂也在这里搭过秋千，他说仿佛还能听见那时男孩推着女孩荡秋千时的笑声。“孩子们童年时，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天堂’啊！”马蒂感叹说。我完全能够理解——不用说这样面积可观、内容丰富的花园了，在我小时候，就是家附近的一条小水沟、一个蚂蚁洞都能让我痴痴地发呆半天，幻想出一个精灵古怪的王国来。任何在成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地方对儿童来说都可能代表着神奇莫测的宇宙。

然而随着孩子日渐成长，马蒂感到他们对自然失去了时间和兴趣。现在老二萨坦和老大阿列克谢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萨坦痴迷电子游戏，缺乏自控能力，一回家就爱钻进房间里玩，一度要父母把网络强制断掉他才罢休；阿列克谢即将要参加高中毕业会考（Matriculation Exam），他一心想考坦佩雷大学的医学专业，压力过大把自己搞得很疲倦。马蒂的办法是鼓励他们通过在自然中的散步和劳作来转移精力，放松精神，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你知道吗？一项对芬兰青少年的研究表明，他们如果在心烦意乱的时候独自走到自然环境中，可以理清思路，获得看问题的新角度，重新释然。”马蒂说。当阿列克谢在书桌前愁眉紧锁、久坐不起时，马蒂便让他至少在后花园转悠几圈。而在花园里摘摘果子，或是施肥浇水对于男孩子都太简单了，马蒂让他们做的是劈柴——他们一直坚持自己准备烧热桑拿房和冬天壁炉的燃料，而不是购买那些成捆的现成品。杉树被从自家拥有的小树林里运回来，先用电锯锯成一段一段，再对半用斧头劈成四份。“向下抡斧子的时候不用使出很大力气，而是要一种巧劲儿，靠近的时候一下子加速。”马蒂为我们做了下示范。他对孩子们户外活动时间有着规定，每天要能够保证两个小时。

从哈勒蒂亚自然中心的平台可暸望努克西亚国家公园的湖光山色

“学会在自然中生存是芬兰人的基本技能，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需要一代一代传递。尤其是在城市以外的地方，你得知道如何与周遭环境相处，简单、富足地生活。从自然中索取，就意味着要有一种爱护尊重自然的态度，这样才能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马蒂说。他继续带我参观他的住房，告诉我虽然房子是由专门的建筑公司来建造，可是房屋格局的图纸都是他和妻子一同完成的：落地的玻璃窗朝南，正对起居室，这样就能保证最大限度地接受阳光，花园美景也一览无余。房屋有一种“环岛”结构，中间是厨房和餐厅。每天晚餐的时候，大家就能够从四个角落的房间里汇聚过来。从花园里采摘、再到清洗和准备，一家其乐融融。“我把这形容为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所以当我问马蒂芬兰媒体都在抱怨年轻一代越来越多的屏幕时间（Screen Time），他是否担忧“自然缺失症儿童”时，他一言以蔽之：“这在芬兰要好很多吧。”

我和帕吉·万塔（Pirjo Ranta）坐在横断在岸边的一截枯木上，面前是一片清澈而开阔的湖面，有两只芬兰国鸟——白色大天鹅游弋其中。她有个专门出野外的背包，从里面拿出茉莉花热茶和曲奇饼干与我分享。有一瞬间帕吉让我什么也不要动，只是侧耳倾听：松鼠在树枝间跳跃，传来窸窸窣窣的摩擦声；一阵轻风吹过，旁边松树针叶纹丝不动，稍远处挂满红果子的花楸树（Rowan）却刷拉拉地抖动着；过了一会儿开始下雨了，一开始只是沙沙的声音，感受不到雨点，那应该是高大的白桦和山杨的叶子接住了雨水。当那些“空中海绵”饱和后，水滴便落下来：先是撞击较低的树枝，再轻轻掉落在树下附生的蕨类上，最后扑通一声滑进了越橘丛中。

帕吉是坦佩雷九年制综合学校艾特拉－赫万塔（Etela-Hervannan）初中部（七～九年级）的科任老师，教生物和地理。芬兰的学校无论小学还是大学，都是开放性结构，没有围墙。有很多学校就像艾特拉－赫万塔一样，被优美的森林和湖泊所环绕。来到这处距离教室十分钟路程的湖畔做自然观察记录，是帕吉给七年级孩子们上的第一课。

瓦咯拉体育学院里面的冒险公园

进行营地活动的学生正在体验崖降

在森林里定向越野是许多芬兰孩子体育课的内容

“不仅是听觉和视觉，还可以用触觉和嗅觉，去描述你在湖边树林里的观感，最后以文字配图的形式在班里分享。”让帕吉每次都备感振奋的是，这群十三四岁的孩子们，在走过来的路上还叽叽喳喳，可一旦来到这里开始观察，就立刻沉寂下来。孩子们的收获常细腻得出乎她的意料。“比如在同一棵树上，有的学生会对进入秋天后深浅不一样的颜色感到痴迷；有的学生会认真琢磨一段蚂蚁搬运食物的过程；还有的学生会去记录他听到的遥远汽车声的频率，表示要是没有这些人为声音的打扰该有多好。”

帕吉的讲述让我想到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以智商测试为基础的传统智能概念太过局限，而以八种智能来概括人类的智能潜力：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自省智能，以及一种他首次提出来的“自然智能”（Nature Smart）。另外一位威斯康星教育学院的莱斯利·威尔逊教授总结过一系列“自然智能”突出的儿童所具备的特点，例如拥有强烈的感受能力，做事专注，可以轻易记住从自然界发现的物种特征、名称和分类，表现出对保护环境和挽救濒危物种强烈的意识，等等。长大成人之后，求知欲、好奇心、敏锐的观察力和辨析力会相伴他们终生。

作为老师，帕吉的角色就是开发学生们的“自然智能”。芬兰的九年制教育中，一到四年级有“环境与自然”这门课程，五、六年级两年分为“物理和化学”以及“生物与地理”两门，进入七年级则分为生物、地理、物理和化学四门。“孩子们小学阶段就会做自然观察，但随着知识越来越系统化和深入化，我期望自然观察能是接下来探索的开端，不仅停留在现象描述，而且是主动去寻找‘为什么’这样，把它和生态系统里的其他生物相互联系起来思考。这堂课就是一个引子的作用。”帕吉这样说。她还要求学生去写自然观察日记，9月份开始写，到11月份的时候交上来，正好是由秋入冬的过程，自然界会发生各种各样有趣的变化。“这些实地的观察，都要求学生们自己发现问题，探究答案，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这也保证了他们不会找一个现成的作品来对付作业。”

帕吉是位经常带学生走出教室的老师。初中三年学习，七年级讲动植物结构，重点是水的生态系统；八年级讲森林生态系统，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九年级讲人体以及遗传学的基本知识。如果只有一节生物课，那么起码有15分钟时间要花在教室外面的树林，假如是两节课连堂，那么其中一节要来到这片湖畔。“无论现在的教学资源提供得多么丰富，有传统的标本，也有视频，这些都取代不了野外的经验。你可能在书本上认识许多植物和动物，但是到了真实环境中看到一个三维的、处于动态的生物，不一定就能叫出名字。就拿认识鸟类来说，鸟类有语言、有神情、有情绪，能一边感受，一边去联系书本上的知识，记忆要深刻得多。”

认识苔藓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帕吉发现孩子们对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并没有学习热情，“不就是长在岩石上那种绿油油的东西吗？他们并不领会苔藓的多样性、特殊性以及为环境生态做出的贡献”。于是在下雨前后，帕吉分别带着学生们拿着放大镜趴在地上观察，他们这才惊叹苔藓的神奇之处：之前还干瘪苍白的苔藓转瞬已经饱满油亮起来。原来苔藓的吸水能力极强，可以达到细胞内含水的5到10倍。正是因为这样的能力，苔藓可以担当防水固土的重任，也能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在林地中蒸腾出水汽滋润其他的生灵。孩子们更是沉浸在放大镜下的苔藓世界：原来它们的色彩不都是绿色的，上面形态多姿的孢子体也可以美过开花植物，就如同万花筒里的景观。

帕吉认为，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动植物资料库，能说得出更多动植物的名字和种属，了解它们的习性特点。“就算这些名字可以马上在网上查到，你也不想漫步在一个什么事物都没被命名的奇怪世界。”大概正因为如此，所有芬兰的小学和中学暑假都不能给孩子留作业，唯一一项算得上作业的就来自环境或者生物老师——他们会发给学生一张纸，上面有需要认识的植物，学生们可以通过拍照或者采集标本的方式证明他们掌握了知识点。需要找到的植物依年级升高而增多。如果孩子将来计划在高中选修更多生物课的学分，甚至大学报考生物相关专业，帕吉更会鼓励他们将自然观察的习惯保持下去。高等教育中，动植物学这样强调实践性的学科正在被更为理论化且经济回报更高的基因工程学和微生物学所代替，博物学几乎消亡。即使从事微观层面的研究，知晓研究对象在自然界中的形态，也能更好地领会研究意义所在。

帕吉在大学时的专业是植物生态学，硕士论文写的是国家公园中步道设计对周围动植物生长生活的影响。她觉得那些生物学的基础课程如植物分类学、无脊椎动物学、鸟类学、哺乳动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同样重要。“在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重要问题，比如挽救濒危物种、保护动植物栖息地方面，反而是这些学科知识更能发挥作用。”帕吉上大学之前想当一名生物学家，并没有报师范专业，读了一半的时候觉得教书比研究更能影响他人，于是补修了教育课程，一毕业就成为一名教师。她希望将自己对自然界的思考和热爱分享给更多人。

哈勒蒂亚（Haltia）自然中心的建筑就像是一只正在孵蛋的巨鸟，栖卧在努克西亚（Nuuksio）国家公园的湖光山色之中。“鸟头”转向湖面，那里是可尽览美景的眺望台；建筑顶上的太阳能板象征了鸟的羽毛；“鸟蛋”则是中心里的一处装置艺术。它的设计灵感来自芬兰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中的诗篇，讲的是世界如何诞生的故事：几只巨大的鸟蛋滚落在水里碎掉，碎片形成了土地、天空、太阳、星星、月亮和云彩。这处取材于自然神话又和自然完美融合的建筑也是环保节能建筑的典范——冬天利用地热来取暖，夏天携带着多余热量的液体则在地下冷却，再返回地面来降低室温。它还是芬兰第一个全部用预制实木板来建造的公共建筑。

除了是一个国家公园的游客接待处之外，哈勒蒂亚自然中心还有一个功能——作为“自然学校”来运转。全芬兰一共有50多所类似的自然学校，隶属于一个叫作“芬兰环境和自然学校协会”（LYKE）的非政府组织来协调管理。它们给从幼儿园儿童到高中生提供自然教育类补充课程。自然学校在芬兰的历史已经超过30年。

冰球是芬兰最流行的冰雪运动

团体项目更锻炼合作与配合

一看哈勒蒂亚自然中心内部展陈的设计，便知道这是个孩子们会感兴趣的地方。它将整个芬兰的自然风光以一种可感知的方式浓缩呈现：一进门的甬道里展现的是芬兰北部冬天一片银白的景象，但蹲下来在剖面里却能看到雪层之下狼獾为自己储存了食物，鳟鱼还在水里游动；积雪之中，其实有皮毛已经换上冬季保护色的野兔和松鼠在观察天敌。展厅的中央是澳大利亚艺术家安迪·托马斯创作的“视觉化声音”作品，他搜集了各个国家公园里春季鸟类求偶时的鸣叫，并随着律动，有泼墨般变化多姿的图像。另外一部分的展区地板下是在各种芬兰水系里拍下的视频，选择小溪、湖水或者江河踏上去，仿佛真的就站在浅滩。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大概是一个洞穴体验：你可以手脚并用通过一条长长的甬道钻进一个狐狸洞里，墙上的视频正是以洞穴里狐狸的视角来打量洞口不时出现的动物和人。而从狐狸洞的另一面爬出来，就会经过一只睡觉的两岁小熊，还在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们的自然学校免费服务于大赫尔辛基地区的学校，学生对芬兰北方的自然并不了解，所以来到这里，首先要让他们对全国的自然面貌有个印象，接着再走进国家公园，开始户外课程部分。”哈勒蒂亚自然学校的负责人玛丽亚·阿罗卢奥马（Maria Aroluoma）对我说。每年4、5月和9月份是自然学校最忙碌的时候。一次课程持续5个小时左右，人数控制在20到25人，相当于一个班级。“每年申请的班级都比我们实际接受的要多。只能是没有参加过的班级优先考虑。‘自然学校’虽然在国家核心课程大纲（National Core Curriculum）里没有规定必修，但是绝大部分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都会来一次，甚至两次。”

哈勒蒂亚自然学校现阶段提供六个主题的教学，班级可以在申请时任选其一，玛丽亚也会根据季节来做调整。“比如只在4、5月开课的‘鸟类的春天’，这是鸟类求偶、交配、筑巢和产卵的繁忙期。怎样根据叫声来断定鸟类？鸟蛋长什么样子？鸟类怎样就地取材来筑巢？如何用望远镜观察而不至于惊扰到鸟？这些我们都会学习到。初冬季节，植物已经萧瑟，动物活动也不那么踊跃了，我们可以进行‘寻找历史的印迹’这样的探索旅行。芬兰是第四纪冰川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国家公园里有很多冰川消融的痕迹。我们一起讨论国家公园里的地貌是怎样演变至今的，以及在这里生活的人对地貌的塑造会产生什么作用。”

如同芬兰学校的课堂格外强调“体验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以及“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一样，自然学校将这种方式做到了极致。玛丽亚认为，自然学校还有一个可贵之处：“跨学科的综合性，和学校里老师只是将这种方法用于某个学科的教学辅助不一样。2016年开始实行的新版国家核心课程大纲中增添了‘基于现象的教学’（Phenomenon-based Learning），要求中小学每学期都要安排跨学科学习的主题，在自然学校里其实一直是这样实践的。”“地理和生物的结合最为基本，就像春天时我们在林子里看到红喉姬鹟（Red-breasted Flycatcher）时，我会告诉学生这种候鸟的迁徙路线，地理知识很容易带出来。另外我们针对高中生还有个名叫‘通往未来之路’的主题课程，我们会参考哈勒蒂亚自然中心的设计思路，商量怎样做一个节能环保的建筑，如何选材？位置怎么选择？能源解决方案是什么？社区居民会有怎样的反应都会考虑到。其实每一个主题的设置，我们都尽可能融合多学科知识，历史、环境、社会、体育以及公民意识。”

新版教学大纲还要求学校课程中增加自然教育的比例，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环境、生物、地理、物理、化学和健康等课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回应愈来愈严峻的环境挑战。“我当时做硕士论文时的动机就是想搞清楚，自然学校能在这个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坦佩雷市政府“全球坦佩雷教育项目”负责人金穆兰对我说。她当年一边在坦佩雷大学读环境专业硕士，一边在“芬兰环境和自然学校协会”实习，毕业论文写的是自然学校在自然教育中的角色。“自然学校不仅能帮到学生，还能对普通学校老师在教学方法上有启发，因为芬兰老师每位都有个性风格，生物、地理的科任老师除外，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自然教育。班级老师在自然学校老师提供教学时都在跟随学习，自然学校也有给这些老师的培训课程。”

金穆兰曾跟随一个班级在自然学校度过了一天，发现其中所用到的教学方法相当丰富：“一个环节是大家来扮演食物链上的不同角色，在森林里演一出短剧。”她注意到有个孩子，因为是从澳大利亚过来的转校生，芬兰语不好，一直很腼腆。但当老师让把一处小溪的生态用画笔描绘出来的时候，他立刻投入起来，画画水平也相当出色。自然学校的环境能让学校老师看到孩子们具有天赋的另外一面。研究也表明，对于那些有多动症之类学习障碍、需要在学校进行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的学生，室外环境中的互动教学能让他们专注而有效地吸收知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你们先下去吧，我想稍等一下。”眼前这位穿紫衣服的小女孩告诉她的崖降伙伴。她个头瘦小，刚才从这个十几米高的山坡下往上爬的时候，还在一块湿滑的青苔上滑了一跤。此时此刻，阳光被一块铅灰色的云彩遮住了，风挟着雨点砸在悬崖边的湖面上，让湖水也晃荡不止，一下下撞击着岸边。马上一场暴雨就要来临，她需要决定是赶快完成降落，还是放弃。“迈出第一步就好，只需要看脚下而已。”伙伴们在下面给她打气。终于，她转过身来，向下开始慢慢挪步。在双脚着地的那一刻，伙伴们都过来拥抱了她。

这是图尔库（Turku）市一所综合学校的学生在瓦喀拉体育学院（Varala Sprots Institute）进行营地活动的现场，他们将在这里度过三天。除了崖降之外，他们还会体验健球（Kin Ball）、室内冰壶（Indoor Curling）、划艇（Kayaking），还有冒险公园（Adventure Park）等几个项目。冒险公园是最近几年由欧洲开始风靡全球的户外活动，在芬兰这样拥有诸多森林与湖泊的国家尤其适合展开。参与者要通过吊桥、网道、秋千、溜索等一道道关卡最终到达终点。在芬兰几地旅行时，我也在城市中的树林和绿地看到过小型的冒险装置，但都不如这里面积巨大。“全程下来需要三小时。而且这片林地和湖面有落差，当你通过索道飞翔时，那种感觉有点像一只水鸟掠过湖面，感觉棒极了。”陪同我们参观的瓦喀拉体育学院冰球项目主管哈利·劳得拉（Harri Laurila）形容说。

如果说在普通学校接触自然的机会是某一节课，在自然学校是全天，那么在营地学校中则是3到7天不间断的体验。在基础教育阶段，六年级或者九年级结束时，老师会组织全班学生参加这样的营地活动。为了能够有足够的外出基金，一般孩子入学时家长就会一起来募款。金穆兰的两个孩子在上小学，她对此就感受颇深：和国内老师让交固定数额的班费不一样，募集资金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全班可以来搞“义卖”活动；或者学生来抽签，拿到“帮助父母做家务奖励一块钱”“在外面跑两圈步奖励两块钱”之类的内容。学生回家完成任务，同时向家长领取奖赏。这一切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孩子，无论家庭背景、出资多寡，最终都能够参加出行。

营地教育根植在芬兰教育的传统之中。“它的前提是走出日常的学校环境，大家在一起同吃同住。”坦佩雷营地教育（Tampere School Camps）的项目总监丽达·朱姗娜霍博士（Ritta Junsenaho）这样介绍，她负责向世界各地对芬兰营地教育感兴趣的人推介它的理念。2005年读博士学位之前，丽达在一所综合学校当了27年的老师和校长，一直都很热衷于组织营地活动。“一、二年级的孩子太小，我们就在学校里搞。孩子们带着帐篷和睡袋，晚上整个学校都是他们玩耍的天地，平时熟悉的空间也变得奇异起来。”现在的营都有不同主题，媒体、环境、计算机编程，但有一些元素每个营都会具备，“基本的野外生存技巧、户外运动以及体育项目”。

营地通常选在依山傍水之地，就像这座瓦喀拉体育学院，它和另一座国家公园只有一路之隔。学校中最古老的建筑是一座棕红色屋顶的木屋，它是一位芬兰工业家在1892年给自己修建的夏日度假别墅。1909年，一群志在提高职业女性身体素质的活跃领袖买下了它，将它发展成一个女性体育运动的培训基地。之后瓦喀拉体育学院演变成一个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为健身教练这样的职业输送人才。由于良好的硬件设施和专业的教学队伍，它也为国家运动员提供培训和健康建议，同时为在这里举办的各种营地活动做方案设计。这个地方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距离坦佩雷市中心只有2.5公里，但站在湖边，却只能感受到自然之声支配的全然宁静。

“安排吊绳攀岩、崖降、冒险公园之类的户外运动是让孩子们学会克服恐惧，获得自信。”哈利说。他就在瓦喀拉体育学院附近长大，从小练习冰球，曾在国家队里担当后卫。“自然环境其实要比任何运动场都复杂得多。它潜藏着危险，也蕴含规则，并且微妙地传达着所有信息。”哈利童年时就在这些大树和岩石上爬上爬下。“那可是在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笑着说，“慢慢地，我清楚哪块石头可以下脚，手指不要随便伸进没有查看过的岩石缝中，多粗的树枝可以禁得住我的体重。当然有的知识是从一次摔得很惨的经验中获得的。作为老师，也是父母，我们想让孩子们在保护措施中也能获得知识，懂得安全的边界。”

营地活动中的体育运动都是精心选择的，相比竞争，它们更强调合作的重要，以及其中的趣味。就像一种十分流行的新型体育游戏——健球，它的规则简单，很容易玩起来：三支队伍、每队四个人构成比赛，目标是进攻或者防守一只直径1.2米的大球。无论击球、截球还是固定球，都几乎要四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因此每位队员都要尽力参与，还要了解各自的优缺点好互补信任。

第一次用打火石制造篝火，第一次用木材搭建临时栖身的棚屋，第一次尝试用指南针走出迷途……对于芬兰孩子来讲，太多的人生第一次都发生在营地学校里。丽达博士告诉我，多年之后，当她问起长大成人的学生，学生时代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的答案往往都和营地活动有关。“他们不再会抱怨那期间蚊虫叮咬的不堪忍受，要从高处降下来吓得半死，或者住宿伙食有多么不如意，他们能够记起来的，只是大家在一起共同解决问题，互相关怀鼓励的其乐融融的时光。”这也正像《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里“野营复兴”一章中所写到的：自然教育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它将注意力放在那些总是促进人类团结的因素上——暴雨、狂风、和煦的阳光、幽深的森林，以及被我们的地球所激发出来的敬畏和惊异，尤其是在我们人生的启蒙阶段。

（实习记者吴扬对本文亦有贡献；特别感谢金穆兰女士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感谢王瑞卿、罗鹏、彭韶冲、吴坎宋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