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部开发史中的科技要素之启发

美国西部开发史中的科技要素之启发_丝路之光创新

第三节　美国西部开发史中的科技要素之启发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本国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曾经历过对落后地区长期艰难的开发过程。当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向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希冀能够从其开发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借鉴。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在1783年签订的英美《巴黎条约》中，英国既承认了美国的独立，又承认了美国的西部边界直到密西西比河。于是，许多居住在原北美13州的殖民地居民便迫不及待地越过阿巴拉契亚山，向西去抢占土地、追寻新生活，从而揭开了此后绵延了100多年的“西进运动”的序幕。在长达100多年的移民拓荒时代，美国的边疆移民们随着西部边疆的不断扩张，先后开发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地区、落基山以西的远西部地区以及落基山以东、密西西比河流域以西的西部大草原(或称“西部大平原”)地区。战后，又继续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深层次的开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应该说美国的西部开发是成功的，它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也留下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教训。

纵观美国西部的开发史，高度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特点。

一、美国西部开发中的科技推动作用

(一)农业机械化和科学化，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在西部大平原这个美国最重要的大农业基地的开发中，农业机械化和科学化以及科学种田方法的推广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手段。早在西部开发初期，美国就十分重视对农业科技的研制和运用，制造和改进生产工具，引进和改良品种，建立科技普及网络。通过农业机械化和科学化以及科学种田方法的推广，作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手段。到19世纪末，西部农业发展水平超过东部，率先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仅以农业机械化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为例。内战前，西部农业地区的农民已经对犁头、打谷机和收割机等最初的农业机具进行了不断的改良，使这些在蛮荒之地上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的农民尝到了甜头。内战后，使收割速度提高了8倍的扎谷机，以及插秧机、中耕机、双铧犁、双铧耙、播种机等多种新式农机具开始在中西部和远西部广泛使用。到1910年时，农业机械的动力已经从马匹和蒸汽机过渡到内燃机；到30年代时，一些靠近电厂的农场已开始使用电力作为小型室内机械的动力，相当多的农场也开始使用卡车作为运输工具。美国农业的机械化已基本实现。据估计，从1900年到1935年，美国应用于农场的各类动力增加了8倍，农业生产率提高了4倍。事实上，从1873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基本上是处在农产品生产过剩的状况中。

尽管西部农业的开发成就奠定了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基础，但西部经济发展到今天这种高度，主要依靠的是工业，而工业的发展又与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息息相关。例如，“格兰德河学术研究走廊”的科研成果对新墨西哥州的经济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硅谷高科技园区的兴起也对加利福尼亚州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国家实验室与“格兰德河学术研究走廊”

格兰德河发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圣胡安(San Juan)县境内的落基山山麓，由北向南流过新墨西哥州到达埃尔帕索转向东南，成为美国与墨西哥的界河，在布朗斯维尔注入墨西哥湾。“格兰德河学术研究走廊”指的是美国新墨西哥州从洛斯阿拉莫斯到拉斯克鲁塞斯，沿格兰德河以洛斯阿拉莫斯和桑迪亚两所国家试验室以及新墨西哥州立大学为核心形成的高科技研究群落。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政府在新墨西哥州投资建立了国家原子能基地，先后在洛斯阿拉莫斯和阿尔伯克基市建立了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桑迪亚国家试验室，这是两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洛斯阿拉莫斯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科学城和高科技辐射源。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诞生于此。该实验室是由能源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联合管理的多计划研究机构。其研究工作分两大类：武器研究，包括开发满足目前军事需要的核弹头、设计试验先进技术方案，以及通过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实验与理论研究，维持一项创新性武器研究计划；非武器研究，包括核裂变、核聚变、中等物理加速、超导、生物医学、非核能及基础能源科学等。桑迪亚国家试验室位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市，主要从事核武器系统中非核部分的研究开发，从事材料、组件及仪器技术的研究和长期开发工作，以提高核武器的效力、安全性、耐受性和可靠性等性能；并承担能源开发与改进方面的工作。

在这两所国家实验室里云集了大批世界顶尖科学家，有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生产工程师以及计算科学家。这些实验室是美国的财富。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高技术热点和智力库。许多企业在与这两所实验室的合作中获得了显著的效益。例如固特异公司，于1993年开始与桑迪亚实验室合作，聘请该实验室帮助设计并测试新的轮胎产品。当时，固特异公司至少要为每个型号的轮胎进行4个物理原型测试，测试里程可能会达到数千英里，平均需要3年的时间。为了换取每年数百万美元的运作资金，桑迪亚实验室向固特异提供了超级计算机系统以及软件代码，而这是实验室开发用来模拟爆炸、设计武器系统的组成部分以及建立桥梁压力模型的。在接下来的10年中，桑迪亚实验室的几十个科学家都在协助固特异的工程师开发软件，这些代码帮助他们准确地预测每一个设计调整所影响到的牵引力和压力的变化以及在一系列道路状况下橡胶的磨损速度。桑迪亚的软件开发员本杰明·斯潘塞曾与固特异合作，他说：“这一切非常棘手，但你必须把它解决。”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一定的益处，那就是这种合作“使我们的代码越来越强大”。2005年固特异推出了Assurance Triple Tred轮胎。该产品拥有3个不同的胎纹，分别可以在结冰、湿滑和干燥路面上行驶。成为公司最为畅销的产品。在每年开发的数百款新轮胎中，公司对每一款都采用了虚拟设计，这些轮胎的应用范围从跑车到垃圾车乃至挖土机。固特异商业轮胎研究的负责人苏伦德拉·乔拉说，现在的新品开发通常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原型，周期已经缩短为8个月。自2001年以来，公司每年用于测试和建模的研发预算所占比例已经从40％下降到15％。

这些实验室并不仅仅只与商业公司合作，它们还在新墨西哥的岩石台地和沙漠中创建了一批新兴科技公司。毗邻桑迪亚庞大的阿尔伯克基大院有一片240英亩的工业园区，设有27家初创企业，雇佣了2184名员工，吸引投资2.34亿美元。这些公司要么由曾在桑迪亚工作的科学家创建，要么是依靠实验室的技术授权而创立。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自1997年以来已经帮助创建了54家企业。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菲位于其东南60公里处，该实验室技术商业化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圣菲大批创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总裁都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而洛斯阿拉莫斯县经济合作委员会利用近水楼台优势在实验室对面建起了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园，吸引实验室科学家前去创建高技术公司，或者作为实验室转让技术的孵化器。现在，一批靠风险投资起步的创业公司正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园落户，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也在此安置研究前哨。

与硅谷明显不同的是，在硅谷“人们常常会突然离开现职，开始一个新职业”。而在这里，身处联邦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是不允许担任有酬顾问的。只要他们是政府的职员，就不能在那些使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公司中持有股份，而且，几乎没有骨干科学家愿意放弃自己在顶级实验室的优越职位而去从事高风险的商业活动。为了减少创业的障碍，国家实验室向工作人员提供两年的“创业假期”，使他们得以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设立了一个基金，每年发放35万美元的种子资金用以鼓励创业。

科技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活跃带动了该地的经济发展。随着美国经济重心的西移，一些著名的高技术公司(如通用电话电子公司、优利系统公司及通用电器公司)纷纷在此地设厂和建立研发及生产基地。阿尔伯克基市的人口也从1940年的3.5万人猛增到1990年的38.5万人，使得这个昔日仅出售羊毛、砖坯等初级产品的小城镇发展为一个生产和销售高技术产品的繁华大城市。

现在，这个州是世界上一些最尖端研究的场所，除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所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外，还有75家高科技公司，各个科技领域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着。虽然按人口计算，新墨西哥州排在全美第37位，而且美国有30个城市的人口多于新墨西哥州全州人口，但其科技职工所占人口比例却居全美国各州之首。虽然核能和导弹研究仍占主导地位，但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正在下列许多领域探索奥秘和提高认识水平：粒子束的研究，激光的发展与应用，太阳能、宇航科技、安全保卫措施与反恐怖主义的研究，诊断医学、高级数据与文字处理、电子计算机应用、电信、微生物、采矿等等。

今天在新墨西哥州丰腴的高科技环境中所萌发的各种科学探索，已不只在这两个国家实验所里进行了。有许多公司，从著名的大公司到新成立的只有几名研究人员的小规模专业公司，正在从事研究、试制、制造和咨询等工作。其中75％是过去10年里成立或迁来新墨西哥州的，而且多数设在阿尔伯克基和洛斯阿拉莫斯两地。激光技术公司是最新成立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制造工业和科研用激光器，其中一种用来对消费品加标记，可以通过生产批号和日期来识别商品。还有几种正在研制的激光器，将应用于集成电路的生产并将大大缩短这道生产程序所需的时间。环境保护技术公司在制造起搏器、微型电路、宇航用品等许多高科技产品时，能把微粒引致的污染减少到最低限度并能减少手术室内细菌。病毒技术公司研制和销售的可以立即鉴别病毒与细菌的仪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圣菲的科学中心公司专门制造供生物学研究所使用的接种针和环。利用地热发电是泛美能源公司的主要业务。偏僻地区用来发电的小型风力发电机是索拉克制造有限公司的产品。拉斯克鲁斯的能源光学公司，研究试制和生产的微处理的电子设备和索科罗高级采矿技术公司，对某些通过无机物氧化来获得自身能量的微生物进行研究，目的是用它来处理被有毒金属污染的废水，而且还要利用它来采矿，这些技术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三)斯坦福与“硅谷高科技园区”

如果说“格兰德河学术研究走廊”的科研成果由于其中许多带有保密性质而未能对新墨西哥州的经济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的话，那么，硅谷高科技园区的兴起作为科学研究和工业创新的孵化器，却对加利福尼亚州乃至整个美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

硅谷其实不是谷，也不生产硅。从地域上看，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旧金山市和圣何塞市之间一块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此地背靠太平洋海岸山脉，面对旧金山湾的一片海洋，为山海所环绕，这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谷，只是在人们想象中是一个“谷”，一个高科技之谷。

20世纪初期的旧金山湾区是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研发基地，当时在这里散落着一些专门研究生产军事用途无线通信器材产品的企业。1909年世界第一个无线广播站在旧金山诞生。斯坦福大学一校友购买了这个专利并于1912年在帕洛阿托(Pa-loAlto)成立了研究广播导体技术的联邦电报公司，该公司后来首发全球无线通信系统。30至50年代美国国防部一直维持着对这里半导体元件稳定的订货量，一些大公司也纷纷来此地设点，旧金山湾区成为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

50年代初的斯坦福大学只是所边缘大学，教授工资很低，学校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前副校长兼理工学院院长弗·特曼教授提出了“技术专家社区”的设想。他认为，大学不能办成纯学术的“象牙塔”，而应成为科研和技术转让的基地，并提出了“将学校大量闲置土地出租给企业，兴办斯坦福研究园”的方案。此后，斯坦福大学划出部分校园吸引外方来兴建实验室、办公用房和轻型生产基地，加强与当地工业界的联系。1951年专门生产雷达部件的瓦瑞安(Varian)公司(公司创始人为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毕业校友)第一个与斯坦福大学签订五年租赁合同并于1953年迁入工业园，该公司当时简陋的房屋被称为第一座硅谷的建筑。特曼教授以538美元贷款给1938年成立的惠普公司，柯达公司以及通用电子公司等陆续签约搬入，从那时开始，那里逐渐形成了科技产业园区。在产业园内大学可与企业紧密合作研发各种项目，使教学、研究和应用一体化，快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1954年斯坦福大学创立“荣誉合作方案”，为工业园高科公司全职雇员提供业余时间研究生进修课程，其中早期迁入工业园并签订五年租赁合同公司的雇员还可减免学费。斯坦福大学与工业园的高科技公司形成了良性互动，工业园吸引了大批学术人才和创业能手，使斯坦福大学置身于美国微电子工业和世界最先进人才和最尖端技术集散地。在以后的几十年发展中，斯坦福师生和校友创办的硅谷企业的产值占硅谷总产值的50％～60％。所以人们常说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它是硅谷的“孵化器”。

从20世纪60年代崛起开始，硅谷已成为其后每一次的技术革命发源地和成功的高科技园象征。硅谷的成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大学紧密联系的传统。

硅谷非常重视区域经济与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协同发展，它与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大批高水平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联系密切。硅谷与斯坦福大学不仅地理上相邻，而且业务联系也非常密切，学校里的课题大多来自开发区，许多大学教员还担任着企业的咨询顾问，甚至也在硅谷中直接投资开办公司。一方面，这些大学里的智力资源是硅谷新思想、新技术、新工艺出现的智力基础，是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是往硅谷输送高质量科技人才和创业人才的来源地。另一方面，硅谷也为这些新成立的公司提供了充足的发展场所和空间，促进了大学里的科研成果很快能转化科研商品，促进了产学研一体化。硅谷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源于这种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区域创新网络。

如今，该市坐落着2600多家高技术公司，它们雇用了25万名员工，其中1/3的人在从事制造业生产。在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下，整个加州的经济从60年代起也进入了腾飞阶段。到1994年，仅加州一州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8757亿美元，在美国50个州中跃居第一位(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居第六位)。《财富》500强中，有惠普、美洲银行、英特尔、沃尔特·迪斯尼、苹果电脑、太阳微系统等58家公司的总部设在该州。

硅谷高科技园区对工业创新和科研成果的孵化作用为美国西部乃至整个美国的经济发展做了生动的示范。此后，美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十几个类似的园区。例如，西雅图利用设在该市的华盛顿大学及贝特尔研究所建立了研究和开发生命科学及计算机软件的基地；波士顿则利用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高校的优势，在市郊开发了“128号公路科学园区”，建立了东部计算机工业中心。

(四)高技术推动产业换代升级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了一批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规模实力的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大都分布在美国的西部地区。进入冷战时期以后，美国大量的军工企业转为民用，利用原有的军事高科技基础，再加上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以及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西部地区以宇航、原子能、电子、生物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西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步伐。

(五)开发中的生态建设必须放在首位

环境保护问题是美国西部开发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在这上面，美国人也走过一段弯路。

美国西部开发之初，由于人们对环境保护问题认识不足，开发又是在一种自发状态下进行，因此大规模的开发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

最初越过阿巴拉契亚山的移民定居于位于田纳西河流域的田纳西和肯塔基地区。他们在这里伐树拓荒、垦殖耕种。150年的拓殖特别是内战后过度的森林砍伐，使流域内的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地年均52英寸的降水量造成了不断出现的洪灾和严重的土壤侵蚀；残存的灌木和树木又遭到经常发生的山火袭击。人为灾害与自然灾害使得田纳西河流域内7个州的人均收入到20世纪30年代初还不足全国平均数的一半，成千上万的家庭年收入不到100美元。在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流域内高原各县半数以上家庭依靠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救济过活；其中一个县里，靠救济过活的家庭竟达全县家庭总数的87％。

1933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设立了一个既有政府权力、又有私人企业灵活性的公司——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统一指挥流域内的水电工程、洪水控制、土壤保护、植树造林、土地休耕、河流净化和通航，以及多种类小工业的建造等事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才使这里的环境有了较大改观。

在西部大平原的开发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由于过度的垦殖耕种加之气候异常，1934年春季引发了毁灭性的尘暴，摧毁了中西部大平原上20多个州的庄稼，使全国小麦减产达3亿蒲式耳(1933年美国小麦总产8.6亿蒲式耳)。联邦政府建立了国民资源保护队(尽管原因之一是以工代赈)，先后雇用了250多万青年，沿100度子午线种植了一条宽100英里、几乎纵贯美国的防护林带，改善了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据统计，美国现有的人造林中，有一半以上是出自国民资源保护队之手。

战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工业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美国国会修改或通过了《清洁空气法》(1963年)、《水质法》(1965年)、《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国家环境改进法》(1970年)、《水质改进法》(1970年)、《噪音控制法》(1972年)、《安全饮水法》(1974年)等数十个有关控制污染的法律，建立了环境质量委员会和联邦环保局，政府和私人企业每年花费数百亿美元用于减少和控制污染。

(六)重视并扶持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一项长远的开发项目

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美国各级重视教育和科学研究收到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1785年的西部土地法令规定，西部地区按36平方英里划为一镇区，每一镇区土地的“第十六块应保留下来作为办学校之用”。西部地区掀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对于改变部分移民并不十分关心教育的现象起到很好的作用。1825年，伊利诺伊州首次制定教育法，规定政府办理公共教育的义务。到1850年，中西部各州都通过了建立免费学校的法律，建立公立学校成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开端。南北战争后，西部公共教育发展到中等和高等阶段。很大一部分新的学院都设立在西部边远村落和定居点的边缘，在这段期间创建并开办到20世纪的180多所大学和学院中，有100所以上建立在原来的13个殖民地以外。1880年，仅有300万人口的俄亥俄州却有37所授予学位的高等院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西部开发离不开大量的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

1.颁布法案，为大学和学院的兴建提供物质保障

美国政府把高等教育视为西部开发的重点。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联邦政府颁布法案，规定专款专用，为西部高校的建立和发展提供物质上的保障。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的《莫里尔法》(Morrill Acts of 1862)，开创了利用荒芜的国有土地发展高等教育的先河。该法案规定：第一，联邦政府在每州至少资助一所学院从事农业和技术教育；第二，按照1860年规定分配的名额每州凡有国会议员一人可分得3万英亩(约1.2万公顷)的公用土地或相等的土地期票(全国总增地面积约为705万公顷)；第三，出售公地所获得的资金，除10％可用于购买校址用地之外，其余将设立为捐赠基金，其利息不低于5％；第四，这笔基金如果在五年内未能使用，将全部退还给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的赠地基金分配到各州后，各州在法案规定的范围内采取不同的方式发展高等教育。如创立新的农工学院，创立以农业和机械工程为主的新的州立大学，或在已有的州立大学或私立大学中设立新的农工教育计划，或将赠地基金与私人捐赠一起用于建立新的大学和学院等等。1890年的《第二莫里尔法》授权联邦政府每年向赠地学院拨款，规定联邦政府第一年补助农工学院1.5万美元，以后逐年增加1000美元，直到每年补助2.5万美元为止。1907年的莫里尔法修正案，授权联邦政府追加额外的赠地基金。在联邦政府的专款支助下，农工学院日益发展。1910年，农工学院在校生已达13.5万人，占全美高校在校生的1/3。法案的颁布和物质保障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为西部开发打下了坚实的科教基础。

2.以赠地学院和大学为依托，因地制宜地推广农业技术

美国的西部开发是以农业开发起步的。广阔的西部土地还是处女地，每平方公里不足两人。早期的拓荒者受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条件限制，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都比较落后，靠扩大耕作面积和广种薄收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国会通过《莫里尔法》后，美国建立了一批赠地学院和大学，如著名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伊利斯大学、康奈尔大学。赠地学院和大学的专业和课程的设置都是根据西部农业生产实际需要来确定，增加一些新兴学科，如植物病理学、园艺学、农业技术学、农业工程学等。在赠地学院和大学的早期发展中，国会还继续通过一系列的加强赠地学院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研究推广的法案，如1887年的《哈奇法》(Hatch Act)，授权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拨款1.5万美元，以在赠地学院建立农业试验站； 1914年授权赠地学院提供校外服务；1935年的班克里德——琼斯法案，通过增加对赠地学院的拨款来加强农业研究和农业成就的推广工作。赠地学院和大学同时提供社区服务，开办短期培训班，设立示范农场和农业推广站，推广农业新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赠地学院和大学讲授农学和农业机械知识，不仅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人才，而且成为科研和技术的推广中心，极大地促进了美国西部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后一阶段工业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60年，美国农业发展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位。

3.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发展高科技产业，带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

20世纪初，应科学研究需要产生的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等私人基金注入研究型大学，加上优秀的科技人才的输入，使得研究型大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自30年代起，以研究型大学为中心的西部科学研究与开发日益兴起，形成了以斯坦福大学及周边地区与墨西哥大学为两端的格兰德河学术研究走廊，使得加州圣何塞市的圣克拉拉县成为举世瞩目的硅谷科技园区，并且成为了美国高科技产业中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服务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等产业的发展，圣何塞市从二战前的农业城市一跃成为蓬勃发展的高科技城市。70年代，美国西部进入了高科技开发时期，研究型大学对工业创新和科技孵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研究型大学为中心的高科技园区的建立和发展加强了大学、政府、工业和金融业间的关系，加速了美国西部以及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

二、世纪之交的中国西部科技

2000年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情况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科技发展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基础研究有一定实力，部分学科已达到国内甚至世界先进水平。从研究和开发投入、科技论文数量等方面来看，西部的基础研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比如：甘肃在重离子物理、辐射技术、选择氧化催化冰川冻土沙漠化防治和高原气象等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代表着国家领先水平；云南在植物分类与开发利用、动物和微生物资源开发、疫苗研制、贵金属提取、稻癌病防治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陕西、四川等地的科技实力和发展水平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次，军工和航空航天技术领先，军转民潜力巨大。西部地区的军工、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技术的发展水平位居国内乃至国际前列，并在国家整个科技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为西部地区充分利用这种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民用技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三，拥有相当数量的科技人力资源和一批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基础研究机构。

由此可见，西部科技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非有人想象的那样“一穷二白”，但在整体实力上的确比不上东部地区，在科技发展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产业化能力较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拥有技术研发机构偏少。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环节，西部地区共拥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近4000家，其中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只占1/3左右。企业的技术力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不强，面对市场的变化难以作出敏感而快捷的反映，产品的技术含量低，资源和能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多数支持县乡经济的中小企业基本上没什么技术力量，也难以得到研究机构的支持，从而成为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的主要根源。二是西部地区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的联系也不密切，科研成果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应用。据消息报道，西南师大教授薛荣生发明了“包容包络链条”技术，据业内人士评价，“它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链条界100多年来的一场革命”，可以带动十几亿元的产业。摩托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是全国最大的链条用户之一。结果，这项技术在高交会上被杭州人夺走了，并说：“这项技术如果留在重庆，我们可能在一年以后就会退出重庆市场。现在技术在我们手里，最多两年，我们就能将重庆的竞争对手挤出局”。这个案例也许只是个别的，但对整个西部地区，却极具象征意味。因此，虽然在许多产业领域的技术优势是西部科技发展的优良条件，但由于科技成果向生产的转化能力不足、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能力较弱，其优势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没有形成具有显著带动区域发展的龙头产业集群。

第二，科技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投入呈现出“东重西轻”的特点，专门针对西部特殊技术问题的科技计划和项目较少。研究与开发(R＆D)活动是整个科技活动的核心，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能力的十分重要的指标，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指标一般是3％左右，我国1999年是0.83％，已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西部地区，陕西、四川与东部的差距不明显，有的甚至高过东部地区，但西部其他地区和东部的差距则非常明显，如西藏、广西和内蒙古分别只有0.09％、0.11％和0.15％。科技投入不足，致使有些科研单位研究与开发经费稀缺，难以吸引和留住科技人才，不少地方出现科技人才断档现象。

第三，科技人才缺乏，基础设施薄弱。西部的科技队伍和科研基础设施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与东部相比差距仍然比较大。统计资料显示，西部地区专业技术人员、科技活动人员、每万人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分别为东部地区的58.76％、45.12％、42.81％。院士数目仅为东部地区的1/5左右。西部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仅占全国总数的17.4％，县级以上研究机构从业人员仅占全国总数的24％；技术专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6.2％。专利申请受理量只有全国的11.4％，万人均专利申请受理量只有0.35％，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西部科技基础设施非常落后，1999年“科技活动人员新增科研仪器设备指数”显示，东部地区大部分达到20％以上，西部地区除四川、陕西外，其他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非常明显，如西藏是0.04％、青海0.28％、宁夏1.04％。西部地区现有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孵化基地等，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而一些省区则一个都没有。

此外，西部科技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基层科技工作体系薄弱，整个西部地区内部的科技发展也不平衡，部分地区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相对集中，但并没有有效地支撑当地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和“孤岛效应”问题。

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振兴科技是振兴西部的必由之路。因为西部发展不可能走以前我国西部开发的老路，而要注重与科技“联姻”，高起点地走当今国际社会普遍推行的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之路，树立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西部开发的经济、社会发展观。^[37]

三、振兴科技是发展西部的必由之路

科技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关键的要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依靠科学技术推动西部大开发，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到科技先行，仍是一个尚待探讨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表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知识经济初显端倪，引发了全球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的大调整。资源型经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资源优势的经济意义逐渐减小，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对于落后国家还是落后地区来说，只有摆脱传统性的资源型发展模式，大力开发和充分利用知识资源，才有可能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差距，避免沦为依附经济和边缘经济。这是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予以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从国内情况看，时值我国国民经济重大转型时期。由于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和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主要受资源约束转变为主要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这与80年代初期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从而决定了西部地区不可能沿袭东部的发展模式。一个重要出路就是要打破经济技术梯度推移理论的束缚，通过注入或激发最稀缺的科技要素，以科技增量盘活西部地区已有的物质或资本存量，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美国西部开发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像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对其南部地区的开发，日本对其北海道地区的开发，都为我国西部开发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注重整体和长远目标

科学技术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无尽福祉的同时，也往往总是潜藏着某种危机。人类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兴利除弊，理性而不是恣意地开发和运用科学技术。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发展科学技术应当更多地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

例如西部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已极为脆弱，它不仅关系到西部自身的生存状况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作为中华文明两条母亲河的源头，直接影响着整个民族未来的发展。事实表明，环境保护不仅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也是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西部开发中那种“先开发，再环保”的老路在我国西部开发中不应再重复，靠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做法必须摈弃。

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以来，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粗放，使得环境保护的压力增大。西部地区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富集区，尤其是能源、矿产、生物、土地等资源相对丰富，“立足资源搞开发”，是除中心城市以外的西部大部分地区发展经济的基本模式和战略。据统计，目前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比重高达20％以上，劳动力的60％依赖于土地资源生存；在工业生产中，基于资源开采加工的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的比重约在45％左右，其中超过50％以上的省区有青海、新疆、甘肃、西藏、内蒙古、宁夏。

由于经济技术条件的制约，西部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总体上仍属于粗放型。如，农田灌溉绝大部分还是大水漫灌，采取滴灌、喷灌等节水设施的比重估计在5％以下。开采煤、油、气等能源以及其他矿产资源时，“吃白菜心”现象严重(指专挑富矿采)，特别是对煤炭资源进行“吃肥丢瘦、采厚弃薄、挖浅甩深、采大弃小”的掠夺式开采。现阶段我国重点煤矿的回采率平均为65％，而西部地区普通煤矿的回采率只有50％，地方煤矿、乡镇小煤矿的回采率一般仅为20％至30％。

经济发展对能源矿产资源的依赖及其利用方式的粗放，使得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难免遭受重压。根据2004年资料计算，全国工业的废水排放达标率为90.7％，其中东部、东北、中部分别为94.8％、91.1％和89.2％，西部最低，仅有83.16％；西部地区的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22.1％和25.1％，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占到全国总量的53.3％；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占全国的43.8％，污染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比重高达91.6％。这些数字确实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我国西部的开发中，应该走开发与环保并进的道路，一些事关生态环境改善关键环节的工程项目，如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环境修复、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等等，涉及许多重大技术难题，而在这些领域的技术储备还难以满足需求，需要组织科技力量进行重点攻关、集中突破。因此，加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调查和监测，大力开发和推广适宜的环境整治与修复技术，通过科技手段实现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引导西部地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无疑是西部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注重加强科技能力建设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高度的不确定性，使得任何一个企业都时刻面临着被超越甚至被淘汰的危机。在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的市场环境下，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在于科技能力的强弱。只有自身具备了较强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国家实验室和研究型大学，这两大科学类型组织，作为高科技的龙头，带动了美国西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建国以来，国家对西部的两次开发，建立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和重点大学，且多分布在经济基础比较好的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尤其是西安—兰州、成都—重庆两大科研高教基地，有着高科技所需的人才和科研的积聚优势。比如西安，但与东部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科技能力上都有较大的差距。

同时，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贡献度很低，自主创新任重道远。从经济要素密集程度看，西部地区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优势产业除航空航天、电子(彩电)、少数装备制造业外，都具有加工度低、产业链条短、技术含量不高等特点。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年年有增加，但总量很少且与企业脱节，自主品牌更是凤毛麟角。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主要原因在于科技投入少、科研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支撑能力与经济发展不适应。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西部土地面积占全国71.5％，人口占28.7％，GDP占16.9％，而研究与开发(R＆D)投入仅占全国14.4％，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占全国的14.9％，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占13.5％，包括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在内的国家产业化计划项目当年落实资金121.6亿元，占全国的15.1％。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R＆D投入占全国的份额还在逐年下降，2000—2004年分别为15.73％、15.20％、14.19％、14.27％和12.87％。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还远未确立，目前西部大中型工业企业R＆D支出占35.7％，低于东部48.6％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46.8％的比重。另外，军民分离、部门分立、地区分割等条块问题，也阻碍了西部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西部地区的科技发展首先应当着重加强基础性工作，加强公共性的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中试基地、科技信息网络、技术市场、科技中介服务等组织与功能的建设，支持建设研究型大学，使西部科技事业在良好的平台上实现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其次，大力开发和充分发挥现有的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技人才和科研优势资源，进一步加快以科研院所和大学为依托的高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目前，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重庆高新技术开发区，兰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都是依托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起来的，且发展势头良好。作为人才培养中心和科技化中心的高科技园区有利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早出效益，带动周围地区相关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促进西部大开发。第三，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解决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的问题，创造有利于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其他生产要素组合的政策环境，尽力和完善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机制，包括风险投资机制，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西部大发展。

(三)重视发挥高科技产业对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

大力发挥高技术产业是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高技术产业作为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具有成长快、关联度强、附加值高、区位约束小的显著特点，对经济发展有突破性的带动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后发国家或地区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技术产业，可以大大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美国从冷战时期以来，军工企业的转型，对西部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西部地区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国家在这里建设了一批大型的国防科研单位和国防科研工业的企业，这是西部地区的优势，是一块很大的高技术“存量”。像四川绵阳，作为大三线的建设城市，拥有科技人员近8万，其中高级职称8000人，包括九院在内的18个大型国防军工科研单位。国防科工委在四川调研时发现，由于没有利用军转民时机，大力提高技术层次，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以开发伊始，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工业效益不够理想，财政收入不到3个亿。实施西部大开以来，他们走上了军转民发展高科技的企业战略之路，一年的时间，该市的财政收入已经接近29个亿。实践证明，西部地区应该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重视现有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转型与升级，激活存量。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美国犹他州高新技术产业群、苏格兰的半导体和计算机制造、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等的发展历程和辉煌业绩已经证明，促进落后地区的科技发展，是从根本上缩小地区间差距，甚至实现落后地区后来居上的有效途径。例如我国的近邻韩国，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从60年代开始，国家把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基本国策，通过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半导体、电子、计算机、钢铁、造船、汽车、机械制造等领域的科学技术，推进高技术的产业化，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10000美元以上。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由技术创新引起的产业突破，有可能使后发国家或地区后来居上。

我国西部地区尽管科技、经济整体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但在局部地区或某些关键领域仍然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国家在这里布局了一大批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骨干企业和一大批科研院所，奠定了西部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这是西部地区的一个优势。西部地区应该利用原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在个别地区、个别行业集中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使其成为带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龙头”。例如，西部地区拥有酒泉、西昌两个卫星发射中心，西安飞机制造基地，重庆钢铁和汽车生产基地、兰州石油化工基地等等，都可以为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技术和人才。西部地区也可以通过建设自己的“硅谷”来提升自身的产业层次和素质。在航空航天、核能利用、电子、光学及精密机械技术等领域，西部地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形成了一些具有优势的高科技产品或产业。如果能够对这些宝贵的科技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就完全有可能对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无与伦比的强大推动力。

(四)重视科学教育普及与提高，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今日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人的智力，国际经济界把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开发资源并列为经济增长的三大资源，通过广泛应用知识智能来获取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财富。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不断加快，经济不断向全球化发展，人力资本在总资本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具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成为生产力的核心，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最核心因素，直接决定了国民经济以何种方式增长以及速度的高低。有关资料表明，新疆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高于广东，青海、宁夏与福建大体相当。专家分析认为，造成东西部的差距，有形物质资产投入差异性的解释作用仅占19％，其余大部分原因直接或间接归因于知识、信息、教育等无形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东西部差距的来源不仅仅在于西部资本投入及自然资源开发的不足，而是对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开发过少。因此，西部大开发，应该由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由重自然资源开发转向人力资源开发同自然资源开发并举，强化本地区获取知识和创造地区文化的能力，优先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信息差距、教育差距和技术差距。

在现代社会，教育仍然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和主渠道，但同时又远远超出学校教育的范畴，因此，加速人才资源开发，促进人才资本积累，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才能取得最大效果。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强职业教育，广泛推行培训上岗制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的职业道德素质；结合再就业培训和在职培训，全面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使社会成为学习型社会，企业成为学习型组织；加速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产业化；完善人才市场，形成合理的人力资本回报机制。回报机制的完善，是开发人力资源，形成人力资本，留住人力资本的重要环节。人才的回报机制不完善，不仅人力资本的形成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就是培养出了人才，也会得不到充分利用，或者大量外流，有资料显示，近10年来兰州大学流失的学术带头人，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兰大。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机制，吸纳全国人才为西部所用。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要用事业留住人，要用感情留住人，要用良好的社会环境留住人，要用适当的待遇留住人。要坚持引进人才与发挥本地人才相结合，并防止“招来女婿、气走儿子”现象的出现，消除“外来和尚好念经”的陈旧观念，立足培养提高“永久型”本地人才。

(五)注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环境

科技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主要支撑作用还表现在通过科技体制改革，解决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的问题，创造有利于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其它生产要素组合的政策环境，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西部大发展。

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科技人力资源，但科技人员的产出效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特征的科技体制大大限制了科技人员才能与潜力的发挥。可以说，体制创新是西部科技发展的先决条件。目前，国家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已经明确，并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西部地区应当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支持建立多元化的研究开发机构，支持科研人员与产业界的联合，支持科技人员的创新、创业，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科学技术活动是以科技人员作为载体的，以人为本始终是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是控制资源的投向与规模，而是应当更多地体现在营造良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上。从总体上看，目前西部地区还缺少良好的人才成长与发展环境，缺少充满活力的用人制度和灵活有效的激励机制。当务之急是要坚决摒弃重物轻人的落后观念，形成以人才和智力资本为核心的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新格局。

其实不仅仅是美国，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对其南部地区的开发，自1950年以来，历经半个世纪，虽未彻底消除南北差距，却极大地加快南部地区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的近邻日本对北海道地区的开发，自1998年起实施第六次综合开发计划以来，通过产业界、大学和政府的联合行动，正培育起高科技含量的地区产业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经济现象中有一种后发优势，说的是后发展国家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制度经验，为我所用，实现经济上的赶超式发展。那么作为欠发达的中国西部地区，如果能够借开发之东风奋起直追，就有希望把西部建设成中国充满希望的“阳光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