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列强”日本

甲午战争后，素有扩张倾向的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狂妄梦想，日本动员一切力量，甘冒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的风险，对亚洲近邻发动了一系列的罪恶战争，最终走上了武力扩张、争霸东亚的不归之路。

在国家大战略的缔造中，地理要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向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就日本而言，地缘政治要素对于其战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常常体现为一种极为严厉的束缚；而精神文化传统的势力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经常性地介入日本大战略的缔造并对战略目标的界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两种因素是如此强烈和与众不同，它们时而冲突，又时而交织在一起。在它们的共同作用和引导下，曾给日本的特定历史时期带来变革的动力与崛起的契机，也使日本的大战略表现出众多的非理性成分，在很多情况下做出了违背日本自身根本战略利益的选择。根据保罗·肯尼迪的观点，一项合理的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就近代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而言，在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给其战略手段与资源牢牢地带上物质性枷锁的同时，日本的精神文化因素却以近乎先验性的方式决定了其战略目标的形成。而目标同手段和资源之间的相互矛盾甚至失衡，始终是令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者们最为困惑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近代日本的崛起反映出日本民族良好的应变性与变革意识。特别是在外强入侵的危机面前，日本的领导层往往能正视地缘上和传统制度中的不足，勇于割除积弊，积极接受新事物，从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废旧出新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日本战略文化的突出优点，也是日本大战略的成功之处。但在自身变革成功之后，日本民族传统的优越性与危机意识的矛盾结合又会再度打破维持战略目的与手段平衡的理性思维，从而引导日本走向歧途。

日本历来是一个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国度。早在1885年，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提出：“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的言论表达了近代日本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做出的选择，也是日本崛起过程中基本战略谋划的一个缩影。可以说，“脱亚入欧”的观念既推动着近代日本实现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梦想，也使日本逐渐偏离和平发展的目标，逐渐走向以邻为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路。但不管怎样，日本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并大体取得成功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亚洲国家。正如陈晓律先生所说，日本的崛起过程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国家的一般特征，即：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本国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变革是由精英阶层推动的，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变革当中，国家政权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而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的政权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特别是最后一个特征正是日本成功的关键。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条件，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多少年的艰苦努力才达到甚至尚未达到的。其中的成功经验如同日本速兴骤亡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训一样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