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之光通汇寰宇透视科学感悟万象(总论)

丝路之光通汇寰宇透视科学感悟万象(总论)

一、千古求索浩瀚无垠

星移斗转，时光流逝，昨天过去变为历史，今天来临成为现实，人类又面临着另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在未来的100年里，世界存在着许多未知的变数，人类如何进步，历史如何演变，社会如何发展，国家如何奋进，在众议纷争当中，人们思索的焦点，揣测的重心，逐步移向文化思维、文明理念这一命题。曾有智者预言，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东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将势所难免，成为现代世界冲突进程中的最高阶段。未来世界的文明冲突，文化碰撞的发展态势和演变过程牵动着每一个人。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今日的文化发展趋势、文明演进历程，呈现出各国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文明相互影响、共同繁荣的局面。随着人类生活的不断充实升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数字信息的扩大应用，民族文化中人类共同生存理想和远景憧憬希望；真理的追求探索和科学的超越创新，将会日益成为人类各民族文化所寓有的普遍价值和共同利益，并逐渐汇集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种各民族文化的普遍性、同一性和差异性、特殊性的结合，就是各民族文化进行相互交流的基因，也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文明相互借鉴提供了内在的依据和科学的内涵，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在规律。

总结历史弘扬传统，以史为鉴；研究现在预测未来，与时俱进，既不可脱离现实，也不可割断历史。文化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长期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积累，同时也是绵延不断的历史创新，是在一个积累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创新中不断积累的人类文明成长过程。在人类晨曦时期，文明首先在华夏民族黄河流域以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尼罗河几条大河流域从蒙昧中萌芽诞生。“丝绸之路”就是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的“文化之源”，在它的东西两端，产生了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文明、希腊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它们相互交流、借鉴融会、超越创新，成为世界文明的摇篮。

文化相互交流，文明相互借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步的动力。人类在漫长的世界文明历史发展历程中，各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产或精神文明，总是通过相互不同形式的交流，彼此影响相互促进而发展的。这种交流愈是广泛，人们就愈能利用自己已有的成果，从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开始新的探索研究，从而更快地踏上新的境界，取得更大的成果。中华文化不仅本身是中原汉文化与众多民族文化的聚集与融合，而且也是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结果，如东汉以后印度文化的传入，汉唐时期西域文化的引进，宋元以后蒙古文化、满族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等，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是历史上实现成功的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文明发展最为典型的历史范例。

丝路通寰宇，天涯若比邻。丝绸之路是横贯东西方国际大通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交汇的国际大动脉。“古代丝绸之路为中西古典文明关系的物质象征，它曲折萦回于一大片东西十分辽阔而南北又异常复杂的欧、亚、非相关的大陆上，横亘其间的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峻岭，由濒临大西洋的比利牛斯山脉，经阿尔卑斯、喀尔巴阡山脉，越黑海而为高加索，经伊朗高原，到阿富汗，由都库什而进入中国境界，在这里，由南而北，有喜马拉雅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天山、阿尔泰山，而以祁连山作结束，接以人工建造的万里长城，直抵山海关、秦皇岛。这样，由大西洋到太平洋，天然的山岭，人工的长城，连成一条地带，中西古典文明彼此交往，所谓的丝绸之路，东西南北，穿插其间，由新石器时代而来，多少千年，人类文明孕育滋长，继往开来，绵绵不绝”^[1]。

丝绸之路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友谊之路，像一条连接友谊的金丝带，把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从地中海岸到中国海岸这一古典地带，有许多古代民族，无数古代邦国，集结为几个古代大帝国。经过丝绸之路各民族之间从物质的生产、生活，到精神的礼俗习尚，不断相互交流、相互补充，共同进步发展，历千百年盛衰兴替，蔚成古典世界文化历史之灿烂辉煌。在这漫漫长路上，民间商旅、官方使臣、虔诚的僧侣、勇敢的探险家和旅行家，以及征战的军队和迁徙的移民，不绝于途。丝绸、瓷器等中华物产，经由这条国际贸易大通道输往沿途各国，中国的生产技术、科学知识也陆续传到西方。“丝绸之路作为贯通欧亚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发展的中心。欧亚大陆由蒙古、塔里木盆地、准噶尔、西藏、帕米尔、河中、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地区构成。把这些地区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依存地发展起来，丝绸之路起到了犹如人体动脉那样的作用。……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尤其是这条路的末端部分曾经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刺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自古以来还出现了？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这些宗教向东西传播并给予各地的人类文化以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讲，丝绸之路也可以说是‘求道之路’……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各地，同时又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的文明。丝绸之路所以受到众多人的注意，主要是因为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动脉”^[2]。中国历史学家方豪指出：“丝绸之路可谓当前世界最长的交通大动脉，为大陆国家文化交流之空前最大联络路线。”^[3]

张骞“凿空”，丝路贯通，开辟于西汉，昌盛于隋唐的丝绸之路，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一条从古长安出发，横贯亚、欧、非的陆路交通干线，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商贸大通道，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门户。它东起中国古长安，西到印度、伊朗等国及地中海东岸，并可远达古代罗马，总长达7000多公里。它是沟通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把古代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联结了起来，对促进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经历了2000多年历史沧桑的丝绸之路，给我们留下了凝重的文化积淀和丰硕的历史遗产。当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成就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相互融会，使现代丝绸之路呈现出无限勃勃生机，催生出拓展陆桥经济，建设开发新世纪国际经贸、科技文化大通道的灿烂前景。

东西方文化摇篮的丝绸之路，作为一种浩瀚博大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它包含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某一单纯学科角度去研究，必然会作出片面的论断，只有进行全方位研究，以多维视角去审视，诸如从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科技、民族、考古、文学、艺术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医药学、自然地理学等方面去研究，才有可能揭示“丝绸之路”上的许多疑惑不解的奥秘和问题。基于此一理念，“丝绸之路论坛”丛书编辑委员会于2000年编撰出版《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国家文化经贸概览》(中英文对照)卷，弘扬丝路文化传统，建设现代丝绸之路，拓展大陆桥经济，迎接西部大开发高潮，对丝路文化传统从宏观上做绪论评述，对陆桥沿线各国从微观个例上做典型概览介绍。从2004年起又陆续编撰出版了《丝路商魂》卷、《丝路华夏医学辨析》卷、《新世纪丝绸之路旅游》卷。2009年将编撰出版《丝路之光——创新思维与科技创新实践》卷，在此基础上，并将试图陆续策划编撰出版《丝路瑰宝》、《丝路探幽》、《丝路诗语》、《丝路文化与法学》、《丝路文化与华夏教育》等科研课题，着重介绍改革开放及世界经济向全球化发展以来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突出时代特点，以较大篇幅记述沿线经济建设、文化科技、资源开发、历史渊源、丝路解码、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历史名人、旅游文化、民情民俗，生动展现古丝绸之路悠久而神秘的历史，显现历史辉煌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相互融会，催生出无限生机的瑰丽画卷。

当前，在改革开放继续向纵深发展之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振兴西部经济文化建设，重振汉唐雄风，使西部大开发融入世界，使世界认识大开发的西部，结合西部丰富、悠久的丝绸之路灿烂文化，旖旎多彩的人文史观和广袤的自然资源优势，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科学技术创新思维与科学技术创新实践的萌生、发展及其活动规律；研究丝绸之路科技文化活动中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研究人类科学技术发展中辉煌的科技历程，深邃独特的科技思想，五彩缤纷的伟大科技成就，从理论上作些宏观审视和探讨，从实践上做些解剖和辨析，为纪念和祝贺建国60周年的丰功伟业，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响应和贯彻《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战略部署，为我国科学技术的振兴发展，为西部大开发奉献一份力量。

二、科学的审视史诗的追寻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栖息在东亚大陆上的华夏原始初民，筚路蓝缕、辛勤劳动，进行着极为艰难而又极为雄壮的文化创造，开辟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早在180万年前开始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史前文化就已经形成了华北和华南两大谱系。在这一时代，华夏先民在极为困苦的艰辛条件下，以石器的研磨敲打，开创了中华文化史诗前奏，迎来了初升的华夏文明的曙光。距今7000多年开始，华夏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它的文化遗存遍布华夏大地，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等。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不仅已具有相当的物质文明，而且精神文明也初现辉煌。商周时代是从原始文化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迈进，其脚步之巨大以至于踏出了未来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商周时代史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的使用和发展，是社会科技文化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商周文化的繁荣，标志着中华文化已开始自成体系和独立发展，成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次巨大动荡的时期，正是经过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中的文化繁荣，才迎来了秦汉盛世这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从学术思想到文学艺术，从科学知识到生产技术，从精神成果到物质文明，都出现了前代所不能比拟的发展，文化的各个领域都空前活跃，辉煌灿烂，气象万千，为秦汉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繁荣，突出表现在思想学术领域空前活跃，出现了诸子百家并起，学术百家争鸣的文化气象，开启了中华文化最光彩夺目的篇章。秦汉时代的科技文化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是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形成和趋于成熟时期。我国古代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均已形成自己的体系。汉王朝在当时是东方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帝国，汉王朝不仅积极经略周边地区，而且大力发展对外关系和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在陆路由张骞通使西域而正式开辟了“丝绸之路”，在海域，则把航线延伸到印度洋。中国的丝绸、铁器等丰饶的物产，中国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中华文化的理念和精神，都通过畅达的中外交通大道，传播到周边国家乃至更远的地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盛世。

在汉代的文化盛世之后，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由于连年的征战讨伐，频繁的政权更迭，经济遭受巨大的破坏，社会生活动荡不安，这些都对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科学文化的发展繁荣有赖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太平盛世。公元581年，北周权臣杨坚推翻了北周王朝，建立了隋朝，隋朝在继北周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上，进而统一了全国，结束了过去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但是隋朝和历史上的秦朝一样，虽然完成了统一的大业，而它本身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隋朝之于唐朝，也与秦朝之于汉朝的作用相似。正是隋朝的统一以及隋代经济社会的初步发展和文化的初步繁荣，为唐代的盛世辉煌奠定了基础。“在隋朝两位皇帝的统治下，中国毕竟开始进入了第二个伟大的帝制时代。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得以重修，大运河得以开凿，从而为以后几个世纪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富丽堂皇的宫廷殿宇拔地而起；中华帝国威慑世界的盛望又得到全面恢复。”^[4]公元618年开始了将近300年的唐朝统治时期。唐朝立国之后，进一步开疆拓土，扩大帝国的范围，加强行政机构的建设，完备法律和典章制度，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和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最繁荣发达的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富庶、国力强盛、精神闳阔、文化腾远、科技发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中华盛世。

唐代的文化腾远、科技发达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的，是与经济繁荣同步发展的。唐代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有显著的改进和提高，河渠陂塘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大为增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达，农业生产率比汉代有了明显的增长。而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手工业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唐代手工业生产部门和作坊有50多种，其数目和种类都远远超过了汉代。其中特别是冶铁业中大型铸件的出现，以及铜镜、金银器皿、瓷器、纺织、造纸业的发展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唐代的商业发展达到空前的繁荣，当时的帝都长安和洛阳，淮南的扬州，四川的成都，岭南的广州都是极其繁盛的商业大都市。唐代的科学技术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来看，都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已达到成熟的阶段。科学教育的普及，生产技术的定型和推广，促使唐代的文明高度发达，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在世界文明文化总格局中，它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盛唐文化灿烂辉煌，文明异彩焕发，不但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也广被欧亚大陆许多地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发挥了引导世界文化文明发展潮流大势的功能。新西兰历史学家亚德谢特(S.A.N.Adbad)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此时中国最显著的对比是，欧洲古典帝国在衰落之后一蹶不振，而在中国，古典帝国先是在隋朝，继而又在唐朝重新兴起。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生机勃勃的和开放的城市社会，成为世界中心和为人羡慕的样板。唐代以全面开放的广阔胸怀和兼容世界文明的恢宏气度、如“长鲸吸百川”，广泛吸收外域文化，从其他文化系统中采撷英华，先后融容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及欧洲文化，使当时的帝都长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广泛兼容世界文明的同时，盛唐文化大踏步地全面走向世界，光被四表，辐射远方。唐代后期，地方藩镇势力不断膨胀，中央王朝的权威大为降低，最后已名存实亡，以至于907年唐王朝正式灭亡，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战乱繁争的局面，直到960年宋朝建立，这种分裂局面持续了50多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在结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宋代前期100年间，国家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广大农民开垦了大量的农田，特别是从996年至1021年的25年间，农田增加了200万顷以上。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品流通的范围逐步扩大，城市工商业者大为增加，城市经济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独立力量。从宋代开始，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普遍繁荣创造了条件。宋元至明代，虽然几经王朝更迭，但新王朝已经统一，社会生产便迅速得到恢复，社会经济生活始终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在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宋元乃至明代前期的科学技术、学术文化和文学艺术等等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各个领域都有相当大的进步，成为中华文化科技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相当富有成果的阶段，使其以成熟的境界展现于世界文化科技的总体格局之中。这个时期的中华文化，虽然不如盛唐文化那样气势宏阔、如日中天，但仍以其博大精深、完备成熟和勃发生机而独步世界，在总体上位于世界文化发展的领先水平。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所说，宋代是中国科学史和技术史的“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5]代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杰出成就的“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出现于汉代，并在唐代传播西方外，其他三项发明即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活字印刷技术和指南针以及航海罗盘的应用，都出现于宋代。宋代在科学技术上的关键地位，不仅在于这几大发明，实际上，宋元至明代前期，是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普遍繁荣发展的时期。在科学和技术的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进步，并涌现出沈括、王桢、朱世杰、毕昇、郭守敬、李时珍等杰出的科学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在宋元至明初这一时期，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纯熟和高度发展阶段，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建筑技术、采矿、冶金、制瓷、纺织技术、造船与航海技术等等，都有相当大的进步，达到纯熟和高度发展的阶段。

古代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华民族在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伟大实践中进行的伟大文化科技创造，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科技对世界文化科技的重大贡献。在今天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仍然享受着“四大发明”的无限惠泽，“四大发明”是现代世界文明须臾不可离的文化科技要素。“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它们在海外的传播，是不同文化接触和交流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四大发明”在中国文化的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文化的承续和传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媒介和手段，使体现中华文化传播的历代典籍得以保存和流传；使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政治伦理思想在较大范围内的传播和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国成为历史文献和文化典籍的积累和留存最丰富、传承最长的国家。指南针和罗盘在航海中的应用，使中国的商船能够远航到印度洋，甚至波斯湾，促进了中外贸易和中外文化科技交流，并导致了郑和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壮举。火药和火器的发明和应用，改进了中国军队的传统装备，大大提高了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在保卫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以及向周边地区扩张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当“四大文明”传播到西方世界的时候，却发生了不同的情况。对于以基督教思想为核心，以教会的神权统治为支柱的西方中世纪传统文化系统来说，“四大发明”不是一种科技文化支援力量，而是一种革命思维、破坏力量。英国李约瑟博士认为：在从公元3世纪起到13世纪的1000多年中，中国的科学技术为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这些科学技术先后传到欧洲，又为欧洲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李约瑟完全赞同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说过的话：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6]。印刷术带来了文艺复兴，火药炸掉了欧洲的封建城堡，指南针引导了新大陆的发现，而近代科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李约瑟博士认为：近代科学从方法论上有区别于古代的是将数学与实验紧密结合起来。但古代的西方是不重视实验的。只有中国的机械发明簇拥到欧洲以后，才产生了以达·芬奇为代表的工艺实验的方法。工匠们根据自然现象中的一些特点，提出假设，继续验证，这就是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实验科学的先导。近代化学是由炼金术演变而来的，在阿拉伯的成就传入之前，欧洲谈不上炼金术，“炼金术”这词本身以及炼金术中的许多术语都来源自中国。至于用数学公式表示科学假说，无疑是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十进位制记数法，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这个统一化的世界。在西方文化科技由中世纪走向近代，在人们接近近代文明曙光的伟大时刻，从远方中国传来的奇妙无比的“四大发明”，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都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推动和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构性的改变。“四大发明”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技术性范围，成为刺激文艺复兴运动并为其推波助澜的外来力量，刺激西方文化科技体系内部发生蜕变和更新的重要创新思维启迪、重要的文化科技因素。

明清之际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在文化思想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思想的活跃带来学术的繁荣，学术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古典文化历史进行系统的总结。这种总结性工作不仅在人文学科，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里也是如此，从而促进了科学技术领域的极大繁荣发展，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涌现出李时珍、潘季训、徐光启、徐弘祖、宋应星、李之藻、李天经、朱载、王徵等众多科学技术巨擘，累累硕果，成就浩瀚。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植物学、声律学等诸多领域以及机械、冶金、农业、建筑、水利等技术领域都同时展开大规模的科学总结和新的开创，成果享誉世界。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西方称为“东方医学宝典”；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誉为地理学、地质地貌学、矿物学诸方面内容的地理学巨著；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古代科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李约瑟博士称之为“中国的阿格瑞柯拉”、“技术的百科全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被誉为一部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集大成著作，是中国古代农科学的总结性巨著。“众多科学家在广泛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形成了颇有声色的科学技术浪潮，标志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进入了全面总结历史时期”^[7]。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甚至可以说中西文化科技体系开始了实质性的接触，开始了大规模的、多层次的和多渠道的交流，在中西双方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各自的文化科技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总体趋势来讲，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正面的互动关系。

在中国明清之际，当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走向它的最后一个高峰，古老的东方帝国沉湎于它的盛世辉煌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西方世界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大变革。这场大变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性的演变，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着至关重大的意义。“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最初萌芽”^[8]。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和发展起来。在纺织、冶金、采矿、造船等重要工业部门生产技术不断革新，社会分工不断扩大，手工业和农业进一步分离，商品生产的增长和国内外市场的形成，都加速了封建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解体，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时期，近代自然科学也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16世纪中叶哥白尼创立“日心说”，标志着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到17世纪，近代科学的各个部门，如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部门都开始形成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伽利略发现了惯性定律、落体定律，提出了力学的相对性原理，给经典力学奠定了基础；开普勒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则提出了力学运动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体力学和地球物理力学统一起来，完成了经典力学的科学体系；与力学发展的同时，数学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耐普尔发明了对数，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茨几乎同时制定了微积分。当时人们已经能够准确地用数学形式描述机械运动的一般规律。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普遍使用为标志，是一次重要性革命，从而发展了机器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恩格斯指出：“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的三个伟大的杠杆。”^[9]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也称第一次技术革命)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恰恰就在西方近代科学体系建立之际，本来一直处在领先地位的中国在这时却变得力不从心而开始落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发生呢？并且至今仍未得到一个全面的答案!动荡的历史岁月，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艰辛的探索之路又一次历史性地出现在中华民族的面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是不发达，而是很发达，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许多领域，远比西方领先，问题是：“为什么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连同他的先进技术的一切影响，产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这就是现在大家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中国人有没有能力从事近代科学？这个回答是肯定的。“2009年9月17日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表示，经过60年的奋斗，我国已经成为科学技术体系较为完备、科技人力资源世界第一、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科学技术大国。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表现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形成了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科学研究水平大幅度提升，2008年我国SCI论文数居世界第三位，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四位；突破了一批重大工程科技难关，如‘两弹一星’工程、三峡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科技惠民成效显著，育成并推广农作物新品种8000多个；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呈现新局面，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李学勇说，企业已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其投入约占全社会科技投入的70％。据统计，2008年企业研发投入的总额超过3380亿元，比2007年的2681亿元增长1/4。”^[10]“李学勇说：2020年我国将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目前我国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哥德巴赫猜想、高温超导、纳米材料、量子通讯、生命科学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在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第三代移动通讯等前沿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11]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最后说：“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我们这样大规模地通过科学的审视，执著地进行华夏文明和丝路文化史诗的追寻，决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对今天现实的思索，是与时俱进，以古鉴今的目的。而我们这种带着厚重的历史感的追寻，势必具有一种深沉的理性意义和思维意蕴。首先，我们可以从历史的事实和历史发展中，体认到华夏文明和丝路文化所含蕴的创新思维的性质和本体特征。华夏文明，丝路文化其创新思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无论是“吸纳与输出”，都有其先进性、开放性和开拓性及创造性，绝非一些论者认为的“保守性”、“封闭性”，而且源远流长，难于根除。我们在追述华夏文明、丝路文化创新思维时将予以揭示和梳理。其次，我们也试图从华夏文明、丝路文化历史的导绎中揭示思想文化与理论思维的特性。华夏文明、丝路文化其创新思维，本质就是开放的、进取的、发展的；因为无论是地缘关系、区域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甚至是友好、敌对关系之间，总是会发生“思想文化与创新思维”的对流关系，这足以说明它的本质特征正是开放的。中华民族对外族异域文化具有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和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精神，也是丝路文化创新思维的开放性本质特征，它以一种“大理想”的气魄和精神去吸取异族文化，并使之与本民族传统文化“融汇协调，和凝为一”，这确实是华夏文明、丝路文化的重大特点，它充分体现中华文化得以臻其融汇百川而成文化大河博大浩繁而深邃。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曾经指出：“中国的对外交通，有西北的陆路丝绸之路和西南的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汉唐以下，中国的那两条丝路路线之交通贸易频繁，是有历史可证的。”^[12]在世界史的中世纪时代，中华文化不仅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在世界总格局中属于领先地位。世界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指出：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13]

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方文化在发展的总体水平上居于领先地位，东方各民族的现代化首先面临着如何接受西方的挑战，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也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强行推行文化扩张，力图把世界文化都纳入西方文化势力范围，致使世界文化出现了不平衡和不和谐，似乎唯有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可以独步天下。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人类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以及交流传播手段的扩大，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东方世界的复兴，世界文化格局中各民族文化出现了共同发展的新态势，走向未来世界的文化格局，将是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和时代性而又有无限发展的蓬勃生机。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各个民族的文化被纳入统一的世界文化体系，不论原来的发展水平如何，都在同一起点上获得了同时代性。也就是说，像中华文化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在进入现代世界文化体系的时候，必须经历现代化的改造和更新，成为与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世界文化发展步调相一致的现代性文化。如果说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落后了，是就其整体所处的文化历史发展阶段而言，并不是说它在一切方面，一切领域都是落后的。文化是具有时代性，因而没有发展水平高低之分；文化还具有永续性和继承性，历史文化发展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层层积累为我们今天所继承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今天文化创造的前提和基础。中华传统文化中许多成就和要素，经过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仍然是现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会在现代化社会生活焕发其诱人的魅力和灿烂的光辉，继续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发挥其作用，并将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三、以论带史领悟科学

一部人类进化的文明史，就是人类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活动的历史。在人类五千年的科学技术发展中，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科学技术史的园地里更是姹紫嫣红、五彩缤纷。辉煌的科技历程，伟大的科技成就，深邃的科技思想，独特的科技方法，崇高的科技道德，睿智的科技领悟，有益的人生启迪，透视科学技术，感悟宇宙万象。人类在认识和利用自然方面所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莫不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人类的智慧无有穷尽，科学技术作为这种智慧的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经过科学家的艰辛努力，正在不断地透过无数重峦叠嶂，照耀到更高的巅峰之上。从原始人的石器研磨到今天的航天飞机；从有巢氏的构木为巢到今天的摩天大厦，人类的全部文明成果都是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明开始的，是人类创造性生产劳动实践及其创新思维观念、知识和经验积累升华的成果。正是这些新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构成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新的高度不断迈进。

“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科学中有技术，如物理学中有实验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如杠杆、滑车等也有力学。技术产生科学，如射电望远镜的发明与使用，产生了射电天文学；科学也产生技术，著名的历史例证如下：1831年发现电机原理，1882年生产出发电机；1862年发现内燃机原理，1876年生产出内燃机；1925年发现雷达原理，1935年制造出雷达；1928年发现青霉素，1943年生产出青霉素；1938年发现核裂变，1945年生产出原子弹；1948年发现半导体，1954年生产出半导体收音机。科学回答的是‘是什么’、‘为什么’，技术回答的是‘做什么’、‘怎样做’；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技术是综合利用知识于需要的研究。对于科学来说，技术是科学的延伸；对于技术来说，科学是技术的升华。20世纪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和科学理性充分发展的世纪，人类创造了历史上最巨大的科技成就和物质财富。20世纪前期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诞生，50年代半导体技术的突破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引发了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微电子与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研究等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能力。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新兴产业层出不穷。人类正经历着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14]

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又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新的方向。物质科学的研究重点转向极端条件下的物性和相互作用，为创造新材料、新能源和清洁高效的工艺提供了新的基础知识；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术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为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开辟了全新的前景；信息技术向最广泛的应用领域进军，同科技、经济和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产业；知识科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进展，为科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推动；宇宙科学大大深入了人们对宇宙起源和演化的认识，为了解物质结构和相互作用提供了统一图景；地球科学愈来愈趋向综合化，为人类探索、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及生态环境增加了新的能力。科学技术发展的交叉性、前沿性、多样性，科技知识的空前快速地生产、传播、转化，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使人类文明显示出光明灿烂的前景。

当前世界正经历着全球化的科学技术革命，有人估计，近30年人类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4000多年的总合还要多。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科学技术革命又有明显加速的趋势。人类在走过自然经济、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所谓知识经济，简言之，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就是以知识及其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这里所说的“知识的生产”，其实就是知识的创新与技术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知识经济是一种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生命和源泉。把握住创新就是把握住知识经济的灵魂和发动机。新的科技革命……给我国人民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紧紧跟上科技进步的时代潮流，不结合本国发展的实际，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就会落后，就会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构建科学技术自主创新体系。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既要有着自身独特的道路和特色，又要遵循着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共同规律；在独特的继承弘扬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中，集中体现了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共同规律；在呈现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共同规律中，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科学技术的特色。1980年10月11日在北京由233名会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49名理事，宣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成立。接着，第一次理事会选举了15名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会又选出钱临照为理事长，仓孝和、严敦杰为副理事长。会议期间，国家科委副主任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钱三强，中国科协副主席茅以升均先后到会讲话，强调研究科学史的重要性，号召科技工作者要解放思想，认真总结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为我国四化建设提供借鉴。1984年钱临照发表《应该重视科学技术史的学习和研究》，文中把研究范围拓宽到了全世界。他说：“我之所以提倡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首先是科学技术史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科技史的研究，是一项基本的文化建设，属于一般智力投资，它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进行唯物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珍重本民族的科学遗产，是珍重自己历史，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力的标志之一。研究国外科学技术史，是吸取全人类智慧精华的一种途径，也是衡量有无求知于全世界决心的标志之一。因此，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个不懂得本民族科技史，亦不了解世界科技史的民族，将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有作为的民族!至今还认为科技史可有可无、可学可不学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文章最后说：“科技史工作者更应进一步认识自己肩负的重任，在前辈科学史家开创的道路上，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史识和史德，刻苦钻研，写出更多更高水平的科学史著作。”^[15]文中提到前辈科学家的“史识和史德”，从席泽宗《竺可桢与自然科学史研究》(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文中所述竺可桢的三点治学精神是：“①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②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③专心一致，实事求是。”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1943年到昆明访问时，正逢钱临照完成他的《释墨经中之光学、力学诸条》一文，当时钱临照和他大谈这部世界上最早的系统性很强的光学著作。谈者津津有味，听者非常入神，他对中国先哲的成就大为惊讶，从而使他着手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正如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所说：在20世纪前半期，一些中国前辈在这一领域已有相当的贡献，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张资琪、刘仙洲、陈邦贤等，他们在后方，同李约瑟谈话时，自然会提到各学科的科学史问题，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各门学科史中关键要领等，这使李约瑟得到了很多帮助和指导。这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他感谢的科学家的名单中，排在第一名的就是钱临照^[16]②

当我们从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对科学技术史进行研究和编著时，实际上就是进行科学技术本身的研究，因为所谓科学技术史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在一系列具体的历史形态中的表现和

①钱临照：《应该重视科学技术史的学习和研究》，见1984年3月3日《科学报》。

②席泽宗：2000年4月4日在“纪念钱临照先生报告会”上的报告，见《钱临照先生对中国科学史事业的贡献》，刊于《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723页。展开，离不开从当代一定的科学技术理论出发回过头去对科学技术在历史上萌生、发展和演变过程的深刻的考察和规律性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都不能不是“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因为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历史资料的系统的、扎实的考证和相对客观的论述说明，是我们进行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但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和写作仅仅限于这种考证和说明，那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很难说是真正的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思想史著作。因为科学技术史的著作还应该包括在对史料作考证说明的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和规律性的理论概括。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谓摆脱主体价值判断和认识的纯客观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是不可能的。人们要有一定的理论作指导，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整部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作为我们整部书的思想哲学？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这不能代替我们全书的具体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也不意味着我们去照搬和硬套马克思主义某些现成的有关结论；全书既要富有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史的特色，又要反映人类普遍规律的科学技术史理论体系。总括地说，科学技术史哲学应该说是编著科学技术史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从横向上、共时上应该科学地阐明和解决科学技术本质论、本体论、特征论、创新论、机械论、发展论(动力结构)、接受论等；然后在此基础上要从纵向上、历史上科学地阐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嬗变的历史过程、动力结构和客观规律，也就是说作为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基本任务就在于深刻而科学地揭示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辩证规律。这里起码要阐明以下这样一些辩证关系的思维内涵：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又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制约性与相对独立性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发展的自律性与他律性的辩证关系(内因与外因)；科学技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各种科学技术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民族科学技术与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的辩证关系，这些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我们基本的科学技术思维理念，亦即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论体系，在这一科学技术史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哲学基础。虽然我们可以也应该认真学习和吸收中外古今有关学说的合理因素、真理的颗粒；但是又不能完全以某一家的见解作为我们的理论主张。因为由于社会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局限，决定了历史上各家各派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局限，我们作为当代人应该有当代人更高、更科学的视角、观点和认识。我们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当代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学的观点和方法、哲学认识论的观点和方法、价值论的观点和方法，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符号论等观点和方法，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既有主元又呈多元的观点和方法系统。并运用这种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深入学习、挖掘、发现、认识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成果，进行新的理论反思和理论升华；另一方面又兼采和融汇上述各家各派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基本精神的真知灼见，然后拿出我们自己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精神的基本主张。不能只采取某种单角度单思维的观点，而应该有自己主张的中国科学技术精神的系统理论和全面表述。因而，我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精神的特质、特征和特点，既要从共时的角度，对其进行逻辑的横向的把握；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历史的、纵向的把握；要在共时与历时，逻辑与历史、横向与纵向的统一中去认识和把握，否则，容易走向简单化、贫乏化、静态化、平面化，无助于甚至有害于整个科学技术史的编著。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理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线索和客观过程，总结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还需着力解决好以下问题：首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问题。先要破除以社会经济、或以阶级斗争、或以时代精神、或以民族心理、或以地理环境、或以主体个性、或以科技本身进化的要求等单一的动力论的观点，在这种“破”的基础上要建立起“综合动力结构论”，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产生和促成“历史事变”的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恩格斯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但经济决非唯一因素；另外，政治(阶级斗争)制度、各种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方式等也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定因素。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发展变化要在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综合力量的作用下才能实现。亦即由一个复杂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撞击、构成的“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作用，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也才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其次，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心问题，它与动力问题紧密相连。应当以人的本质、价值的历史生成和发展及对其认识和把握的历史深广程度为中心。所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和价值产生、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是不是可以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分为三大阶段：一、人的自为阶段，也就是科学技术的自为阶段(原始、先秦两汉)；二、人的自觉阶段，也就是科学技术的自觉阶段(魏晋南北朝至明代)；三、人的自由阶段，也就是科学技术的自由阶段(包括明清—近代—现当代)。其三，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式问题。尽管我国传统的复古论、新变论和通变论在总体上都是一种循环论的模式，但其中不无朴素辩证法因素；进化论的发展史观虽然存有简单化，但注意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关系以及中外交流的意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吸收。不过只有马克思的辩证发展论才真正揭示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方式进行的，总体呈现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用黑格尔的话说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因此，编写好本书，必须首先解决好构建科学技术史的哲学基础问题。如果不在深入学习、认识和把握中国科学技术产生、发展、嬗变的客观规律、历史过程、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独到的、深刻的、科学技术史观，才能使全书既能避免成为哲学观念的抽象演绎和理论观点的形象说明，也可避免使全书成为科学技术现象的简单罗列、科学家和科技成果的详细编目和说明，充其量也只是编出一部包括图片在内的资料汇编，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可以说学术价值不高。

时代走入了21世纪，科学远远地战胜宗教精神和迷信愚昧，连同科学人士永远走出了遭受宗教迫害的历史，科学也应该没有了迷信和愚昧的困扰，科学怎么至今带给人们的依然还有着迷茫和痛苦心境的折磨呢？科学只是人类对于宇宙规律的追求，它的历程位置与最后的目标永恒地存在着距离。人类文明的起源比之于生命演化的历史，犹如白驹过隙。科学发展的历史是短暂的，从人类未来的历史发展长河来看，我们的科学也有如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科学还处于起步的幼年时期，犹如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大自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有如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刚刚学会看外面世界的地球人类，对于这个自然世界有着一股朝气蓬勃的探索热情，但是得到的想法当然有时难免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十分可笑的。因为科学不等于真理，科学是现实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人们不能以纯真和幼稚的心态寄希望于地球人类出现的科学社会。20世纪70年代有一本影响深远的书《现代物理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0年)，书中大多数文章是20世纪初有关理论物理和天体物理方面的文章，这本书使我们了解更多的有关实验方面的资料，更主要的是那些文章是现代物理发展初期时候写的文章，反映了那个时代学者们对于物理科学的迷茫心态以及科学家们各种探索风格之间的分歧。没有后来人们那种把现代物理当作圣经来阐述的教条作风。遗憾的是前辈老师那里没有留下科学新的发展方向和来自于生活的科学诗篇。科学如果不想走向终结，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自己去捕捉科学新的方法和思路。地球人类在找到完美的方案以前很多理论的不完美情形是无可避免的。迄今为止的所有的科学理论，给我们提供联系和认识物象方便的同时，都无法很好地克服思想上的一些困惑。科学不会就此而终结，科学处于发展之中，地球人类一直都在寻找更加完美的科学理论。也许不如意的事情完全有可能，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揭开自然界的层层面纱而找到宇宙的真谛，我们的命运可能是永远需要面对一个总是有所欠缺的理论。正因为一个具体的人造理论总是有所欠缺，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位学者具备宽容、吸纳、撞击、选择、扔弃的心态，这里问题不是什么精神美德，而是科学如钢似铁的现实。

科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哲学？数学和实验作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主要风格推动物理科学的进步。诚然，数学和实验对于科学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只将科学仅仅依赖于数学和实验，这样的事情对于科学的发展并不总是有利的。不过实验也肯定解决不了所有的物理科学问题。我们的实验仪器的分析能力总有一个限度，而且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离地球不远的范围。太细微的东西和太远的图像最后多少依赖于理论的推测。如何让我们的理论构造尽可能地符合总体的物象，科学除了需要数学和实验，还需要正确的哲学信念和形象具体的物象模型，即科学需要找回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哲学传统和工匠传统，所谓工匠传统，即科学应该吸取现代工程科学中那些优秀的思考问题的方法。科学需要哲学，在很多的时候哲学也是我们的精神力量，在地球人类芜杂的科学思想意识中心情疲惫之时，支撑着学者们的精神力量的那些东西中肯定少不了人们对于哲学的信念。科学应该基于实验传统和数学传统，这是应该旨定的。如果没有哲学，可能会走错方向，但是只有哲学则不够具体。哲学家的思维、工匠的务实、数学家的精密、文学家的语言、评论家的辨析，科学都统统需要，我们许多资深的学者都愿意老老实实地承认，唯物论与科学之间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天然盟友。

孟昭勋

2009年10月30日于绢田云阁

【注释】

[1]日知：《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1994年第6期，第27页。

[2]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3]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3页。

[4]费正清、赖肖尔和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6]席泽宗：《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41页。

[7]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1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

[9]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405页。

[10]赵亚辉：《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世界第一，企业成为科技投入主体》，200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1]中国经济网2009年9月22日。

[1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3页。

[13]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序言，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4]朱子良主编：《当代世界科学专题》，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