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建立　孙中山（1866—1925年），原名文，号逸仙，后来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化名中山樵，从此即以中山名世，人们称他为孙中山。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求学期间，他就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和同学们议论时局，称洪秀全为反清英雄第一人，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他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学到了不少自然科学和一些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这对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894年，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的主张，遭到李鸿章的拒绝。从此，孙中山放弃了维新改革的幻想，走上了暴力革命、武装推翻清王朝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20多位关心祖国命运的华侨，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订立入会誓词，要求会员为推翻清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明确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奋斗目标。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初步形成。

兴中会成立后，1895年，孙中山率会员数人从檀香山赶回香港，成立香港兴中会，健全了组织，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据点。孙中山来往于广州、香港，进行革命活动。1895年秋，起义还没有发动就遭到清政府的破坏，陆皓东等人被杀害。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往日本，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后来，他到美国、英国等地考察西方社会，并以兴中会名义在华侨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1897年，孙中山到日本。次年，经日本人介绍，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商谈联合反清问题。由于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合作没有成功。孙中山又与唐才常的“自立会”取得联系，赞许唐才常在长江流域起兵的计划。1900年8月，唐才常企图联合革命派和改良派在长江流域中游起义。后因事迹泄露，唐才常等20余人被捕遇害，自立军起事失败了，但一批原来主张改良的知识分子，从此逐渐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1900年6月，乘义和团运动高涨之机，孙中山派郑士良到惠州联络会党布置起义，派史坚如到广州策划响应。郑士良在惠州起义后，起义军发展迅速，后因日本下令禁止军火出口，并不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台湾活动，起义军血战半个多月，终因孤立无援，弹药用尽，很快解散。史坚如在广州也被捕遇害。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情。

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出现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爱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武库里，搬来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针对康有为等保皇派对革命的攻击，1903年，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一文，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指出康有为等人保皇宣传的要害是要人们不要革命。

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过程中，还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宣传家，主要代表人物有章炳麟（号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

章炳麟是浙江人，甲午战争后参与维新运动。1900年，毅然剪去发辫，表示与改良派决裂。他作为一位知名的学者走上革命道路，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历数满洲贵族的残酷统治，斥责康有为的保皇立场，指出革命是“除旧布新”的良药，“合众共和”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章炳麟的这篇文章，流传很广，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

邹容是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自幼熟读经史，却不肯参加科举考试。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很快成为留学生中主张反清革命的重要人物。19岁时写了《革命军》一书，论述了不可不革命的道理，以满腔的热情歌颂革命，号召四万万男女同胞起来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出版以后，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弦，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风行海内外，发行总数达100多万册，为清朝末年最畅销的书籍，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章炳麟（1869—1936年），浙江余杭人

邹容（1885—1905年），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

邹容所著《革命军》

1903年6月，《苏报》刊载《读〈革命军〉》一文，赞扬《革命军》是四万万人必读的教科书。《苏报》还发表了章炳麟写的《叙〈革命军〉》和其他一些鼓吹革命、反对清朝统治的文章，使内外反动派震怒和不安。《苏报》设于上海租界内，清政府便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工部局，公然逮捕章炳麟等人。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后病死于狱中。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1903年初，他东渡日本留学，即积极投入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他用浅显通俗的文字，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说唱形式，写成了《警世钟》和《猛回头》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指出清政府实际上是“洋人的朝廷”，鼓励人民驱逐外国侵略者，推翻清政府。他的书重印达十余次之多，流传很广，成为当时资产阶级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

陈天华（1875—1905年），湖南新化人

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国内相继出现。

1904年，留日学生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同年，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这些组织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以革命暴力的手段推翻清政府。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一个标志。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　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地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为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做好了准备。而各革命团体分散的起义先后失败，使得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问题，提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议事日程上来。

在孙中山的推动下，1905年8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大会通过《同盟会章程》，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建立领导机构，决定创办《民报》作为宣传刊物。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同盟会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就是要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民生主义就是国家核实地价，征收地租税，同时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后来孙中山又提出“土地国有”政策。“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它的本质是进步的、革命的，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民主义”也存在严重弱点，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和纲领，甚至幻想帝国主义会支持中国革命；它没有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企图通过打倒满族统治者而实现民主权利，而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来反对；它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

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王朝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挽救其统治，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所谓“新政”。主要措施有：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校，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止妇女缠足之类。这些措施虽然不过是当时舆论所揭露的“掩人耳目”的手段，但也有不少措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实业”的规章办法，通令各省设立商会。清政府还陆续采取了废科举、办学堂、奖励留学、成立学部等措施。最重要的“新政”是改革军制。1903年成立了“练兵处”，编练新军，到1905年练成六镇新军。

新政的推行并没有给清朝统治带来暂时的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人物要求清政府向他们开放政权，从1903年起公开呼吁实行君主立宪，日俄战争后呼声更高。1905年底，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建议，派五大臣前往欧美各国“考察政治”。1906年，清政府表示可以实行“预备立宪”。

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仍规定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和专制帝王没有多少不同。《钦定宪法大纲》对议院职权、议员言论作了种种限制，使作为“民意”机关的议院实际上成为皇帝的咨询机关。1911年，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成员中皇族占多数，被称为“皇族内阁”。“预备立宪”骗局暴露，清政府完全孤立。

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本为形势所迫，目的在于消弭革命。立宪派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一方面是因为震慑于革命形势的高涨，企图以立宪抵制革命；另一方面则希望参与政权，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提高政治地位。皇族内阁成立后，立宪党人纷纷感到革命就要到来，于是一部分人开始向革命派靠拢。皇族内阁卖国、集权的倒行逆施，还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把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推向反清革命阵营。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先后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年号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