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的伪作为何这么多

文化

记者◎薛芃

赵孟頫《红衣罗汉图卷》（辽宁省博物馆 藏）

在本次故宫博物院的《赵孟頫书画特展》中，第四单元《云泥有别——赵孟頫书画辨伪》显得有些特殊。它并不在赵孟頫艺术渊源、自身成就、对后世影响这个艺术史脉络的展览主线中，而是涉及作品的流传、收藏、鉴伪等更多层面，同时也生发出许多新的思考：为什么赵孟頫的伪作如此之多，又如此难辨？这些伪作对研究赵孟頫造成哪些障碍,又在其艺术成就的传播中有怎样的积极意义？

有关赵孟頫存世真迹的数量，目前比较公认的有180件左右，绘画占30余件，剩下的包括书法、信札、书画题跋，分别收藏在海内外各大博物馆中，成为各馆的“镇馆之宝”。

故宫博物院拥有体量最大的赵孟頫收藏。据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汪亓统计，绘画12件，书法48件，题跋11件，总计71件。其中包括有代表性的《秀石疏林图卷》《秋郊饮马图卷》《水村图卷》《行书洛神赋卷》《行书万寿曲卷》《草书千字文卷》《楷书胆巴帝师碑卷》等，也是此次展览中关注度很高的几件作品。故宫的收藏几乎囊括了赵孟頫所有时期不同门类的作品，基本可以勾勒出他的艺术风格脉络。

上海博物馆的赵孟頫真迹不到40件，虽然数量不如故宫博物院，但其中不乏几件独一无二的精品，比如现存赵孟頫最早的书法作品《行书秋兴赋卷》，应是至元十九年（1282年）所书，那时的赵孟頫29岁；此外，《行书归去来辞卷》《吴兴清远图卷》《洞庭东山图轴》《行书十札卷》都是上博的重要藏品。此次展览中，上海博物馆向故宫借展了5件赵孟頫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故宫的缺项。

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之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另一个“大户”。赵孟頫最知名的《鹊华秋色图卷》收藏于此，另有《行书前后赤壁赋卷》《重江叠嶂图卷》《古木散马图卷》等，这些作品大都是最初在1933年为避战火随故宫文物南迁，最后在1949年那个关口去了台湾。

这三个博物馆，集中收藏了最多的赵孟頫真迹，占180件的大半，其余的散落在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和极少数私人藏家手中。

辽宁省博物馆拥有一件“重器”——《红衣罗汉图卷》，作于赵孟頫51岁，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人物画真迹，此次“赵孟頫书画特展”也有展出。此外他们还有《行书心经卷》《行书秋声赋卷》等。天津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赵孟頫老家的湖州博物馆等十余家地方博物馆都有零星赵孟頫的真迹收藏。

海外收藏的赵孟頫作品，以美国和日本最多。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拥有亚洲艺术收藏6万余件，是亚洲地区之外全球最大的亚洲艺术收藏。其中中国艺术品约13700件，绘画数目不多，但分量很重。赵孟頫的《人马图卷》《双松平原图卷》《行书王羲之轶事卷》等都是大都会得意的收藏，还有一幅难得的赵孟頫自画像，被后世多次临仿。此外，还有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二羊图卷》《小楷太上老君说常情景经卷》，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幼舆丘壑图卷》《湖州妙严寺记卷》，克利夫兰美术馆的《江村鱼乐图》（团扇册页）。对于这类综合性博物馆、美术馆而言，明清绘画收藏都会有不少，但真正有影响力的收藏往往是宋元作品，或更早期。最早收藏亚洲古代艺术的美国收藏家查理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就明确表示过只对元代之前的中国艺术感兴趣，因而我们现在可以在弗利尔美术馆看到非常精彩且成系统的中国绘画，赵孟頫自然是其中重要一笔。

日本是另一个海外重要收藏地。在元代，赵孟頫的书画就已传入东亚，也有一些临仿的作品流传下来，一直以来影响着他们的艺术审美趣味。赵67岁所书《楷书汉汲黯传卷》现藏于东京永青文库，这大概是流落在日本最知名也是最精彩的一件赵孟頫小楷书法作品，“结体妍丽，用笔遒劲”，是他晚年楷书中流露唐人遗风的重要作品。此外还有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楷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卷》《兰亭十三跋》，阳明文库的《楷书仇锷墓志铭卷》。

在以上这些博物馆收藏之外，还有少数真迹散落在民间私人藏家手中，存疑和颇受争议的“传赵孟頫”书画仍有不少，它们还在等待一个更明晰的艺术史定位。

如今我们有幸看到这些作品，它们的流传并非易事。了解一件作品的流传，主要靠后世题跋和著录，可以大致勾勒出作品流传的几个点。汪亓指出，“著录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古代不像现在有照片，可以更清晰地辨认出作品的面貌”。古代无论书画，名称都是相对次要的元素，比如赵孟頫传世作品中有若干“归去来辞”，不同时代不同书体的都有。“古人记载的可能跟你现在看到的不是同一件作品。而且古人鉴定的真伪和我们现在鉴定的也不尽相同，他们认为是真的，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伪作。所以，著录不能作为唯一极为正确的判断标准。”

现在看来，赵孟頫的真迹好像存世挺多，但放到整个古代艺术作品的庞大体系中来看，还是很少的。在古代，能看到的真迹的人更是凤毛麟角，都集中在精英阶层的府邸中。比如，明代鉴藏家华夏曾收藏《秋郊饮马图卷》《二羊图卷》，项元汴曾是《行书洛神赋卷》的主人。到了清代，乾隆收尽了天下好物，民间的不少私人收藏都进了内府，乾隆本人更是对赵孟頫爱不释手。

然而，赵书的传播更多是依靠刻碑和刻帖，相比之下，刻帖的影响力更大些。就像印刷一样，从原刻到翻刻，帖子呈几何式地翻倍传播开去。北京图书馆现藏有《松雪翁乐善堂帖》，是非常罕见的元代刻帖。赵孟頫和顾信关系很好，帖上正是两人的书法作品。明张寰跋云：“松雪书法勒石者多矣,唯顾善夫乐善堂之刻号甲乙品。”所以元代以后，直至明清，刻碑刻帖的方式让赵书更好地流传了下来。

赵孟頫在中国艺术史上是一座巅峰，被后世推崇备至，这个巅峰到底有多高呢？通常最精简的叙述中，会将元代美术提炼为“赵孟頫和元四家”，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另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是董其昌，最精简的明代美术史也会概括为“明四家和董其昌”。再如何凝练描述中国的书画发展，都绕不过赵、董两个人，而他们又分别是元和明的旗帜。

董其昌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跟前人赵孟頫较劲，把他视为“假想敌”，但最终还是说赵孟頫是“书中龙象”，兼得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右军）和唐代书法家李邕（北海）的成就。

在艺术成就上，赵孟頫是个全才。多年研究赵孟頫的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说：“赵孟頫的书画是靠他那支笔，董其昌的书画，除了靠笔，还要靠他那嘴。”赵孟頫几乎什么都画，不但画人马，甚至画“羊图”。从书法和绘画的门类和形式来看，涉猎面极广，尤其是绘画，赵孟頫的真迹与真迹之间的风格跨度都很大，不像其他画家，作品往往都有一脉相承的面貌风格和转变特征，但在赵孟頫这里，个人风格非常多变，甚至存世的诸多文献都无法给出一个有关赵氏画风的清晰概念。

正是由于地位高，成就大，自元代开始，赵孟頫的临仿品就一直不断；又因涉猎广，风格多变，给后世鉴定其真伪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赵孟頫自画像

赵孟頫 《鹊华秋色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告诉本刊：“赵孟頫的伪作以时间为界线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其同时代的临仿；二是元代以后的临仿，以明清居多；三是当代临仿，但由于面貌差异太大，基本可以忽略。”前两者中，又分两类，一种落“子昂”款，并不好确认其初衷是临摹还是造伪，误定为赵孟頫作品；一种是出于喜爱或崇敬之情，学习赵孟頫的作品或书画风格，最后落款和钤印可能都是自己的，但在后世流传中，被他人改款，伪造或成了赵的“真迹”。还有的是无名款作品，或门人的代笔书画。赵孟頫就曾给自己的妻子管道昇代笔，故宫博物院藏的管道昇《致三总管札》中，第一行及末行署名“道昇”，但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先误书了自己的款，发现写错了，又在此基础上改成了“道昇”。类似这种代笔的情况当时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在元代，还没有出现像明清时期那种专门作伪书画的作坊，这些多半是个人活动，有些纯属兴趣爱好、心血来潮，很难找到规律和踪迹可循。加上时代风貌和书画材料的近似，有些也是技法精湛，面貌出众，最难辨伪的就是元代的仿品了。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幅赵孟頫款的《临急就章册》，经《石渠宝笈初篇·重华宫》著录。汪亓告诉本刊：“乾隆非常喜爱赵孟頫的书画，在《石渠宝笈》著录中，有不少作品被编纂到赵孟頫名下，但经后世鉴定，这里有真有假。但无论如何，乾隆对赵孟頫的推崇就像爷爷康熙帝对董其昌的推崇一样，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书风。”这幅《临急就章册》就是乾隆帝看走眼的一件作品。杨仁恺主编的《中国书画》一书中指出，这幅书法其后有鲜于枢大德七年（1303年）的跋，又有俞和题七古，实际上，赵、鲜于的书与跋皆是俞和的临本，临的是赵孟頫大德七年所书的《急就章》和鲜于枢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所题别本《急就章》的观款。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年款露出了破绽，鲜于枢怎么会在14年前就先于赵孟頫的书作好了跋呢？况且，鲜于枢去世于大德六年（1302年），时间再次错了位。

在临仿赵孟頫的诸多后人中，俞和是最出名的一位。俞和是赵孟頫的晚辈，但也是同时代人，赵去世时，俞和15岁。他能书好诗，因为同居杭州，见过赵孟頫的不少真迹，加上在那个时候的杭州文人圈里，赵孟頫的辐射力非常强，俞和自然是诸多“赵迷”中的一位。王连起在“赵孟頫书画真伪的鉴考问题”一文中指出，俞和应是在13岁（元祐六年）初见赵孟頫“用笔之法”，赵的书风前后差异很大，但俞和的书风，“早中晚期虽有精熟程度不同，水平高下之分，面貌上却并无本质的变化”。在王连起的考证中，赵孟頫传世的章草书《急就章》有三本，皆非真迹，其中两件出自俞和之手。

目前鉴定出俞和所作的伪赵书有《绝交书》《临兰亭序》《汲黯传》《六体千字文》《望江南净土词》等，虽然这些作品不是出自赵孟頫之手，但仍是历史上很精彩的书法作品。在所有的“伪赵书”中，俞和是水平最好的，甚至后来一些伪作赵书的人，有不少以俞和的“伪赵书”伪范本临仿，呈现的面貌也就可想而知了。但俞和伪作赵书，多半并非真的要造仿出售，以假乱真，他曾在诗中写道：“晴窗展玩开蒙童，书法一一手可扪。和今学之自有元，要与此书继后昆。”说明他是临学而非有意作伪，大概是对赵书太过迷恋的缘故吧。

在汪亓看来，鉴定书画的首要标准是判定时代风格。这个时代风格包括整体的历史风格和审美倾向，也包括艺术家自身的风格脉络。一旦判定作品在这个大体的风格范畴里，接下来就要细分了。“像赵孟頫这样的大家，存世作品多，可以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逐一比对。比如书法，从早期到晚期，风格变化的线索是相对清晰的，参照体系是比较全面的。有一些伪作可能在不同时期被篡改过，落款是晚年的，整体书风却是早年的，学‘二王’的或是学智永的，这肯定就不对了。”

在某些伪作中，总会有一些硬伤，这些硬伤成了判断真伪的“命门”。汪亓举了《行书鸥波片玉册（赵孟頫款）》的例子，也是此次的一件展品。“我们先只看落款，‘子昂’俩字都被写成‘子曰卯’了，赵子昂怎么会把自己的签名写成这样呢？”如果说落款的笔迹差异明显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判断，再来仔细看整件作品。此册六小段，各两三行，五段有“子昂”款。每段放笔直书，写得颇为自然而有气势，面貌略近于清代书法家翁方纲题跋过的《天冠山题咏诗》。但其“笔法简陋，点画粗糙，疏放而乏韵致，绝无赵书的高华凝重，遒美典雅，与任何时期的赵书真迹毫无关系。加之，款印也与真迹相差悬远”。据此，王连起认为，从书法水平的高下、风格特征的差异、款印所见的区别几方面来看，这个册页不是真迹。

在故宫武英殿东配殿的“云泥有别”展厅里，几组展品都是有一件真迹，旁边陈列一件临仿的伪作。一真一伪，观众可以通过直观的视觉感受来体会赵孟頫和那些“赵迷”们的作品。在谈到鉴伪的关键时，汪亓和凌利中都指出经验和感觉的重要性。在文献佐证的支撑下，对作品和风格本身的烂熟于心是每一位古代艺术研究者的必修课。作为普通观者，这似乎也是走进赵孟頫的一道重要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