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下的唐代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

盛唐气象下的唐代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_丝路之光创新

第三节　盛唐气象下的唐代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

一、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

1.隋唐时代的天文历法

隋唐五代时期的天文历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唐时设置太史局(又称浑天监、司天台等)，内置天文博士、历法博士、天文观生、历生等，掌管天文，制订历法。这一时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天文学家，如刘焯、张胄玄、李淳风、僧一行、傅仁钧等。他们在总结前人天文历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胆求索，在天文测量、历法编纂、测量仪器的改进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定朔法的应用及历法的改进

准确推算合朔的时刻，一直是历法中的一个难题。自从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性发现以后，东汉刘洪虽在推算日、月食的时刻时，曾考虑到它的影响，但在历法上仍然沿用传统的平朔法，即只按日、月的平均实视运动来计算朔望。何承天为了解决因采用平朔法而造成“合朔月食，不在朔望”(魏徵寿《隋书》卷十七志第十二律例)中的问题，在制订元嘉历(443年)时首先创立了定朔法。他提出用月亮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确定合朔时刻，在当时遭到非议，未被采用。其后，在历法中关于定朔和平朔的争论多次反复，延续了数百年。北齐张子信发现了太阳的视运动也是不均匀的，提出“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隋书·天文志》)。这对定朔法的应用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日、月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确定合朔日期的定朔法应用势在必行。

刘焯(544—610)，隋初著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字士元，信都(今河北冀县)昌亭人。他著有论述“历家同异”的《嵇极》10卷、历书10卷，

公元600年刘焯编制了《皇极历》，在《皇极历》中，他第一次同时采用日行和月行速度的不均匀性理论，用以推算五星位置和日、月食起讫时刻及食分等。用定朔法代替平朔法，这在中国历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还采用定气的方法，来计算日行度数和交令时刻。他推得春分、秋分离冬至各88日之多，离夏至各93日之多。尽管他给定的太阳运行快慢数值与实际不大相符，但一改过去的平气之说，是历法上的一大进步。

由于刘焯的努力，对岁差的认识在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地球是一个椭圆球体，自转轴对黄道平面是倾斜的，地球赤道那里的突出部分受到日月等吸引而引起地轴绕黄极作缓慢的移动，大约2.6万年移动一周，由此产生了岁差现象。冬至点在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0.2秒，就是71年8个月差1度。按我国古代所用的度数，也就是70.64年差1度。刘焯在他的历法中使用75年差1度的的岁差数值，已大大接近实际数值。而当时的西方仍沿用100年相差1度的数值。刘焯还提出了黄道岁差的概念，在他之前的历法给出的岁差值都是属于赤道岁差。为了精确推算日月五星的行度以得定气和定朔，他曾测定了28宿的黄道度，并与东汉时代测定的数值进行比较，发觉其中有11个宿的黄道度有了变化。他认识到这种变化是岁差引起的，曾指出“岁久差多，随术而变”(《隋书·律历志》)。就是说，为了精确推算当时日、月、五星离冬至点的黄道积度，不能根据过去的而必须根据当时的28宿黄道度来归算。如果要推算过去或将来的行度，则必须先按岁差求得那时候的28宿黄道度。一行的《大衍历》接受了刘焯推算黄道日度的原理。刘焯还在推算交食时第一次考虑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也就是在地球表面观测天体和在地心观测天体所产生的天体位置差，这在当时都是大胆的创新。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当时因受到太史令张胄玄和张宾等人的排斥，未能施行，但他对天文历法学的贡献却没有埋没。

唐代的历法先后变更了8次，但最有价值的有三部历法。据《旧唐书·历志》记载：“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

唐初傅仁钧制订的《戊寅历》于武德二年(619)颁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定朔法正式颁行的历法。

麟德二年(665)，李淳风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加以改进，用定朔法，颁行了《麟德历》。《麟德历》简化了计算过程，采用临时变通调整的方法避免连续出现几个大月或几个小月的情况，并在无中气的月分置闰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开元十五年(727)，僧一行受唐玄宗命编制了《大衍历》。他经过认真测量，指出了正确的日行快慢规律。《大衍历》从唐中叶到明朝末年，使用了800余年。《大衍历》共分7篇：一、步中朔，即计算平朔望、平气；二、步发敛术，计算72候；三、步日躔术，计算每天太阳的位置和运动；四、步月离术，计算月亮的位置和运动；五、步轨漏，计算每天见到天空的星象和昼夜时刻；六、步交会术，计算日月食；七、步五星术，计算五大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在一行以前，历代编写历法，格式不一。自《大衍历》后，历法一直遵循这种格式，可见《大衍历》在我国历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2)一行及其对子午线的测定

僧一行(683—727)，魏州昌乐人，俗名张遂。公元717年，他被唐玄宗强召入京，改撰新历。一行深入实际，大胆创新，在天文历法学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主要贡献，一是和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测天象的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二是在天文观测中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三是制订了沿用800年之久的《大衍历》；四是组织在全国各地测量日影，实施了人类对地球子午线的第一次测定。

图34　僧一行

开元十三年(725)，在一行的倡议下，唐政府派南宫说等人到全国13个地方进行观测。根据南宫说等人的实测，一行求出南北两地间距离相差351里80步，北极高度相差1度。换算为现代单位，即为南北相距131.11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度。这实际就是测量地球子午线上1度的长度。按现代测量的结果，在纬度35度处，子午线1度长为110.94公里。一行所得的数据与现代测量的数据相比虽然误差大了一些，但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最早关于子午线的测量比我国实测晚了90年。一行这次测量的地理范围，南到北纬17度线的林邑(今越南中部一带)，北到52度线的铁勒回纥部(位于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的喀拉和村遗址附近)。中经朗州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和蔚州横野军(今河北蔚县东北)等13处。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一行组织的这次大规模天文测量活动，开创了我国通过实际测量认识地球的途径，把地球子午线的测量同地面距离结合起来，从中寻找出接近实际的变化规律。从而为制订新的历法提供了较科学的依据，也为后来的大地天文测量提供了基础。

(3)浑天仪的改进与测天精度的提高

浑天仪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文的唯一测器。自汉以来，天文学家都以制造浑天仪为其首要任务，其制造技术不断改进提高，也使测量天文常数的精度进一步提高。

图35　浑天仪雕塑

唐初李淳风于贞观七年(633)造了一架新型的浑天黄道铜仪。他在前人基础上作了重大改进，吸收了北魏铁浑仪设有水准仪的优点，在古代浑仪的六合仪和四游仪之间，加了三辰仪，使浑仪由二重变为三重。三辰仪由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三个圆环相交构成，其中黄道环用来量度太阳的位置，白道环用以量度月球的位置，赤道环用以量度恒星的位置。三辰仪可以绕极轴在六合仪里旋转，作为观测用的四游仪又可以在三辰仪里旋转。这样就可直接用来观测日、月、星辰在各自轨道上的视运动。由于黄白交点在黄道上有较快的移动，李淳风在黄道环上打了249对小洞眼，每过一个交点月，就把白道环移过一对洞眼，较好地满足了实际的需要。

开元十三年(725)，梁令瓒在李淳风黄道浑仪基础上加以改进造成黄道游仪，黄道游仪先是用木试制，后用铜铁浇铸，在赤道环和黄道环上每隔一度都打上洞，使黄道环也可以沿赤道环转动，白道环也可以沿黄道环移动，一行称赞其为“动合天运，简而易从”的天文观测仪器。

一行与梁令瓒等人制造了一架浑象，它以巧妙的轮轴结构构成。一行为了使浑象能自己转动，应用了古代计时漏壶滴水的原理，在仪器上安装一个齿轮，用漏壶滴水的力量推动齿轮，齿轮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每天转动一周，用水力运转仪器反映天体现象，这是张衡水运浑象的发展。其中还特别安装有自动报时器，“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则自然撞钟”(《旧唐书·天文志上》)，整个装置中“各施轮轴，构键交错，关锁相持”(《旧唐书·天文志》)。推想其中应当具有类似现代钟表上的擒纵器装置，这在天文钟的发明制作和机械工艺史上都是一个大创造。

(4)天文观测实践

由于天文仪器的改进，这一时期天文测量和天象记录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天文常数的测量精度也进一步提高。如隋代张胄玄的《大业历》(608年)，在五星位置的推算上，首创了利用等差级数提高行星动态表精度的方法，给出了令人惊叹的五星会合周期的准确值，水星误差仅差0.001(1.44分)，金星则达到密合的程度。又如这一时期的十余种历法中所用交月点的长度同理论推算值之间的差异，绝大多数均在1秒以下，近月点长度值的误差为1.5秒左右，达到了历法史上精确度的高峰。关于交食周期的数值，也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边冈的《崇玄历》(893年)推算得交食年的长度为346.6195412日，同理论推算值仅有14秒的误差。徐昂的《宣明历》(822年)所用的黄赤交角值为23°34'55″，仅比理论值小37″。

2.隋唐地理学的成就

隋唐统治者较为重视编纂全国性的地理著作，这时编修的地理著作是以“图经”的形式为主，即由地图和文字说明两部分组成，而文字说明部分包括的内容比图更为广泛。隋炀帝时，汇集成《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唐代的全国性、地区性和关于边疆及外国的地理著作更是大量出现，地图著作亦有不少问世。这些著作中，以贾耽、李吉甫、僧玄奘的著作最为著名。对海陆变迁、潮汐的认识以及大运河的开凿，则反映了当时人们关于地理学知识的新成就。

(1)贾耽与《海内华夷图》

唐时，裴秀的制图理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以裴秀制图理论为指导的地图。如反映唐代行政区划的《十道图》，军事性质的地图《河北险要图》和《九州设险图》。在制图学方面做出最杰出贡献的要数贾耽。

图36　贾耽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沧州)人，生于唐开元十八年(730)。自幼喜好地理，早年曾任过员外郎、礼部郎中等职，后被升为管理国家礼宾和接待外国使者的鸿胪卿，大历十四年(779)后，曾任左散骑常侍、山南西道节度使、工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等职，贞元九年(793)升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务)，在相位13年，于永贞元年(805)去世，终年76岁。

贾耽的制图师法裴秀，但有所创新。他的地理著作和地图主要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一轴和为说明此图而撰的《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及《吐蕃黄河录》4卷，统称《别录》10卷；《海内华夷图》一轴和为说明此图撰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还有《地图》10卷、《贞元十道录》4卷及《皇华四达记》等。《海内华夷图》是唐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一幅全国一统大地图。

《海内华夷图》及其说明该图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共40卷，完成于公元801年。这幅图广3丈，纵33尺，比例尺为一寸折成百里(即1∶1800000)。图中以黑色书写古时地名，用红色书写当时地名，这是我国古代制图史上的一项创新，也为后世的历史沿革地图所袭用。《海内华夷图》已经失传，现存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内有一幅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的石刻《华夷图》，其左下角有一段话“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即贾耽)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可知此图参照了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从现存的石刻《华夷图》可以看出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不但各要素丰富，所载国家多，而且大江大河流向位置绘制得比较准确，不但绘有沙漠，而且绘有长城，各要素的符号许多与今相同或接近。《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是说明《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资料，该资料备有各州详细的道路里数和驻军人数，以及各山各水的发源与归宿，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地理著作。此外，贾耽还绘有从中国到朝鲜、东京(今河内)、中亚、印度，甚至到巴格达的交通图等等(《新唐书·地理志》)。

(2)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

隋唐时期域外考察活动十分活跃，介绍域外地理知识的书籍也不断涌现。

隋炀帝时，裴矩将西域的地理情况和风土人情加以记载，并绘成图册，撰成《西域图记》2卷。据记载，当时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通往地中海、波斯湾、阿拉伯海的三条陆经路线。公元658年，唐初的许敬宗(592—672)，出使康国和吐火罗后，撰成《西域图志》60卷，详细地介绍了中亚各地的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等情况。唐初，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回来后撰有《西域行传》，又名《西国行传》、《王玄策行传》等，书中素材多被当时有一部官书叫《西域志》所采用。唐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九(627—645)，玄奘西行取法，遍游天竺(今印度)，回来后写有《大唐西域记》12卷，是一部关于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和中亚、南亚的重要地理著作。天宝十年至宝应元年(751—762)，唐杜环在当时的大食(阿拉伯)境内留居10余年，归来后撰有《大食国经行记》，翔实地反映了当时中亚和波斯(今伊朗)、大食、佛菻(东罗马)、苫国(在今叙利亚)、摩邻(在今肯尼亚)等处的地理情况，是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后世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中都有转载。虽然它传世文字不多，但由于所记内容重要，有关部分还被译为英、法、日等文字，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统治中原的后晋派张匡邺、高居海出使于阗(今新疆和田)，高居海回来后撰了《行记》，其中详细记载了昆仑山北麓，于阗至若羌一带产玉的情况。

唐时漂洋过海从水路到南亚、印度、波斯湾考察的也很多，如唐代的僧侣义净和尚，咸亨二年(671)，自广州出发，至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由佛逝至印度，在印度求法10载，然后又至佛逝，停留6载后，于永昌元年(689)返回广州，前后在外25年，经历30余国。归后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求法高僧传》。隋大业三年至大业六年(607—610)，隋炀帝先后派朱宽、陈棱、张镇州等前往琉球(台湾)，《隋书·琉球传》详细记载了台湾的风俗、物产及气候。同时期，隋炀帝还派常骏、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的南部)。《隋书·赤土传》记载了赤土国的气候和农作物的情况。唐代樊绰的《蛮书》，详细记录了唐代云南境内的交通途程、重要山脉河流和城邑、云南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生产技术、风俗习惯以及部族的分布迁徙等，是研究我国西南边陲极为珍贵的史料。

在众多的域外地理考察著作中，当以玄奘述、辩机编的《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它详细地记述了唐玄奘不畏艰险，游历110余国的经历和见闻，是闻名中外的地理学专著。

玄奘(602—664)，姓陈名纬，洛州侯氏(今河南偃师侯氏镇)人。

图37　玄奘雕像

玄奘隋末出家，贞观三年(629)秋天，他从长安出发，去天竺取经，沿途经瓜州、玉门关、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葱岭北隅的凌山(今腾格里山穆素尔岭)，经大清池(今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北岸往西到素叶(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赭时国(今乌兹别克的塔什干)、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撒马而罕)，然后折向东南，出西突厥的铁门(今阿富汗的巴达克山)，过大雪山(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和黑岭，来到北印度。在印度遍游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以及东、西海岸，然后翻越雪山和葱岭，经疏勒、于阗、鄯善至敦煌瓜州，于贞观十九年(645)初回到长安(见玄奘西游路线图)。前后16年，跋涉2.5万余公里。

玄奘回到长安不久，奉诏翻译佛教经书600余部，并根据他的口述，由他的助手辩机编成《大唐西域记》12卷。他的另一个助手彗立，也根据他的口述，编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除详细记述玄奘游印路程和见闻外，还追记玄奘西游以前的身世，并一直记述到他的葬事，属于一部传记体的著作。

图38　《大唐西域记》书影

《大唐西域记》全书12卷，10余万字，记录了玄奘亲自经历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山川、物产以及气候和宗教等情况。书中对印度地形轮廓的描述是“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这是接近实际的，在我国地理文献中还是第一次。书中对古印度的气候作了详细的记录，谈到印度一年分为六季，每季两个月，都是从月圆到月圆为一个月，对研究印度半岛各地古气候，很有价值。对沿途各地的植物分布景观，书中也作了真实的描绘。如描写新疆疏勒到叶城一带“稼穑殷盛，林树郁茂，华果繁茂”。“土宜糜、黍、冬麦”和“沙枣、葡萄、梨、杏诸果”。但是描写帕米尔，则是另一幅景观：“葱岭东冈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畴垅泻齿，稼穑不兹。即无林木，唯有细草，时虽暑热，而多风雪。”把高寒山地与荒漠绿洲的植被情况作了生动真实的描绘。

《大唐西域记》12卷，除去首尾两卷既讲印度，又讲我国的地理情况外，其余各卷都是讲印度各地的地理风光及宗教历史，因此，它又是我国最古老的外国地理专著之一。今天仍然是研究中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3)对潮汐成因及海陆变迁等的认识

隋唐时期，在对一般自然地理认识的同时，时人还通过野外实地考察研究，更深层次了解一些地理现象的成因，作出科学的解释，使地理学的研究向更深层次迈进。其中突出的表现在对潮汐成因、海陆变迁以及对黄河源头的考察等方面。

关于海陆变迁的思想，唐代宗大历六年(771)，颜真卿任抚州刺史的时候，在今江西省南城县的麻姑山顶一座古坛附近，发现螺蚌壳化石，他认为这就是沧海桑田变化的遗迹，于是写成了《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文(《颜鲁公文集》卷13)，指出在南城县麻姑山顶的“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颜真卿以实地观察到的事实，为海陆变迁的地质思想，第一次提供了实物的证明。

唐时窦叔蒙在多年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写了《海涛志》一书，详细地论述了潮汐的成因，较王充前进了一大步。《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全书共6章，约成书于8世纪中叶，是我国现存最早论述潮汐现象的专著。

窦叔蒙从长期细心的观察中，深入描述了潮汐变化与月亮运动之间存在的客观规律。在《海涛志》中，记述了每日有两次潮汐涨落，每月有两次大潮初现于朔望时期，有两次小潮出现于上下弦时期；在一年之内也有两个大、小潮期。窦叔蒙通过精密的计算，得出一个潮汐循环所推迟的时间为50分28.04秒。这个数据与现在计算正规半日潮每日推迟50分极为近似。为了说明潮汐的运动规律，窦叔蒙还创立了科学的图表表示法。在《海涛志·论涛时》中具体记载有制图方法，图上列有月亮圆缺的情况，画出相应的潮汐变化图表。利用此表能很容易地查出当天高潮的时辰，从图中还可一目了然地看出潮汐“循环周始”的变化规律。这个表要比欧洲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世纪“伦敦桥涨潮”表)早4个世纪。窦叔蒙的《海涛志》反映了8世纪中叶，我国对潮汐的成因和变化规律，不仅已有科学的定性认识，而且对来潮时间也有较精确的定量认识。

与窦叔蒙同时的封演，也对潮汐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在《说潮》中，详尽地描绘了一朔望月中潮时逐日推移的规律，与窦叔蒙的推算是异曲同工。书中对潮汐成因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潜相感致”说，在牛顿(1687年)的“万有引力”之前800多年，是难能可贵的。

3.印刷术的发明和造纸技术

(1)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作用

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需要更加迫切，对书籍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当时手抄、人工誊写的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促进了印刷术的发明。另一方面，作为工艺技术之一的印刷术，所需要的纸张笔墨、刻印技术自汉代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渐发展，不断改进发展乃至成熟。

隋唐时，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问世了。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确切年代现在尚无法确知，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出现在6世纪初的隋唐之际。据明代陆深《河汾燕闲录》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十二月八(日)敕废象遗经，悉令雕撰，此即印书之始。”明代邵经邦的《弘简录》卷四十六中则记有：“(唐太宗后长孙氏)崩(646年)……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帝览而嘉叹……令梓行之。”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十二月二十九日，唐文宗李昂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这些历史记载说明，隋唐时代我国已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并已投入使用。

隋唐雕版印刷所用的版料，大部分选用易于雕刻的枣木和梨木。方法是将字先写在较透明的薄纸上，字面朝下贴到板子上，然后用刀将字刻出来；再在刻好的版上加墨，把纸盖在版上，用刷子轻匀地揩拭，揭下来，转印到纸上的文字就是正字了。虽然刻字费工，但由于木刻工艺简单，费用低廉，印刷便捷，较手写传抄优越百倍，因而深受人们欢迎，而不断被推广和传播。

早期的印刷活动主要是在民间进行的，大致用于三个方面：

其一，用于宗教活动。隋唐时期，佛教盛行，佛像、佛经的需求量很大，而绘画手抄费时费功，满足不了需要，因而采用木刻印刷。7世纪中叶，“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110]，印刷和发行量都甚为可观。1966年在韩国发现的木刻陀罗尼经，刻于公元704—751年之间，为目前发现的最早印刷品，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该经是在西安翻译和刻印的。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一册印刷精致的《金刚经》，经书末尾注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九年就是公元868年，这部《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注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

《金刚经》的开卷是释迦牟尼在祗树为孤独园说法图。这是一幅高33厘米、长33厘米多的木刻版画。释迦佛坐在中间举手示意，学生长老浿菩提披袒右肩，右膝着地跪在座前，合掌恭听。诸天神围绕，神态生动。《金刚经》全书字迹清晰、明显，雕刻精细、美观，墨色浓厚而均匀，图文浑朴。其雕刻的刀法纯熟、精湛，充分显示出唐代的刊刻技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反映出唐代已具有很高的雕版印刷水平。

图39　《金刚经》书影

其二，用于刻印诗集、音韵书和教学用书。唐代是诗歌繁荣的时代，大量诗歌传抄，需要有便捷的书写与印刷方法。唐穆宗长庆四年(834)十二月十日，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序中就写道：当时扬州、越州一带很多人“缮写模勒”白居易以及他自己的诗集，并拿着这些诗集的印本换酒茶。这里面所说的“模勒”就是刊刻，这也是最早出现在古代文献中的印刷技术了，反映出当时印刷出售诗集已很普遍，也反映了江浙一带印刷业已经很兴盛了。9世纪中叶日本来华名僧宗睿于咸通六年归国时，带有印刷的书籍《唐韵》一部5卷和《玉篇》一部30卷，说明多卷本的著作已经雕版印刷。

其三，用于立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书籍的印刷。唐时农业生产发达，中央政府颁行的日历往往发行较慢，满足不了农村掌握农时的要求，因而民间刻印日历出售的活动很活跃。公元835年前后，现在的四川、陕西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一带，有很多人从事印刷业，印制日历，东川节度使冯宿为此上奏章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的百姓都用刻版印刷日历，在市上售卖。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有颁布新历书时，“其印历已满天下”(《册府元龟》卷160)。这样，有损皇帝的“授民以时”的权威。据此奏请，文宗于公元836年1月21日，下令禁止各道私置历版。说明雕版印刷术已被民间广为采用。现存最早刻印的日历是乾符四年(877)历书，上刻有节气、月大、月小及日期，并杂有阴阳、五行、吉凶、禁忌等。医药在唐代较为重视，得到推广普及，开始有民间印刷出售的医药书籍，比如在长安东市印售的就有《新集备急灸经》，并注明“京中李家于东市印”，现存有咸通二年(861)根据印本抄写的传抄本。上述这些刻印本，现分别存于伦敦博物院、巴黎国家图书馆等处。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大约在公元762年以后，长安城的商业中心东市出现了一种统一印制的带有红格的“印纸”，供商人交易纳税时，作为记账凭证。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就逐渐向周边国家传播开来，世界各国的印刷术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雕版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兴旺发达的造纸业及其技术成就

隋唐时期，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造纸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造纸工业普及、造纸技术提高、纸的应用广泛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开创并形成了造纸业的兴盛时期。

①普及全国的造纸业

唐代造纸业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通的手工业了，其造纸技术广为传播，遍及全国各地。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记载，全国有15个地区掌握了造纸生产技术，兴办了造纸作坊。当时的常州、杭州、越州(浙江绍兴)、婺州(浙江)、衢州、安徽的宣州、歙州、池州，江西的江州、信州(上饶)，湖南的衡州，四川的益州，广东的韶州(韶关)、山西的蒲州，河北的巨鹿郡都建立了官办和民营的造纸作坊。各地的造纸作坊，根据本地区的原材料资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用的原材料品种很多，数量也有了保障。

唐代造纸业的产量大量增加，这从纸张的使用情况可见一斑。唐时整理了大量的古籍，重新加工整理疏注了几乎散失的“九经”，包括《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易》、《书》、《诗》等，共计成书360卷。编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计395卷。唐玄奘法师花费19年时间，翻译梵文佛经73部，共1330卷。此外，唐代的书法、绘画、朝廷文治、民间记账、生产鞭炮、纸花、雨伞、纸扇、屏风、纸帽、字帖、窗画、裱糊、冥钱等等，都大量的使用纸张。从上面几个事例中，即可略知唐代用纸数量的剧增，没有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是难以满足这样大量的需求的。

②造纸品种明显增多

唐代的造纸原料品种多样，供应充足，生产发展需求也不断发生变化。为了适应多种需求的用纸，造纸作坊不断研究生产出各具特色的新品种。《唐六典》记载：益州有大小黄、白麻纸，均州有模纸，蒲州产细薄白纸，杭、婺、衢、越等州有上细黄、白纸。如果按产地划分则有蜀纸、峡纸、剡纸、宣纸、歙纸；按原料命名则有楮纸、藤纸、桑皮纸、海苔纸、草纸。按制造工艺划分则有金泥纸、松花纸、五云笺、金粉纸、冷金纸、流沙纸。按质地分则有绫纸、薄纸、矾纸、玉版纸、锦囊纸、硬黄纸。依颜色划分则有红纸、青纸、绿纸、白碧纸等。其品种之多，数不胜数。

麻纸麻纸是以麻为原料制成的纸张。主要供官府作文书用纸。麻纸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3种，朝廷按照官员的官阶等级和文书类别予以采用。当时，以四川出产的麻纸最为著名。据《唐书·经籍志》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两地各编纂经、史、子、集四库书一套，共计125960卷，“皆以益州(四川)麻纸写”。仅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数量就达五千番之多。

图40　《唐六典》书影

唐高宗李治曾下诏令全国通用黄纸。这种纸用黄蘗汁浸染麻纸，因黄蘗中含有生物碱成分，主要是小蘗碱(即黄连素)，所以能防虫蛀。这些技术成果充分说明当时的造纸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藤纸藤纸始见于东晋，到了唐代已大量生产，主要产于浙、赣两省靠山近水的地区。藤纸颇为官府及文人所喜欢。唐李肇在《翰林志》中说：“凡赐与、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这是官方对书写文书所用藤纸的规定。而文人士仕则以用藤纸为荣。唐顾况(725—805)赋诗《剡纸歌》一首，诗中写道：“剡溪刻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寄与山阴山里僧。手把山中紫罗笔，思量点画龙蛇出，正是垂头搨翼时，不免向君求此物。”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藤纸的赞美之情。藤纸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此纸的质量上乘。史载“剡溪古藤甚多”。剡溪即现在浙江嵊县一带。这里靠山近水，出产藤树，是发展造纸业的理想之地。藤树皮的纤维长，故制成的藤纸性能好，质量较高。

宣纸宣纸是唐代创造的一种名纸，原产于宣州泾县(今属安徽)，因产地而得名。据《宣城县志》记载，广德、郎溪两县也生产宣纸。但因宣纸多集中在宣城出售，由此均被称为宣纸，是书法绘画的名贵用纸。

宣纸是以青檀树皮为原料制作的。在生产时，选料严格，制作精细，胶汁使用得当，捞纸技术纯熟，晒纸工艺高超，从而保证了宣纸的质量。具有抗蛀不腐、水浸日晒不变色的性能和匀薄、洁白、坚韧、吸墨等优点，素以质地柔韧、洁白细腻、平滑匀整、色泽耐久而著称，获得“纸寿千年”的美誉。

宣纸有生、熟之别。“生宣”吸水性大，适用于山水、人物的写意画和书法；“熟宣”由生宣加工而成，适于工笔绘画。因宣纸是毛笔书画的理想纸张，所以流传至今盛名不衰。

楮纸楮纸是隋唐时代大量生产和广泛流行的品种之一。楮纸采用楮皮所制，产品按不同工艺及产地分为“假山南”、“假荣”、“冉村”(又叫清水)、“竹丝”4个品种。“假山南”是一种宽幅纸，生产时不加淀粉；“假荣”纸幅较窄，制作时加淀粉；“冉村”即为冉村作坊所造；而“竹丝”则为龙溪乡所产。楮纸以蜀郡广都(四川双流县)的产品最为有名，主要用于薄、契、图、牒。也有不少人用此纸传印经、史、子、集，故有“败楮遣墨人争宝，广都市上有余荣”的赞美之词。楮皮的纤维细长，所以楮纸质量好，便于二次加工。唐时许多名贵的纸都是用楮纸再加工而成的。唐宪宗李纯时期(806—820)，女诗人薛涛把楮纸裁成窄幅，用一种红色的花汁，将其浸染成深红色的小纸笺，用于抄录短诗，被人称为“薛涛笺”。诗人李商隐作诗赞美“浣花笺纸桃花美，好好题诗詠玉钩”。

竹纸竹纸是隋唐五代时期开发的新纸种。唐翰林学士李肇著《国史补》记载有“韶之竹笺”说明此笺采用竹纸制作。从技术上讲，竹茎结构坚密，竹子的纤维比较坚硬，化学成分较复杂，制作时，打浆、帚化难度大，生产技术条件要求高，在积累了生产麻、楮、藤纸的经验，掌握了较高的生产技术之后，才有可能创造出竹纸来。初期的竹纸产于唐时韶州，也就是今广东韶关一带，这里气候温暖潮湿，益于竹子生长，竹林资源丰富，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到了宋代，竹纸生产在造纸业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竹纸的问世，表明我国造纸技术已经相当精熟，同时也为发展我国造纸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加工纸和“澄心堂”纸唐代加工纸已十分盛行，蜀郡(今四川)生产一种叫“鱼子笺”的加工纸。将纸面加工后呈霜粒状或鱼籽状。晚唐陆龟蒙赋诗赞云：“捣成霜粒细鳞鳞，知作愁吟喜见分；今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白萍即鱼籽，可见“鱼子笺”深受人们欢迎和喜爱。

此外，唐代还生产出一种图纹加工纸，其加工方法是把各种颜色的云母粉末，涂在刻有各种花纹图案的木版上，然后，再将纸覆盖在木版上，经加压，纸面上就印上了花草、竹木、龙凤、云鹤等图纹，极为古朴、典雅，颇具艺术特色，不仅国内非常流行，也为朝鲜、日本等国所欢迎。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五代南唐后主李煜(937—978)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李煜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代、清代也都学习唐代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

4.医药

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约生于隋开皇元年(581年)，学问渊博。隋唐两代帝王屡次请他做官，他都“固辞不受”，而立志学医，经过长期的刻苦钻研和医学实践，他成为隋唐时期医药界的佼佼者，后世尊称为“药王”。

图41　孙思邈

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共30卷，内容极为丰富。分医学总论、妇人、少小婴孺、七窍、诸风、脚气、伤寒、内脏、痈疽、解毒、备急诸方、食治、平脉、针灸等，共计232门，收方5300首。书中首创“复方”。他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这是孙思邈对传统医学的重大革新。《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书名含有和《千金要方》相辅相济的意思。此书共30卷，其中收录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药物，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首载药物800余种。这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唐代以前医药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他在《千金要方》中首例妇科三卷，儿科一卷，把妇儿科放在突出的地位。他还打破当时医学界“各承一业”的陋习，主张用综合疗法治病。他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他本人用药、用针、用灸都很精熟。

孙思邈结合实践，广泛地学习各家之长，在医学上有许多独特的贡献。其中，对脚气病的治疗最为擅长。孙思邈在学习前人和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提出一个有奇效而又简便的防治方案，那就是用防己、细辛、犀角、蓖麻叶、蜀椒、防风、吴茱萸等含有维生素乙1的药物来治疗，用含有维生素乙1的谷皮(楮树皮)煮汤调粥常服来预防，这在世界医学史也是非常先进的。欧洲于公元1642年，开始作脚气病的研究，而孙思邈早在公元600年左右，已经详加论述，并掌握了正确的防治方法，比欧洲早了整整1000年。可见以孙思邈为代表的唐代医药和治疗技术在当时世界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二、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特点

纵观整个唐代的科技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唐代的科技具有自己完整的体系，这和学校的科技教育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和开放的治国策略结合紧密。

1.唐代的科技体系完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唐初时(约7世纪)我国的计算领域已有了列方程法，求三次方程的数值解在当时已经成熟，为后代的高次方程计算发展奠定了基础。尤为可贵的是。唐朝的官定国子监算学教科书已经明显地分出了古典数学和近代实用数学两大类，前者以《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等八种为代表；后者则以《缀术》、《缉古算经》为代表，体系已经相当健全。在农业技术方面，当时的人已经懂得深耕细作的道理，在江南还出现了稻麦两熟的农耕技术，一些文人学者还编撰了农家历和有关牛、马、桑、蚕、茶以及农具方面的书籍。至唐朝，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分工更加精细。仅在“医科”中就分为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角法(用针灸及拔火罐)等多类。与此并存的还有“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大约利用病人的心理作用，通过恐吓及伴随简单药物的一种治疗方法)和“药师”等。这些门类均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书籍，共同组成了唐代医学的宏大体系。类似的情况在建筑、制瓷、造船、炼丹、纺织等方面都存在，在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之下，有关理论和技术经验均已形成唐文化的主干，并日渐繁荣。

2.唐代的科技发展和唐代的科技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代的科技教育已经有了完整的制度、成套的教材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自唐太宗开始，依照隋例在国子监下设立了教育设施，并允许百姓私立学校，还规定了各种工匠按年考课的艺徒制度，形成了官方科技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劳动人民的广泛科技实践和传授。

在唐初的一百年间，科学技术得到官员的普遍重视。唐朝的武后、玄宗、德宗都分别著有农书和医书，在朝的文武大臣有不少从事过医药、化学、建筑、水利、农业、机械制造等工作。据《唐六典》及新、旧《唐书》记载，人们凭借自己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职位，甚至可以官至尚书，这也促进了民间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唐代的科技教育在官学中占有很大的地位。有隶属于国子监的算学、隶属于太医署的医学、隶属于太子仆寺的兽医等，这些都是学习专业技术知识的最高学府。再低一级的是各地方和督抚及各州的医学，下面还有官营工厂中的技术学校。在私人教学方面，唐朝也有很大的成就，民间科技教育不仅开展的范围广，而且学习的内容也比较深入。如著名的科学家李淳风，祖宗四代都长于天文、历法，著名画家、建筑师阎立本父子都是以建筑闻名。此外，在当时工匠中实行的“艺徒制”、在文人士大夫中流行的自学和科研活动、在儒、佛、道三教“隐士”中的授徒讲学和游历讲师等，都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相关知识的传播，对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也有推动作用。

在教学方法上，唐朝的教学模式也比较多样化。如利用各种仪器、挂图，实行现场观摩和长期观测等等，在天文历法、医学和各种手工业的工艺中运用得比较多。天文生通过成年累月的观测记录下许多宝贵和详尽的天文历法资料；医学上要长期观察和学习医生的诊断、治疗，去了解药物的特性，探寻疾病的情况和病理，这些方法和我们今天采用的直观教学法基本相似。再者，测绘和制图的方法也在科技教育中得到了应用。唐玄宗年间的僧一行和弟子南宫说等率众天文生测量了全国南北13个地点的日影的长短，第一次较准确地求得了子午线的长度。在当时，人们已经能够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绘图方法，并将之用于教学。唐初时，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王焘等在医学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绘制了多幅大型彩色针灸挂图，为后人学习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科技教育的教材方面，唐朝的科技书籍非常丰富。仅《新唐书艺文志》统计，唐朝已有地理书籍2281卷，农类书301卷，天文类书481卷，历算类书463卷，医学类书4692卷。这无疑为科技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和研究的资料。

3.唐代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唐代的生产技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唐朝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域外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科学技术也逐渐传入唐土，并被唐代人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使唐代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频繁的交往也使大批的外来物品传入唐境，为手工业者的设计、制造提供了参照物，促使工匠们开动脑筋，设计和创造更好的手工艺品。

在唐代的对外交往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典型例子就是前面所说的印度制糖术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中国早就知道蔗糖，但是把糖浆制成糖这项技术却是唐代才从印度引进的。唐代对于印度的熬制方法并不是照搬照套，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提高，并超过了印度制成了白糖。同时，印度、阿拉伯及中亚的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等，在这一时期也传入了中国。《隋书经籍志》就记载了许多中国的医药书：西域诸先所说药方23卷，西域名医所集药方4卷，婆罗门药方5卷等。在《册府元龟》中也记载了许多唐代传入中国的药方，这些书现虽已大多失传，但是当时乃至以后中国医学的改进和完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建筑上，唐玄宗曾建一凉殿，人在凉殿内“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就是仿照佛林国的技术所建。

唐代的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了唐代的生产技术、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思想解放、观念革新，从而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成就和划时代的重大发现，这尤其值得后来的人们学习和反思。

【注释】

[1]欧阳建《言尽意论》。

[2]《三国志·魏书》卷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别传》。

[3]嵇康：《难自然好学论》。

[4]葛洪：《抱朴子·内篇·辨问》。

[5]《列子·说符》。

[6]《列子·说符》。

[7]《列子·说符》。

[8]《抱朴子·内篇·辨问》。

[9]梁·萧子显：《南齐书·祖冲之传》。

[10]徐干：《中论·考伪》。

[11]梁·沈约：《宋书·律历志上》。

[12]梁·沈约：《宋书·律历志上》。

[13]《周易·革卦》。

[14]葛洪：《抱朴子·内篇·至理》。

[15]嵇康：《答难养生论》。

[16]《列子·黄帝篇》。

[17]《列子·黄帝篇》。

[18]《列子·黄帝篇》。

[19]梁·萧子显：《南齐书·祖冲之传》。

[20]梁·萧子显：《南齐书·祖冲之传》。

[21]沈约：《宋书·律历志下》。

[22]沈约：《宋书·律历志下》。

[23]梁·萧子显：《南齐书·祖冲之传》。

[24]贾思勰：《齐民要术·序》。

[25]《三国志·魏书·杜寇传》。

[26]阮侃：《宅无吉凶摄生论》。

[27]阮侃：《宅无吉凶摄生论》。

[28]阮侃：《宅无吉凶摄生论》。

[29]阮侃：《宅无吉凶摄生论》。

[30]阮侃：《宅无吉凶摄生论》。

[31]嵇康：《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32]嵇康：《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33]嵇康：《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34]嵇康：《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35]《抱朴子·内篇·对俗》。

[36]《抱朴子·内篇·论仙》。

[37]《抱朴子·内篇·论仙》。

[38]嵇康：《声无哀乐论》。

[39]扬雄：《太玄经·玄图》。

[40]扬雄：《太玄经·玄摛》。

[41]《列子·说符篇》。

[42]郭象：《庄子·天运注》。

[43]郭象：《庄子·知北游注》。

[44]郭象：《庄子·养生主注》。

[45]郭象：《庄子·在宥》。

[46]梁·萧子显：《南齐书·祖冲之传》。

[47]王弼：《老子·第五章》。

[48]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

[49]《列子·说符篇》。

[50]《列子·说符篇》。

[51]郭象：《庄子·秋水注》。

[52]郭象：《庄子·胠箧注》。

[53]刘邵：《人物志》。

[54]徐干：《中论·务本》。

[55]葛洪：《抱朴子·内篇·极言》。

[56]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

[57]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

[58]嵇康：《养生论》

[59]嵇康：《养生论》。

[60]葛洪：《抱朴子·内篇·塞难》。

[61]《列子·说符篇》。

[62]《列子·天瑞篇》。

[63]《列子·黄帝篇》。

[64]向秀：《庄子·达生注》。

[65]刘纯、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66]《列子·周穆王篇》。

[67]《列子·周穆王篇》。

[68]《列子·周穆王篇》。

[69]葛洪：《抱朴子·内篇·辨问》。

[70]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

[71]刘徽：《九章算术注·序》。

[72]葛洪：《抱朴子·外篇·勖学》。

[73]葛洪：《抱朴子·外篇·勖学》。

[74]葛洪：《抱朴子·外篇·勖学》。

[75]葛洪：《抱朴子·外篇·崇教》。

[76]葛洪：《抱朴子·外篇·勖学》。

[77]王弼：《老子指略》。

[78]郭象：《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注》。

[79]郭象：《庄子·养生主注》。

[80]郭象：《庄子·达生注》。

[81]郭象：《庄子·达生注》。

[82]王弼：《老子指略》。

[83]王弼：《老子·第二十章》注。

[84]葛洪：《抱朴子·外篇·诘鲍》。

[85]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方技传·杜夔传注》。

[86]《列子·天瑞篇》。

[87]《列子·天瑞篇》译文，见严北溟、严捷著《列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88]《列子·天瑞篇》。

[89]何承天：《报应问》。

[90]葛洪：《抱朴子·内篇·至理》。

[91]嵇康：《养生论》。

[92]嵇康：《养生论》。

[93]嵇康：《养生论》。

[94]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

[95]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

[96]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

[97]陶弘景：《养性延命录》。

[98]陶弘景：《养性延命录》。

[99]《列子·周穆王篇》。

[100]《列子·周穆王篇》。

[101]《列子·周穆王篇》。

[102]《列子·周穆王篇》。

[103]《列子·周穆王篇》。

[104]郭书春：《关于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郭书春汇校：《九章算术》，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105]《晋书》。

[106]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

[107]井上靖：《日本历史》。

[108]井上靖：《日本历史》。

[109]日本学士院编：《明治前日本天文学史》，东京：野间科学医学研究资料馆，1979年，第242—250页。

[110]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