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科技体制模式的建立
一、毛泽东及共产党人的科技思想
马克思曾断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资产阶级的先天失调和后天不足让中国没有办法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省略了中间过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但事情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缺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思想的洗涤扫荡，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给人们烙下了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民主制度的不甚健全，监督机构权力的薄弱，让政党缺乏足够的制约机制，某些情况下，国家领导人的意志会超越个人身份而成为整个国家的代言体。建国后一系列的发展没有跳出这个窠臼。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巨大贡献，他的地位一度被神化，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政府的发展思想。从革命斗争到国家建设，中国科技的发展实际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科技发展的实践化。毛泽东思想因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中国的科技发展也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从苏联模式到自力更生、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无不反映着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每一次波动。
在早期领导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一直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念。1940年，毛泽东在《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对科学的定义作了详细的划分，把科学分成两类，一类是自然科学，一类是社会科学。对这两类科学的功能，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民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显然，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重视更多地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和发展规律等都有着独具慧眼的真知灼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又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1950年夏，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毛泽东全面深刻地论述了科学技术对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2]1955年初，毛泽东又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阐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表示：“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3]
1955年他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4]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迫使我国人民必须迅速地发展科学事业，努力实现技术革命。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代表中央科学小组汇报十年规划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5]毛泽东的讲话，事实上已经包含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在这里，他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旺发达紧密联系起来。对于科技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对于发展生产力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任务，做了极高的估计。实践证明，通过建国以来的艰辛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明确认识，并对科技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同时，由党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亲自挂帅，领导科学技术发展工作，从国家层面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调动各种资源开展科学研究，这使得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取得了许多重大科技成果，科技进步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这些成就，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们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生产力，以科技带动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也开始围绕这个讲话开始摸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从20世纪30年代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模式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各社会主义国家只许照搬，不能突破。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度盲目地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模式，甚至把苏联模式的选择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关于宪法草案中就说：“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6]因此，苏联模式很长一段时间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7]。这对于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来说，“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8]。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许多弊端。基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历程。到1956年，中国盲目学习苏联的某些不良后果也已显露。于是毛泽东开始思考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他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1956年2月至3月他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工作部门的报告，对比苏联的失误而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种矛盾的尝试。1956年4月25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这个讲话。他力图摆脱苏联模式，在报告的开头明确提出：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鉴。[9]
摆脱苏联模式的探索的肇始，集中表现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大关系和一系列的新方针，并落实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八大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认为在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们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探索在科学文化领域表现为，“百花齐发、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发展科学技术十二年计划的制定，“以我为主，迎头赶上”科技发展战略的确立。
二、仿苏模式的科技体制设置
国民党统治时期，设立了中央研究院，标志着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在中国进入了体制化的发展时期，从欧美日留学归来的科学技术专家成为各学科的诸多技术部门的主要奠基人，把欧美日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移植到中国，在中国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体、通才教育和国家较少干预的欧美式的科学技术之发展模式。但因为国民党从未真正意义上统一过全国，科技的发展主要靠民间团体和相关人士的努力，故收效大打折扣。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际政治方面一边倒向苏联，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也模仿苏联的模式，建立起以重工业、专科教育和国家计划为特征的苏联模式。
(一)科技体制转变的背景
1.国际政治格局
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与仿苏模式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1949年建国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极其险峻。国内方面，长期的战乱早已使经济科技发展陷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败退时又掠走了国库的大部分钱财，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国际方面，二战之后美苏重新划分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导致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和威胁等手段，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苏联在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次日即宣布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政权，并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盟友。为了加强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从苏联方面获得更强大的支援，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亲自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由北京出发，乘专列前往莫斯科访问。这次访苏的目的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其实也预示着中国开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苏联方面来说，这个国家有充足的理由让新中国在发展科技事业中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没有永恒的霸权》一书中，提到以1913年的工业生产为基数，到第二次大战前的1938年，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比美国快数倍，确保了拥有强大工业实力对抗德国侵略。[10]这个观点并不夸张。实际情况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缔造了科技史上的神话。在斯大林的强权政治控制下，苏联的军事工业十分发达，武器装备居世界前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军队人数一跃增长到1200万人，军事、重工业、航天技术等方面均得到了高速发展，尤其是在1949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成为唯一敢与美国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出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表示了同盟的意思。增强了中国坚定跟随苏联的信心。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从国际环境方面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而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中国开始了向苏联全面学习的时期。
图65 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2.思想基础
董光璧在《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中提出中国的科技体制能在短时期内完成从欧美到苏联的模式转变，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的，这就是“科学目的的功利主义、科学活动的合作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唯物论”[11]。
关于科学目标的功利偏向，美国的中国科技政策专家萨特米尔(Richard P. Suttmeier)曾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目标有如下评论：
总的来说，新中国的科技目标是中国近百年来在现代化问题上努力奋斗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奋斗过程中，无论科学还是技术都是被当做目标看待的。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实现这个目标实质上还是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12]
他还把中国的功利主义的兴趣和目的概括为三种：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文化改造服务。他的这种评论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世界上没有超功利主义，无产阶级执行的是革命的功利主义，一切是以占人口90％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建设为广大人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国防建设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文化改造则提升人们的精神素质，这一切，都是共产党人终生追求的目标。“为人民服务”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检验自身是否合格的标准。
关于科学活动的合作精神，首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方针政策，比如“团结一切尽可能团结的力量”，战争时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大兵团协同作战”、“让反动势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等丰富经验的积累，将其用于科技攻关成为共产党人的自然选择；再次，中国自古以群体为本位，有通过大规模组织民众完成诸如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巨大工程的历史传统。而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不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事业，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尤其是身为科技主导的知识分子，传统文化中的爱国精神让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来改变积弱积贫的现状，但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急需国家强有力的组织和引导，中国科技界向往和认可科学国家化。
关于科学思想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思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信奉的理论准则。建国之后，通过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的思想不断明确。这些都成为苏联模式向中国顺利实施过程中的思想基础。
(二)科学研究模式的建立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政府抛弃国民党时期的欧美体制，转变成苏联模式的决心。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按照条约为中国政府提供了约合3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将这些贷款集中使用在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等基本建设的重点项目上。除了贷款支援，苏联政府还给了中国无私的技术援助。不仅向中国派遣万名专家来指导各个项目建设，而且还接受中国千名科学家、万名技术员和万余名学生到苏联学习。在实践过程中，苏联专家把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具体化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各高等院校和产业技术部门之中，在短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仿苏模式的中国科技体制；并通过以苏联科学院为蓝本的中国科学院建设、以苏联高等院校为样板的院系调整和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这三项主要措施完成了科技体制从欧美模式到苏联模式的全方位转变。
1.中国科学院的建立
组建中国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而采取的重大举措。1949年春，当全国解放胜利在望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科学院，恽子强、丁瓒、钱三强和黄宗甄先后参与协助陆定一做这项工作。
7月13日，全国科学界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选举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共商建国大计。科代会筹委会的计划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向全国政协会议提出“设立国家科学院”的议案，由其统筹并领导全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
9月中旬，在经过调查并广泛听取了科学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丁瓒、钱三强和黄宗甄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草案将科学院拟名为“人民科学院”，强调“科学为人民服务”。“人民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是有计划地利用近代科学成就为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并组织和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草案提出了对科学院组织机构的构想，暂时就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机构进行调整改组，并对两院的20个研究所做了扼要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合并调整意见。这份草案勾画了初创科学院的基本框架，为后来科学院的筹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政务院下设部级建制中有“科学院”，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导。科学院被赋予了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行政职能。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3天后，郭沫若主持讨论科学院组织问题。在10月25日召开的政务院第二次会议上，决定科学院的正式名称为“中国科学院”。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向郭沫若颁发“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开始办公。
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科学院？中国政府的目标很明确：国家利益至上。筹建之初，就把办院方针规定为：有计划地利用现代科学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我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标志着科学事业不再是一项个人的活动，而是科学家集体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科学家要建立集体的、合作的研究秩序，科学研究要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
中国科学院是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两个系统加上静生生物调查所、西北科学考察团和中国地理研究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完成的。[13]其主体中央研究院拥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如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严济慈、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翁文灏等，还包括了一些国外的著名学者。比如物理所的海森伯教授就是德国国际波动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但采尔博士是德国民族学教授。成立之初任命的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如、竺可桢和后来补充的吴有训都是原中央研究院的骨干人才。
中央研究院给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提供了人才基础，新中国的建立又给中科院奠定了体制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许多侨居海外的科学家、学者，如周培源、华罗庚、李四光、钱学森等怀着满腔报国热情和赤子情怀，克服种种困难，毅然回国，投身于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和经济建设，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周培源是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他在美国有良好的研究条件和优厚待遇，年薪6000多美元，一个月的薪水比当时清华大学教授一年的收入还要高。1947年，他毅然带着夫人和三个女儿乘船离开旧金山回国，全力以赴地投入祖国的科技事业。
华罗庚作为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曲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个复变函数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他1950年2月动身回国。在给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华罗庚的公开信表达了大批海外学人的心声。
李四光是著名地质学家，自1948年出席伦敦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一直旅居海外。当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后，他不顾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独自化名先行，在海上漂泊数月。周恩来专门给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泰、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写信嘱托给李四光提供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钱学森作为著名科学家，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归国更具有复杂性。美国作家维奥斯特称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美国国防部得知他有回国的意图，大为震惊，海军次长丹·金布尔公开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也不愿放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5个师。”从1950年到1955年，钱学森经历了被怀疑、传讯、威胁、恐吓、监禁的日子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顺利回到祖国，投身于国家的导弹事业。
图66 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周培源、华罗庚、李四光、钱学森
截至1957年底，共有3000多名侨居海外的科学家陆续回国，他们大都成了各学科领域的带头人。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实质上是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郭沫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教委会主任身份，发布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国科学工作的总方针：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和人民的文化生活。科学家们则表示，他们不但愿意以科学报效国家，而且感到他们自己已有条件放大眼光、放大气魄，计划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了。
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很快组建了物理、天文、工程科学等20多个研究机构。由各方面推选院内外专家165人，组成15个学科专门委员会。它既是全国的科学研究中心，又是国务院领导和推行全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行政机构。它的发展成为中国科技实力的象征。
2.院士制度
中科院体制的核心是院士制度。中国近现代科学是移植西方近代科学而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到院士制度的建立，足有一百余年。
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如此缓慢的根本原因，既有战乱频仍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也有政府对科学支持不力等诸多原因，科学发展没有纳入政府的计划。在中国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中层组织力量极为薄弱，如果不仰赖政府的强有力支持，科学就很难有发展的机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采取了法国科学院模式，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中央研究院通过设立一系列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带动中国科学事业的职业化；进而从全国学术精英中遴选出聘任评议员，于1935年成立评议会，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成立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一个重要成就。聘任评议员的资格和遴选坚持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和选举程序，从而保证当选的评议员都是国内的顶级学者。评议会的职能主要是决定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推举院长候选人等，起到指导和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以及保障学术研究之独立性的重要作用。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第二届评议会主持，于1948年完成了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这是一次完全由学术界自主的选举，标志着中国的学术建制已逐步走向成熟。
3.苏联管理模式的建构
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实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科研体制，在管理模式上全面仿效苏联的科学研究院。
1953年对于中科院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年，通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科学家的思想被转到社会主义方向，全院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
同年3月份，以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出访苏联，用了3个月的时间，走访了98个研究机构、11所大学和工矿企业，听取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专门组织的7个全面性报告。
回国后，代表团成员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30篇文章介绍了苏联科学的成就和特点，以及苏联科学的发展道路和组织领导的经验。对苏联的多门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球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土壤学、医学、冶金学、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建筑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都有涉及，这些文章系统地传播了苏联发展科学的经验，也坚定了中科院学习苏联的信心。除了院士制度外，苏联领导和组织科学研究的许多方式，如科学院的学部领导制、研究计划的制定程序、各研究机构的分工和配合、研究所和大学与产业部联系的方式等几乎都照搬到中国。
1954年10月12日，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订后，苏联专家按计划来到中国。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正式建立，由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组成学部大会，实施具体的学术领导。到1956年初，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已发展到44个，全院研究人员已达2500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400人，研究技术人员从2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经济的恢复工作，特别是在搞清我国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防治血吸虫病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防治蝗虫等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病虫害；解决桥梁和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解决球墨铸铁、无镍不锈钢、矽钢片等生产中迫切需要的原材料和元器件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院系调整
美国教育学家卡扎米亚斯曾说：“所有社会，在民族危机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试。”[14]以此来审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院系调整，大概也不例外。当时的院系调整，即对大学进行跨省、跨地区的改组、撤销或合并。这是新生的人民政权“破旧立新”的强有力的行政举措，也是“学习苏联”这个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行政主导力量的强制下，通过院系调整建立起一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全盘苏化”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以外来文化为导向的最为深刻和最全面的一次改制。它的涉及面之广、程度之彻底，可称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之最，对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院系调整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1949年是20世纪中
国教育史上的一道政治分水岭：之前的是旧教育，其性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之后的是新教育，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5]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新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这个方针后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会议上强调：“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教育被视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首次公开提出，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开始渗入教育改革理念的一个重要表征。
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的高校改造方针，并且认为，由于老解放区高等干部教育是农村环境与战争环境的产物，因此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应该特别着重于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
中国革命本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后的国家政体更是趋同于“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朝鲜战争爆发后，清理欧美文化影响和全面学习苏联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时展开。借助苏联的教育经验，已成为这时中国教育工作的既定方针。
当时，中国政府缺少办学经验，非常倚重苏联专家的帮助。而斯大林也很乐意中国与苏联在教育方面保持统一步调，向中国派出了大批专家。1950年初，教育部聘请的苏联总顾问阿尔辛杰夫已经到任。至1952年底，中国的高等院校共聘请了861名苏联教育专家，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造和建设，而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亦高达9106人。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央政府在1950年树立了两个按照苏联经验实行“教学改革”的样板：中国人民大学(文科)的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理工科)的改革。哈尔滨工业大学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管理。政府为中国人民大学确定的办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结合”，并且在该校投入重金，为全国高校培养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师资，同时大批培训“调干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的经费就占教育部全部预算的20％。
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1951年中国政府提出，要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从此，中国政府开始对高等学校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将各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人事任命、学籍管理以及课程设置等全部纳入政府的计划管理范围。各高等院校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由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及思想改造工作。与此同时，政府还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1951年后又通过了“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学院调整政策。受到上述政策而变动的学校牵涉很多，具体如下：
华东教育部以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私立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了公立的华东师范大学。
1951年，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西协和大学被收归国有，改为公立大学。
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求精商学院维持私立，由中国人自办，政府予以补助。
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保留北京大学为综合性大学，撤销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
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到天津大学。
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大，浙江大学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
南京大学工学院、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杭州的之江大学建筑系合并组成独立的京工学院。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
武汉大学水利系、南昌大学水利系和广西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则合并成立武汉大学水科学院。
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矿冶系、广西大学矿冶系、南昌大学采矿系则合并为设在长沙的新建学校中南矿冶学院，在该校专设采煤系和钢铁冶炼系。
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也合并为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
西南工业专科学校航空工程专科则并入北京工业学院(即原华北大学工学院)。
……
院系调整后，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182所。所有的私立大学消失，它们全部被并入公立高等学校，民间办学的传统至此中断，民间教育空间不复存在。工科专业137种，教育的重心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取消，财经与政法学科被削减；作为现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全国综合性大学由调整前的55所减为13所，由占大学、学院总数的41.4％(1947年)，下降为8.5％(1953年)，在校文科类学生由调整前的33.1％，下降为14.9％。院系调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而20世纪50年代，学科的综合化已成为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这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根本改变了原来的中国大学体制，原有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内涵被改变，高等教育从此被纳入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体制当中，比起1956年在经济领域全面推行计划体制提前了好几年。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高等教育也于1953年基本完成。
随着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推进，亟须大量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上述“工学院调整方案”旨在集中相同学科的师资于一地，但工科院校的数量所增有限，至1952年初，全国206所高校中工科院校仅为36所，约占17％，工科学生在大学在校生中的比重也大致是这个水平，而且工科院校的水平不高，规模小，不能培养配套齐全的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基于这种情况，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提出了“及时培养供应各种建设事业(首先是工业)所必需的高、中级干部和技术人才”的任务，为此决定增加高等学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学院50所，师范学院25所。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类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1952年6月，京津地区开始了又一轮高校院系调整，华东、西南、东北等地随即跟进。至1952年底，全国已有3/4的院校实施了院系调整，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
1955年，为解决高等学校分布的不平衡，又迁部分沿海地区的高等院校到内地，新建了一批内地高等院校，使全国高等院校的数量升到229所。苏联援华专家中的近千名在高等院校任教，他们帮助中国建立了150个专业，开设了900多门课程，建设起500多个实验室。
苏联模式对中国大学制度的影响主要有：①大学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②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③建立以单科学院为主的大学体制。④建立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制度[16]①经过这两次院系调整及苏联专家的执教影响，国民政府时期的欧美式的通才教育体制，被彻底地改变为苏联式的高度集中计划和专才教育模式，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内涵。
四、“156”：苏联援建项目
(一)背景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已确立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方针。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东于1944年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17]②但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1949年1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同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应中共中央邀请，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双方就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以及援华具体问题等进行了洽谈。在2月2日会谈中，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提到了苏联援助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作用。”毛泽东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即6日和7日的会谈。在6日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中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如果苏联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18]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北平赴苏联访问，还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双方就中国为回报苏联援助所提供给苏方的物品以及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等问题进行了协商。8月14日，刘少奇与来华苏联专家的负责人科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20人一起离莫斯科回国。[19]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宣布成立。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访问。1950年1月22日，在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20]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其中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10年付还贷款及利息。1950年9月30日，两国互换协议批准书。[21]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和与苏联的反复协商，1950年签订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议、苏联援建50个项目协议；1952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请苏联政府对我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问题，于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该协定包括了苏联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1953年“5·15”协定之后，项目有所变动，形成144个建设项目。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又达成《对于1953年5月15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援华项目有所增加，至1954年底被确定为156项建设项目。这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建设重点。这些项目确定以后，随着形势和认识的发展变化有所调整，如1957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贯彻勤俭建国方针后，二机部在西安的工厂项目改变为，将只剩下六个主要厂房还未施工的炮弹装药厂改建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拟定建设的飞机发动机工厂，但在公开宣传中就将此“156”项作为一个标志而不加改动了。[22]
为什么称为“156”项计划？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
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么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因此，苏联援建的项目，有的是我方提出的，有的是苏方提出的，经过多次商谈才确定下来。大致是分五次商定的：第一次，1950年商定50项；第二次，1953年商定增加91项；第三次，1954年商定再增加15项，达到156项；第四次，1955年商定再增加16项，第五次，口头商定要增加两项。五次商谈共商定项目174项。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推迟建设，有的项目合并，有的项目一分为二，有的不列入限额以上项目，最后确定为154项。因为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为156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其中在一五期间施工的有146项。[23]
这些实际施工的项目可分为能源、冶金、化工、机械、军工、轻工业和制药工业等五类。
(二)项目实施与意义
“156”项目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基本吻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赣南电站改为成都电站；航空部陕西422厂统计了两次，造成两项重复计算，因此实为154项。这其中，有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二拖拉机制造厂因厂址未定，山西潞安一号立井、山西大同白土窑立井因地质问题，总共4个项目未建。实际正式施工的项目为150个，具体如下表。
图表来源：张柏春、姚芳《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在这150个项目中，陕西和甘肃占有40项，占全国重点项目的25.7％。[24]全部属新建项目，如西安热电站(1—2期)、乌鲁木齐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点站、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兰州炼油化工厂、兰州石油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等。
“156”项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条件下，我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展了建设项目的立项工作。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但帮助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而且构建了国防工业体系的初步骨架，奠定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在具体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中国自身的科研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科研人员从中吸取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增强了自主研发的能力。
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所给予的援助，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难得之举。张柏春、姚芳在《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25]一书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对于中国技术发展的作用，认为在1949年到1960年之间，苏联对于中方以下几个方面的技术援助，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效果较好的一次技术转移。这些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20世纪50年代苏联向中国转移了机床、量具刃具、压力加工设备、精密机械、大型冶金设备、大型矿山机械、大功率动力机械和发电设备等的制造技术，填补了部分基础技术的缺环，使中国初步具备了大量生产机电设备、钢铁、有色金属、玻璃等产品的能力，提高了电力、煤炭等资源开发供应能力，为其他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二，转移了中国过去没有或基础很差又急需的技术。比如填补了汽车、拖拉机、采油炼油设备、化肥、化学纤维、光学仪器、照相胶片、喷气式飞机、航空发动机、坦克等技术领域的空白。加强了铁路机车、轴承、电工器材、无线电器件和设备、合成橡胶、制药、木材加工、纺织机械、农业机械、火炮等技术领域。苏联帮助发展了核技术、火箭技术、计算机、自动化、半导体、精密仪器等所谓高精尖技术。
其三，推动了现代技术在中国的体制化。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和苏联的援助下，政府各部委、中国科学院、国防系统和骨干企业以引进的技术及本国原有技术为基础，发展了从事技术研究、开放、设计的院所等机构，在教育方面重点发展工科院校和专业，初步形成了从企业生产引导到研发、设计和人才培养的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和工业体系，使现代技术成为中国的一种基本社会建制。
其四，加强了技术科学在中国的建设。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高等院校和某些小规模研究机构建立了工程科学和农业科学的基本学科，但许多更细的学科并没建立起来，对技术科学理论和实验的研究还很薄弱，存在许多缺陷。20世纪50年代，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和发展了技术科学的教育和研究，苏联的研究成果被中国学者参考和引用的数量迅速增加。
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的“一五”计划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截至1957年，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计划规定为14.7％)，建成大中型项目500多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近60％，全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短短的几年时间，从一穷二白的基础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初步建立，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的复兴不仅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感到惊讶，同时也让盟友苏联对中国的日渐强大产生不安，从而开始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导致了以后中苏关系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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