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先进的手工业生产管理方式是其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保障

二、楚国先进的手工业生产管理方式是其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保障

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曾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的土地）。”这是因为分工不是一种生产形式并列的自然存在，而是一种技术构成，分工越复杂，相互制约因素就越多，这里有工具种类的增多、劳动内容和方式的增多、流通交换方式的增多等。越专门化的生产，越要求专门的技术、工具、原料；越复杂的分工，越要求专门生产的组合。这种组合，便形成各种不同门类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作坊。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以发达的手工业著称于世。而手工业生产特别是官营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生产环节都表现了很高程度的生产分工和协作，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春秋以来，楚国的王权在不断加强（日本学者安倍道子在“关于春秋时代的楚王权”一文中，指出从楚庄王到楚灵王时代，楚王的王权是不断加强的）。王权的不断加强，产生了一大批官员来担任手工业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指导的角色，某些身份较低的官吏甚至亲自参加生产。所有这些官吏，往往被统称为“工官”。下面就主要的工官种类作以下简述：

工尹工尹是管理百工的长官，三代以来习称司空，是为冬官。《周礼·考工记》云：“司空掌营城廓、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

大工尹《鄂君启金节》记：“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大工尹懳台（以）王命命集尹路请、博圭为鄂君之府更铸金节。”从《鄂君启金节》铭文分析，大工尹的职权当与被称为百工之长的工尹相当。它很可能为限制工尹职权而专设或临时增设。

司徒《周礼》记：“大司徒掌庶人之政令，小司徒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凡国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徒役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郑伐陈，陈屈服，最后郑一毫不取，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此处“民”，主要指徒役。综合上述记载分析，司徒主掌徒役。徒役主要是指在王宫、贵族和地方政府手工业作坊中服役的工奴，但也包括在军中做一些带有技术性和后勤性质工作的人。据《荀子·王制·序官》云：“司徒知百宗城廓立器之数”。这说明，司徒不仅是管理工奴的总监，还兼掌城建和器服制造之事。

集尹从前面《鄂君启金节》记：“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大工尹懳台（以）王命命集尹路请、博圭为鄂君之府更铸金节”分析可得两点认识：其一，集尹的地位低于工尹（或大工尹），二者有着统属关系；其二，集尹的主要职责是监造青铜器，也包括监造青铜符节印信等。

铜官（尹）据《七国考》和《一统志》等文献记载，楚设有铸钱作坊——铜官。按照楚国部门长官多称“尹”的惯例，铜官应设有铜官尹，或许还设有协助其工作的铜官令和技术助理类官员。

连尹《左传》宣公十二年、襄公十五年都有关于楚连尹的记载。《史记·货殖列传》：“长沙出连锡。”《汉书·食货志》云：“铸作钱布，皆用铜，殽以连锡。”如此看来，连不仅指铅矿，还包括锡矿在内。由于锡和铅是制造青铜器和钱币的主要原料，因而需要开发大量的连，连尹也正是为管理铅锡矿的开发而设的工官。

为手工业生产与管理而设置的官职多达几十种，以上是节选其中一部分官职来作一个简述。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获得这样几点认识：①楚国有完备的工官机制，举凡采矿、冶炼、青铜器与铁器铸造、纺织、漆木器和玉器制作、城市建筑、工程建设、铸钱乃至酿酒等主要生产部类，都有相应的管理官员负责。②官吏配备较为合理，即既有全面负责的行政长官“尹”，又有侧重负责技术工作的“令”、“师”、“佐”。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因主管官员因不熟悉业务而造成损失，保证了手工业生产的健康发展。③从楚工官大多有印玺和一些重要器物上刻有生产机构名或主管官员名来看，楚国的手工业不仅有着相当完善的技术监督与考核制度，而且有着较为严格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这是楚国手工业产品享誉诸侯列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生产向集中化、作坊化的发展，在某一生产机构内，科技的分工越加细致、明确，促进了广大工匠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和新技术的发明创造。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铜器制造。楚人在铜器的生产过程中已有了一定的组织和较细致的分工，负责这个工作的官吏有工师、右工师、右军工师等名目，下面有各种工匠各负其责。长沙出土的一件楚国铜钟，上面有铭文记载：“卅九年六月己丑，乍告，史丞向、右工师象，工六人台。”到了汉代，生产铜器的工种分得更细了，例如一件由四川广汉郡生产的铜耳杯上，记载了这件铜耳杯在制造过程中的八个工种及从事每个工种的工匠名字，他们分别是：“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漆工常、画工方、刖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对于铜器制造，分工如此细致，这样极大地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