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狼共舞，美梦还是噩梦

第二节　与狼共舞，美梦还是噩梦

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兴起，曾在明朝活动的部分传教士转而为清廷服务。中西方的科技交流，并未因中国朝代的更替而断绝。

一、天文历法

汤若望是《崇祯历书》的作者之一，并主持设计制造了配合新法历书的天文仪器。该书完成后，由于受到明朝守旧人士魏文魁、郭正中的阻止而未能即刻颁布。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用西法预测日食成功，崇祯帝决定颁布新历，可惜战乱频仍，未及实行明朝便已覆亡。

进入清朝之后，汤若望转投清廷。首先他修复了被破坏的天文仪器，还新制了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仪、望远镜等。其次，他著作《新法表异》一书，以二十四事说明西法优于中法。顺治元年(1644)，用西法预测日食成功，清廷决定采用西法，将新历命名为《时宪历》，颁布天下。后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颇受康熙帝宠爱，名声大振。但受到以杨光先为首的守旧派的嫉妒，后者制造了所谓“历狱”，不久汤若望病死。

康熙帝继位后，重用西洋人，以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7)为钦天监监副(后升监正)。南怀仁于康熙八年(1699)改造观象台仪器，新制仪器六种，即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地平仪。又将各仪器的制作、用法、安置法绘图说明，并用其仪器所制得的诸表，整理成一部著作——《灵台仪象志》，书成于康熙十三年(1674)。南怀仁还预测七政交食表三十二卷，名为《康熙永年表》。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带南怀仁赴盛京，南怀仁用携带的仪器，测得盛京北极高度，制成《盛京推算表》。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世投康熙帝所好，赠“地平纬仪”，被安置于观象台。

图53　南怀仁《新制仪象图》中的天球仪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南怀仁死后，西洋人不再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多被授以顾问之职。钦天监历代顾问有戴进贤(Ignatius Kogler，1680—1746)、林安多(Antonio da Sli-va，？—1709)、白晋(Joachim Bouvet，？—1730)、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707)等。任命为监臣的有纪利安(原名未详)等，他于1713年制造地平经纬仪、象限仪及地平纬仪各一。康熙一代，钦定天文学书有两部，一部是《御定四余七政万年书》(1718)，二是《历象考成》(1722)，编撰者无一西洋人，可见中国已经培养出自己的天文历法专家。在乾隆年间，除了法国人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来华之外，已没有西洋天文学家为清廷服务。蒋友仁来华进贡《增补坤舆全图》及新制浑天仪，并奉命翻译《地球图说》(何宗国、钱大昕润色)。该书记述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原理，并引例详为考证。此乃中国地动说之始。

二、数学

顺治年间，穆尼阁(Nicoolas Smogolenski)在南京著《天步真原》，由薛凤祚译出。该书以加减代乘除，折半代开方。康熙帝很喜欢数学，曾召西方传教士入内廷讲解。白晋记述道：“我们四个住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幸被皇帝召去为他讲解欧洲科学……皇帝委托他皇室里两个精通满语和汉语的大臣来帮助我们写讲稿，并指定专人加以誊清。每天还叫我们为他口述这些文章。他整天和我们一起度过：听课、复习，并亲自绘图，还向我们提出随时发现的问题。然后我们将文章留给他自己去反复阅读。他同时还练习计算和一些仪器的使用，经常复习一些最重要的欧几里得定理，以便更好地记住那些论证。这就使得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就熟练地掌握了几何学原理，只要给他一张与某定理有关的几何图，他就能立即回忆起这个学过的定理和论证。”^[21]康熙帝还令诸臣编撰《律历渊源》，其中收有《数理精蕴》一书，至雍正元年(1723)才完成。该书是当时输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的集大成之作。

西方近代数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对其进行学习和研究，因而出现了一批融合中西数学的专家和著作。例如，会通中西数学的梅文鼎，著有《筹法》3卷、《平面三角法举要》5卷、《弧三角举要》5卷、《方程论》6卷、《勾股举隅》、《几何通解》1卷、《几何补编》4卷；王锡阗著有《跷庵新法》6卷；李之全著有《几何简易集》4卷；杜知耕著有《几何论约》7卷；年希尧著有《对数应用》1卷、《对数表》1卷、《三角法摘要》1卷；毛宗旦著有《勾股蠡测》1卷；陈讦著有《西洋算法大全》4卷；戴震著有《算经十书》、《策算》、《勾股割圆论》3卷；焦循著有《加减乘除法》8卷、《开方开解》1卷、《释弧》2卷、《释轮》2卷、《释椭》1卷，等等。以上都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启蒙作，在中国数学史上颇具地位。

三、地图地理学

进入清代，传教士依然是传播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主要承担者。南怀仁在康熙十一年(1672)著《坤舆图说》，其中记述“地体之圆”说：“世谓天圆而地方，此盖言其动静之义、方圆之理耳，非言其形也。今先论东西，次论南北，以证合地圆之旨。日月诸星虽每日出入地平一遍，第天下国土非同时出入。盖东方先见，西方后见，渐东渐早，渐西渐迟。”^[22]介绍了西方的地球图形说。康熙十二年(1674)南怀仁又著《坤舆全图》，这是一幅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的当代欧洲世界地图，主要取材于瓦斯纳(NicolausáWassenaer)的1661年地图。在《坤舆全图》中，南怀仁扭转了自利玛窦以来故意将中国置于世界中心附近的习惯，正确标示了中国的地理位置。乾隆二十七年(1762)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著《增补坤舆全图》，他还翻译了《地球图说》，将哥白尼的地动说介绍到中国。

传教士不但通过世界地图将欧洲介绍给中国人，还通过中国地图将中国介绍给欧洲人。17、18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地理地图学的知识几乎都是通过在华传教士得来的。卫匡国(Martino Marrtini，1614—1661)所著《中国新图》就参照了明末的许多地方志，批判地分析了原文并吸取了合理的结论。该书不仅收录有精密的各省详图，而且还对中国各个不同地区做了详尽的介绍，每省都有自然、经济和政治地理等方面的资料。卫匡国坦率承认，这部地理学著作参考了他的前辈同僚们的作品，中国朋友也为他提供了最可靠的材料。1655年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在欧洲出版时，获得极高评价：“卫匡国神父在其地图中把中华帝国地理情况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我们再没什么可求的了。”

于卫匡国编制《中国新图》的同时，波兰人传教士卜弥格(Michal Boym，1612—1659)也在编制一本包含中国各省的《中华帝国全图》。与卫匡国为新建清朝服务不同，卜弥格代表南明永历王朝赴欧求援以图恢复明朝。但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当时没有出版，手稿散落各地，多亏法国神甫、地图制作家达伯维尔(Nicolas Sanson d’ Abbeville，1600—1667)收集散落的手稿，该地图才得以出版。

至18世纪初，清朝版图迅速扩大，对康熙帝来说，需要一幅真实表现庞大帝国全貌的精确地图，传教士当即表明他们有兴趣、有能力及有制图技艺从事该项工作。在获得康熙帝的允准后，耶稣会动员了足够数量、经过绘图技术训练的耶稣会士，收集了有关地区背景的丰富资料，让耶稣会士的绘图专家们在调查整个帝国的基础上绘制一幅完整的科学的地图。这项工程既满足了耶稣会编绘中国地图的夙愿，又满足了清廷对一幅科学准确的帝国全图的需求。

整个工程分若干小项目，前后耗时达十年之久。这幅《皇舆全图》，又名《康熙朝皇舆全览图》，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和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为1∶1400000。康熙帝对此图赞誉有加：“《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23]该图还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最精密的地图，于1718年由马国贤在北京用铜版印刷，共48幅。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帝又命传教士傅作霖(Fleixde Rocha)、高慎思(Joseph d’ Espinha)和蒋友仁等绘制《乾隆皇舆全图》(又名《乾隆中国地图集》)，比例为1∶1500000，共104幅，制作比《康熙皇舆全览图》更加精美。这标志着当时中国的地图绘制技术已达国际水平。^[24]

四、医药学

清康熙年间(1662—1722)，西医在中国进入实用阶段。康熙帝王招聘了不少懂西医的传教士进入皇宫充任御医，并在宫内建立了一个制药实验室。白晋在其所著《康熙帝传》中记述道：“在那里排着各种不同式样的炉灶，摆着化学制药用的工具和器皿。这位皇帝竟不惜开支，指令所用的工具和器皿都要银制的。三个月内，在我们主持下，叫人制造了许多种丸、散、膏、丹。在试制的过程中，皇帝驾临观看过几次。当我们药物的试验获得成功时，他极其高兴，并指令所制的药物归他支配使用。”^[25]康熙帝还命西方传教士编写了十八至二十篇关于各种不同疾病的医学著作。同时，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西药治愈了大量病人，其中有不少是宫廷大臣，甚至是皇帝本人。史籍载：康熙帝曾患疟疾，后服用金鸡纳霜痊愈，并曾将此药赏给臣子。不过，当时传教士的西医医院仅能设立在澳门，尚无法在中国民间设立医疗机构，所以这一时期的西医西药只能惠及帝王将相。

在清代，中西医学的交流逐渐频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花预防术的交流。至迟到明代中期，我国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以预防天花。清初，该术推广到全国。当时种痘术主要有痘衣法(接种人穿用天花患者之衣)、痘浆法(把蘸有痘疮的棉花塞入接种人之鼻孔)和旱苗法(把痘痂粉吹入接种人的鼻孔内)。康熙后，中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法渐次传至俄国、土耳其、英国，直至传遍欧亚大陆。18世纪末，英国发明牛痘接种法，较中国的人痘接种更为安全。这种技术先传入澳门渐传到中国内地乃至北京。首次在澳门试种牛痘是在嘉庆八年(1803)，但未能成功。嘉庆十年(1805)，英国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再次在澳门种牛痘，获得成功。他的有关种牛痘的著作，由广州十三行商人郑崇谦编译成《牛痘奇书》出版。皮尔逊在广州行医时，在洋行会馆设牛痘局专种牛痘，30年间共有近100万人种牛痘。番禺人潘仕成在广州学得种牛痘技术后回到北京。道光八年(1828)，广东人余心谷在北京南海会馆开办牛痘局，由潘仕成主持种牛痘，北京的医生纷纷来学种牛痘技术。此后，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技术遍及全国各地，逐渐取代了原有的人痘接种法。

在西医西药的影响下，中国产生了自己的西医医生和西药学家。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国最早的西医王宏翰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西医学书《医学原始》。王清任则根据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和罗雅谷的《人身图说》，并结合自己的行医实践，写成《医林改错》二卷。该书出版于道光十年(1830)，书中着重论述如何利用尸体解剖来验证病人生理和实施治疗。《医林改错》纠正了前人关于人体解剖知识和脏腑方面的许多错误，论述了很多内科疾患，书中所创的30多个方剂直至近日仍有相当的实用价值。王清任根据实践得来的解剖学知识，并应用于医学而有所发挥，被人视为开风气之先。梁启超曾称其为“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者”^[26]。

五、物理学与机械工程

清初供职于钦天监和工部的南怀仁，曾大力传播意大利机械学家布朗加(Branca)冲动式汽轮，并加以改进。南怀仁于康熙十七年(1978)根据布朗加所著《汽轮机》一书进行蒸汽动力试验。他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中部设立火炉，用煤点燃，把后轮用齿轮与立轴相接，可以推进。同时在后轴中装置调向杆，以改变方向，比布朗加的设计有更大进展。^[27]该试验较之史蒂芬孙用蒸汽发动火车早了150年，比波尔用蒸汽推进汽车早200年。^[28]

孙云球则是这一时期民间著名的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生于明崇祯初年，卒于清康熙初年，享年仅33岁。据文献记载，眼镜在元代已从西域传入我国，但是其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所能享用。至明代，眼镜仍是珍贵的稀罕之物，到了晚明，杭州成为我国早期眼镜制作中心。孙云球年轻时就到杭州去学习制镜技术，而在他的思想中又接受了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几何、物理等科学知识，经过自己制作眼镜的实践积累和探索，最后终于掌握了“磨片对光”技术，创造性地用水晶材料磨制成镜片，还创造了磨制镜片的牵陀车。经他一番悉心研究改进之后，磨镜对光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能根据眼疾患者年龄大小、疾症不同，而随目配镜，而且还可以“以年别者老少花，以地分者远近光”，让患者配到适合自己眼睛的镜片。在磨制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基础上，他又利用水晶石磨制成存目镜、万花镜、鸳鸯镜、放大镜、幻容镜、夜明镜、千里镜(望远镜)等各类光学制品，使广大的眼疾患者能减轻痛苦。他的好友文康裔在《读〈镜史〉书后》中写道：“其远镜尤为奇幻，偕登虎丘巅，远观城中楼台塔院，若招致几席，了然在目；睹彼天平、邓尉、穹隆诸峰，崚嶒苍翠，如列目前，体色毕现。神哉!技至此乎!向见时晷，愚谓奇亦至矣，何幸又得此幻观也？先生曰：‘是未足以尽其奇耳。’更以存目镜相贻，试之两眸，心旷神怡，百倍光明，无微不瞩。先生资我披览诵读者，殆锡我以如意珠也。悉之有数十种类，各有不同，而功用亦迥别。”孙云球在制作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还写了一本眼镜制作方面的专著《镜史》，“令市坊依法制造，(眼镜)遂盛行于世”(《虎阜志》)。眼镜的价格也一路走低，最终使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顺治(1644—1661)以后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清叶梦珠《阅世编》)。孙云球所著《镜史》是其多年造镜经验的总结。^[29]

入清后，西洋机械品仍是传教士们用来讨好上层人士的重要物品，汤若望、利类思皆有制作精巧之物馈赠顺治帝。安文思更以擅长机械制造而负责为顺治帝、康熙帝管理钟表和机械制品。

康熙将擅长制造的传教士和中国工匠纳入原本只是负责绘画的如意馆工作，不断为其制造新奇物品。康熙朝时，曾有四位耶稣会机械钟表师供职于如意馆，为皇宫制作了西洋钟表、千里眼(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自行船、西洋刀剑、天地球仪、自行人、八音盒、各式测量仪器等，尤以钟表最博皇帝及后妃欢心。雍正帝时期，曾严厉禁止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但并未将钟表机械专家驱逐回澳门，反而在康熙朝所设负责贮藏管理钟表的自鸣钟处开办钟表作坊，专事钟表修造。雍正十年(1732)，钟表作坊改成做钟处。乾隆九年(1744)则将自鸣钟处和做钟处分设为两个机构。做钟处的任务就是按照皇帝的要求制造修理所谓的“御用钟”。乾隆朝先后共有十多位传教士供职于此，他们不仅要做钟修钟，还要竭尽全力设计制造奇巧器物讨好皇帝，对于他们所背负的神圣传教使命而言，这种生活实在是卑微而又痛苦。钱名德(Jean-Josph-Marie Amiot)曾抱怨乾隆帝的爱好像季节一样多变。这使得传教士们神经紧张，绞尽脑汁去满足皇帝的口味。^[30]但令人惋惜的是，尽管他们奇思妙想层出不穷，成果斐然，但其成果仅被用于满足皇家的猎奇心理，精妙的技术和创造被封闭在皇宫之中，未能走向大众，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也未能推动历史的发展。

在清朝社会上曾有过追求洋货的风气，有些工匠也开始仿制欧洲的机械、眼镜及望远镜。在广州就出现了造钟业，称之为“广钟”，随后苏州也制造出“苏钟”。但由于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并没有真正掌握其中的技术，所造钟表多是模仿之作，发条也是进口的。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家学渊源，精于钟表，晚年完成《高厚蒙求》(1796年)一书，共分四集，天文、地理、仪表无所不包，第三集为日晷测时图法、星月测时图表、自鸣钟表图法、详论钟表制造，附图四页。该书到1809年才正式出版。

六、西方科技未能推广之原因

如前文所述，清初中国对西方科技的接受、融合及应用一直没有完全断绝，但并未能广泛应用于生产劳动之中，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欧洲科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都没有足够的主动性。以天文历法为例，无论是明代还是清前期，中方的目的是对历法满意，传教士的目的则是取得中国官方的信任。当双方各自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后，谁都不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追求和推广新知识、新技术。钦天监的主要任务是推算历法和观察日月食与异常天象，这使钦天监对西方科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将与历法有关的观测置于首位。对天文仪器的态度是只要前人遗留下的仪器敷用即可，并不求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天文仪器知识做更多更深的钻研。尽管南怀仁著《灵台仪象志》一书主要是让人了解有关天文仪器的制造使用知识，但钦天监却仅依靠其中各种换算表来推测天象。即使是乾隆九年(1744)戴进贤请求增修《仪象志》，也是发现南怀仁书中的星表使用已久而与天的运度不符，奏请增加者也仅限于表。钦天监的这种工作态度使得参与其中工作的巴多明大为抱怨，他曾在信中说：钦天监的氛围不鼓励学者追求科学研究和竞争，人们坚持按部就班地做事，以致观象台无人再用望远镜去发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望远镜和座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皇帝不知道它们在准确观测方面的价值，墨守成规的人极力反对这类发明。这使得钦天监尽管采用了西洋历法与天文仪器，却几乎没有在观象台做出对近代科学有重要意义的发现。其实这种消极情况不仅发生在天文仪器的使用制造上，而是整个西方科技在当时中国境况的一个缩影。

第二，最高统治者安于现状不愿推行西方传入的科技。前文所述，西方诸多科技传入中国之后，多被上层统治者所垄断，不愿将其推广至民间。举例而言，康熙年间，清政府所造之火炮在规模、种类、数量、质量及制作工艺上都达到了清代火炮发展的最高水平，而南怀仁对此功不可没。南怀仁曾撰《神威图说》一书，讲述“准炮之法”，惜不见流传。对国防和战争如此重要的著作未能流传后世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战事平息之后，清廷便沉迷于太平盛世之中，将南怀仁的火炮技术束之高阁，至晚清重新引进西方枪炮之前，在这方面都不愿做进一步的探索与创新。而与造炮相关的各项工程技术任其腐朽于宫廷而未能传入民间，更无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神威图说》一书被康熙留下阅览之后再无下文，不仅没有刊刻，而且连原稿都遗失不存。难怪后人认为，康熙帝热心招揽懂科学技术的传教士供奉内廷之举，其实质与历代帝王纳各种方术之士于宫廷并无二致，虽具体技艺和事务不同，但皇帝以奇人异事炫耀天下的心态相同，持这种古老的心态自然不能指望他们做出开创性的近代事业。乾隆帝在招揽身怀绝艺的传教士这一点上正如他在其他许多方面的作为一样，有效仿祖父之心，却无康熙帝的智慧和见识，未能钻研天文数学等科学知识，只是对各类“奇技淫巧”更感兴趣。所以说，康熙帝引进西方科技并未超越实用知识的范围及猎奇赏玩的限度，雍正、乾隆时代留京的传教士则更是沦为宫廷画师和工匠，汲汲以为皇帝制作各类玩赏物品为能事，在基本的地理测量和历法问题解决之后，西学东渐的事业便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