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_欧洲科技文化史论

一、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与地理大发现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¹⁾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讲，可以说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这一重要的社会动因，促进了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诞生。

手工作坊是封建社会城市中的手工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手工作坊主拥有私有的生产资料，他们分散经营，以本人的手工劳动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一般不雇佣工人，只有做辅助性工作的帮工和学徒。帮工、学徒没有工资，仅有维持生计的微薄报酬，因此，作坊主与帮工、学徒之间不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

但到中世纪后期，欧洲生产力不断发展，分工进一步扩大，从而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迅速解体。14世纪初前后，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出现了新型的生产组织，即手工工场。手工工场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分散的手工工场即简单协作、集中的手工工场即工场手工业。简单协作没有改变手工的劳动工具和操作方法，仅是在同一资本家指挥下协同劳动；工场手工业是以手工技术和雇佣工人的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它是手工业生产向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准备阶段。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相比，不仅表现在生产规模、技术分工上的进步，关键是手工工场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是与手工作坊的本质区别。因此，手工工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早期阶段劳动社会化的一种基本形式，它的出现，标志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其直接后果是促进了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工具机械的改革。

随着手工工场组织形式的日渐成熟，工业生产和商业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一方面，生产更加完备，规模更加扩大。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已相对独立，如纺织、磨坊、染色、冶金、玻璃制造、眼镜磨制、酿造业以及印刷和造纸等行业都独立出来，从而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在技术上也有很大进步。例如，在矿业中已出现抽水机、碎石机，冶金业则在14世纪生铁冶炼技术的基础上使炼铁熔炉达3米之高，铁水可用来铸造炮筒、船锚和水锤等。

从封建庄园经济中的手工业作坊到早期手工工场的改变，对生产的材料、工具、动力和传动机械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中世纪用于带动水磨的水轮此时已作为发动机而用于抽水、鼓风、运送矿石和捣碎破布等工作；风车此时也成了缺水地区的主要动力机械。上述生产技术的改进使生产效率成倍增长。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早期工场手工业技术的典型代表是钟表制造业，它为传动系统的复杂化和完善化提供了模型，间接地为水轮和风车的进一步普遍应用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此外，中国、印度、波斯等东方国家技术发明的输入对欧洲的技术改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说，它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极其重要的条件。造纸和印刷术最初只是用于宗教文献的印刷，但不久就变成了传播新思想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²⁾；火药与铸铁技术结合而产生的火炮与火器在战争中的广泛使用，宣告资本主义社会即将到来；而地理大发现则是指南针与航海技术相结合并由此创造的奇迹。尽管资产阶级的冒险家、探险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成立船队远航以致进行带有征服与掠夺目的的环球旅行，但从此使人们真正地认识了地球。现代物理学家劳厄指出：“我们必须把15世纪末的伟大的航海发现，首先是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作为新的研究精神的第一个标志。”⁽³⁾从这个意义上说，冒险、开拓、探索是彼此相通的。同时，航海对数学、天文学、力学、气象学、地理学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也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显然，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不仅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且以谋求最大财富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激发了人们的探险精神，进而发现了新航路、新大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可见，15世纪末的欧洲社会已经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

（2）地理大发现

罗盘、枪炮、机械钟表等出现后马上被欧洲人应用于航海探险活动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改进；“地球”概念的确立，对地球大小的错误估计，对东方财富的垂涎……这一系列要素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项创举——环球航行！

而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世界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对北非和近东比较熟悉；对遥远的中国印象模糊，却有着绮丽的幻想；对美洲则一无所知。可以说，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仅限于《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华帝国的繁荣与富足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却也对积极追求财富的欧洲人有着极大的诱惑。然而，从15世纪中叶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据东西方交通往来的要冲——君士坦丁堡及东地中海和黑海周围广大地区，对过往商人横征暴敛，多方刁难，加之频繁的战争和海盗活动，阻碍了西欧与东方陆上贸易的通道；而由东方经由波斯湾—两河流域—地中海和经由红海—埃及—地中海的两条海上商路又完全为阿拉伯人所操纵。因此，欧洲商人和封建主为了获得比较充裕的东方商品和寻求更多的黄金，并免受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及意大利人的层层盘剥，便急于探求通向东方的新航路。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了探索新航路的主要组织者。在亲王亨利的大力倡导下，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开始沿非洲西海岸南航，先后占领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并于1445年到达非洲最西端佛得角。但由于国内战乱，对新航路的探险活动暂时中止。四十多年后，巴特罗缪·迪亚士于1487年率领船队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成为探寻新航路的一次重要突破。此后，葡萄牙贵族瓦斯科·达·伽马奉葡王之命于1497年7月8日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北上，之后由精通航海技术的阿拉伯人阿马得·佑恩·马吉特领航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1日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库特，次年载着大量香料、丝绸、宝石和象牙等返抵里斯本。此时，出发时的170人只剩下55人。此次艰苦卓绝的航行打破了阿拉伯帝国对海上贸易的垄断，葡萄牙人开始获得东西方贸易的控制权。这是第一次成功地绕行非洲航行到达印度，被称为“新航路的发现”。

与葡萄牙绕过非洲南岸到达印度的探航思路不同，同一时期的西班牙人力图通过西航寻求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1492年8月3日意大利人克利斯朵夫·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年）奉西班牙国王之命，从巴罗士港（即古都塞维尔，今称塞维利亚）顺风起航，率领探险队西行，横渡大西洋，同年11月12日，到达了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华特林岛）。哥伦布以为自己到达了印度群岛，但他未找到预想中的黄金，只好于1493年3月15日回航至巴罗士港，无功而返。此后哥伦布又三次西航，陆续抵达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大陆的一些地区，却始终未找到梦寐以求的黄金和珠宝。这就是人们所称谓的“新大陆的发现”。

哥伦布的西航虽未达到功利目的，但激发了欧洲人空前的探险热情。众多的航海家进行远洋航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麦哲伦的环球之旅。1519年9月20日，葡萄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年）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探险队从西班牙南海岸的圣卢卡尔港起航，横渡大西洋，沿巴西东海岸南下，绕过南美大陆南端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即后来所称的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1521年3月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由于介入当地土著的内讧而被杀身亡。其后，麦哲伦的同伴继续航行，终于到达了“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之后，满载香料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循非洲西海岸北行，于1522年9月7日回到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麦哲伦船队的环球航行，证明了大地球形理论的正确，纠正了托勒密地球周长值的误差，向人们展示了地球真实的地理构成，在人类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麦哲伦环球之旅

地理大发现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引发了观念革命。它确实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是应封建社会日趋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代要求，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与发展对于扩大原料产地、市场以及交换手段的必然需要。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对世界生产力分布也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美洲的发现从总体上推翻了中世纪后期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封闭的宇宙的观念，大大突破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知识范围，使得人们开始重视观测报告和亲身经历。新发现一再向已有的权威提出挑战，“为近代科学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氛围和精神动力”⁽⁴⁾。

2.文艺复兴运动中的科学文化

我们通常将14—16世纪这段时间称为文艺复兴时期，近代科学技术正是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全盛时期。所谓“文艺复兴”，并不是要复活古希腊科学与哲学学说，而是借“复兴”古代希腊文学艺术之名，“复活”即再现在古代希腊自由天地中生存过的人。这次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的反对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其中心主张是人文主义，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人性论，用以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反对和取代以神为中心的封建阶级意识形态。人文主义的核心是提倡人的个性解放，主张保护个人权利和人格自由。它提倡解放人的精神力量和创立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哲学、文化和科学，并鼓吹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人世间的幸福高于一切。在人文主义的代表作——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一句台词说道：“人的理智多么高贵，人的活动多么像天使，人的洞察力宛若神明。人是完善的美，是动物中最高的典型……”这是对人道主义思想的艺术表达。

发源于意大利、随后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其人文主义精神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地说，第一，人文主义的弘扬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它把人们的兴趣从天国拉回到了“尘世”，使人们的目光从对来世的企盼转向对现实幸福生活的关注。这一转变大大激发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力，激发了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第二，人文主义作为一种观念的出现，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构建了全新的哲学思维。在中世纪，对自然界进行过多研究基本上是不被允许的。而在人文主义者看来，既然自然界是上帝的作品，反映了上帝的仁慈和智慧，那研究自然界同样可以达到对上帝赞美的目的。这样，从中世纪对上帝的沉思默想到欣赏上帝创造自然的迷人魅力就获得了合法性论证。第三，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营造了活跃的学术气氛。它使学者们从“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之类的繁琐争论转向了对自然界的实际探索，从而彻底摆脱了中世纪空洞的经院研究模式。

这一时期也正是近代科学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众多学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就中最为突出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第谷·布拉赫的天文观测成绩、帕拉塞尔苏斯的医学成就、维萨里的“人体结构理论”、达·芬奇的各种成就……它们从各个方面展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风采。

帕拉塞尔苏斯（即霍亨海姆，B.Von Hohenheim，1493—1541年）1493年生于瑞士。由于父亲行医，霍亨海姆儿时随父出诊，学到了许多医学和化学知识，后离家求学，毕业后在欧洲及中东游历行医10年，广泛接触民间医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此期间他为自己取名帕拉塞尔苏斯，意为超越罗马名医塞尔苏斯。因为，罗马名医塞尔苏斯的医学著作“自成体系地影响了西方医学的发展，特别是外科学和解剖学”⁽⁵⁾，在文艺复兴时期备受推崇，许多解剖学术语就来自其中。“帕拉”之意表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傲慢与自负，但同时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对古代权威的怀疑。

怀疑权威的精神更体现在帕拉塞尔苏斯对盖伦医学观点的批判中。近代科学诞生之前，在医学生理学中居统治地位的是罗马名医盖伦的生理学说。尽管他的生命元气等学说错误百出，但由于基督教的思想统治而在整个中世纪备受推崇，从而堵塞了生理学探索的道路。帕拉塞尔苏斯于1527年任巴塞尔大学医学教授时，宣称自己所讲的内容不是来自盖伦和阿维森纳，而是来自大自然。他不接受任何传统医学的束缚，在一次上课时，因把盖伦等人的著作放在硫黄里一起烧掉而被院方解雇。他骄傲地否定历史上的医学家，甚至宣称：“连我的靴子也比盖伦博学。”

帕拉塞尔苏斯还反对希波克拉底的四种体液学说，并用三元素（硫、汞、盐）在体内比例的失调解释人的疾病。他主张用无机矿物质治病，而反对用动植物体及其分泌物（有机物和本草）治病，这是治疗学的一大创举，他也因此被称为医学史上的马丁·路德。在制药时，帕拉塞尔苏斯系统考察了很多金属的化学反应过程，并总结了标准反应的一般过程。这一举动启发后人通过实验认识物质的化学性质。由他首创的医化学学派在欧洲医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人体结构》的首页

维萨里（A.Vesalius，1514—1564年）的“人体结构”理论是那个变革时代的又一个标志。他于16世纪30年代进入巴黎大学读书，并于1537年以医学博士的身份在帕多瓦大学任教。维萨里一反教授不亲自解剖而推给外科医师的传统旧习，在外科学和解剖学教学中亲自执刀进行解剖，从而实现了医学、生理学教学方法上的变革。很多外地学者远道而来听他讲课。他写的7卷本《人体结构》发表于1543年，与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发表在同一年。在其著作中，维萨里指出了盖伦的两百多处错误，并且向中世纪被奉为绝对权威的亚里士多德提出异议。例如他驳斥了亚里士多德“心是思维的器官”的观点，并认为脑和神经系统才是思维的器官。此外，他还通过亲自解剖而发现了男女具有相同的肋骨数量。

维萨里的《人体结构》是对盖伦等的传统医学和中世纪权威的挑战，同时也标志着人类正确认识人体的第一步。此外，他的著作中有大量的生理解剖图（共278幅），其中一些最精美的插图是请当时著名画家画的。维萨里28岁就出名了，但由于他触犯了教义，怀疑了权威，而且解剖过很多尸体，因而遭到教会的迫害。据说，他曾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后经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调解而改判为去耶路撒冷朝圣，1564年客死他乡。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画家、作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为完美的代表。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芬奇镇，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公证人。达·芬奇是私生子，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许多方面作出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可惜记载这些成就的札记没有发表，“如果他当初发表了他的著作的话，科学本来一下就跳到一百年以后的局面”⁽⁶⁾。

岩间圣母

他不仅留下了《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著名画作，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并将这些研究应用到其艺术创作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科学成就为艺术创作服务，而艺术创作又引导他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这种集研究、实验、应用于一体的方法更值得称道。在文艺复兴早期，人们盲目接受传统观念，崇拜古代权威和古典著作。达·芬奇反对经院哲学家们把过去的教义和言论作为知识基础，他鼓励人们向大自然学习，到自然界中寻求知识和真理。他认为知识起源于经验，只有从经验出发，通过实验才能探索自然的奥秘。“自然界不可思议的翻译者是经验……自然界始于原因，终于经验，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即人必须从实验开始，以实验探究其原因。”⁽⁷⁾知识不是靠背诵别人的书本而得来，知识只能来自观察和实验。在他看来，“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和实验，是科学的独一无二的真方法”⁽⁸⁾。“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实验结束，便是毫无用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⁹⁾他所提倡的实验精神无疑有助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蒙娜丽莎

从他留下的数千页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达·芬奇的出色才华和令人惊叹的业绩。他研究过光学、透视学、染料化学、力学（他独立地证明了杠杆原理）。他从作画出发，并结合解剖学深入探讨人体的一切奥秘，如对眼睛的构造、肌肉的功能和人体的四肢运动规律作过很高明的研究。他研究过心脏的肌肉并画出了心脏瓣膜图。他对人和猴作过比较解剖研究，还解剖过孕妇的尸体，研究过动脉硬化及肺结核病等。在应用学科方面，他在建筑力学研究的基础上搞过很多水利设施，发明过起重机、掘泥机、压榨机、纺织机、鼓风机、自动锯、测风器等，还设计过水力机械。与此相关的是，他还研究了潮汐现象和波浪的传播。他通过对鸟翼各部位在飞行中的作用的研究而设计了用弹簧发动的人工翅膀，这是最早的飞行器设计的雏形。他写道：“去认识就是去爱，认识就是认识自然，人们管我叫画匠，我感到很苦恼。我不仅是画匠，还是工程师、力学家，我一生就是要把自然界的野性驯服，来为人类服务……我们都应成为某个技术领域的工匠，高贵的工匠手艺是世界的希望。”总之，正如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所说，他的天才表现得太广泛了，除去文艺不说，就已经等于写15—16世纪的科技百科全书。

从古代和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自然知识大体上分别隶属于两种很少联系甚至长期对立的传统——工匠传统和学者传统。以工匠为代表的工艺技术传统（即经验传统）在中世纪并没有中断。包括手工业者、航海者、玻璃制造工匠、矿工、冶金工匠在内的劳动者，特别是其中的能工巧匠在劳动实践中积累了各种有益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与技能传承下来，为技术革命和技术与科学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素材。相对于工艺技术传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者传统主要在10世纪以后相继建立的大学中得到了发展。据统计，14世纪末欧洲已有大学65所，并初步形成了一套大学教育制度。大学是市民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并常常表现出对教会的反叛，因此受到教会的严格控制，但它还是承担了保存和传播世俗科学知识的任务。也正是这些大学里的学者为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艺复兴时期，实验风气的盛行使得这两个一直分离的传统出现了初步融合的趋势，为之后科学事业的创建提供了前提。

在整个中世纪，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还很少联系。正如巴蒂斯蒂·波尔塔（1538—1615年）所指出的，学者循着“探索着但不进行制造”的道路前进，实践家则循着“制造着但不探索”的另一条道路前进。⁽¹⁰⁾文艺复兴运动前夕一些自然哲学家所倡导的实验风气，特别是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冲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初步发展，为两种传统的结合，以及经验和自然知识全面、系统地转化为理论分析和概念批判的对象提供了条件。

3.宗教改革与欧洲价值观念

与文艺复兴同时期的另一思想解放运动，是发端于德国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宗教改革并不是新事物，宗教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改革，这在前文“基督教文化与希腊科学”中已经有所展现。无论是中世纪早期教父哲学对《圣经》的编纂与阐释，还是经院哲学对教义的论证与诠释，都蕴涵着改革的概念。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禁锢着人们的心灵，教义主宰着人类的精神。而文艺复兴使人本主义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力图将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深刻的宗教烙印又不是能够马上清除的，于是，宗教改革的呼声日高，成为时代的需要。

基督教会本是一般的宗教组织，随着地位的提高，它日渐发展成为统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维系着基督教文明的发展。但是基督教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已经腐败、僵化到阻碍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出现了诸多无序状况，例如“教士的道德败坏，教士的无知和教士的兼职，与之相关的失职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宗教改革“教义变革的压力很小，重点在于道德和管理上的革新”。⁽¹¹⁾

在宗教内部较早打起改革旗号的是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他出生于萨克森的艾斯莱本，是一个勤劳而又野心勃勃的铜矿矿工的儿子。马丁·路德被父亲送到爱尔福特大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开始学习法律。在此期间，他在一场雷暴中受到严重惊吓，发誓做一名修士，因此不顾父亲的反对，于1505年进入奥古斯丁教团的修道院苦修，1507年获立为神父，1512年获威登堡（Wittenburg）大学神学院博士学位，随即教授《圣经》。他在修道院苦修时期，对神职人员的腐败感到非常无奈和失望，而自己无论如何苦修都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直到有一天他在研读《圣经》时，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时，突然觉醒到原来人的得救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其他一切的律法都不能保证使人得以“称义”。他这一信念获得同校一些教授的支持，加上亲眼看到人们购买赎罪券受骗的情形，又耳闻教会主教买卖圣职的丑事，他开始攻击教会的这些做法。

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大门上，按照大学的习惯，对许多神学问题，尤其是对大赦和一般善工的价值问题提出挑战，这就是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他邀请各方人士来讨论“赎罪券”、“教皇赦罪权力”和“教会的财库”等内容，斥责罗马教廷通过出售“赦罪符”诈骗钱财的无耻行径。由于印刷技术的便利，这一论纲很快传播开来，惊动了整个欧洲，神学讨论也迅速升温。1520年12月，路德指挥了烧教会、烧圣经的行动，还当众烧毁了教皇的“教谕”，这是对教皇权威的否定。

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

在1520年到1530年之间，马丁·路德制定出自己的神学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他新的教会信仰和后来所有新教团体的章程。在这些原则中，马丁·路德为四个旧的基本神学命题给出了新的答案。第一，人如何能得救？创痛基督教教义认为，拯救的获得既需要信仰又需要善功。而马丁·路德认为，拯救的唯一来源是信仰。人们被拯救，在于上帝的任意决定，与善功或圣礼没有关系。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开启拯救之道。第二，宗教权威在哪里？基督教教义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规定，权威既依赖于《圣经》，又依赖于教会的传统教条。马丁·路德认为，权威只来自《圣经》显现出的和个人良知体认出的上帝的话，他要求每个人都阅读和反省《圣经》经文。第三，什么是教会？马丁·路德强调天主教教义，教会包括整个基督教信仰者群体。然而，中世纪的教士却倾向于把教会和神职人员视为一体。第四，什么是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形式？中世纪强调修道和宗教生活要高于世俗生活。马丁·路德认为，所有的职业都有着同等的价值，而不管它是神职的还是世俗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天职为上帝服务。⁽¹²⁾

可见，马丁·路德的改革体现了人们对拯救的深切向往，反对教皇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地位以及伴生的种种特权，代表了基督教传统的革新。印刷术使马丁·路德对罗马教廷的挑战广为人知，把他的神学思想传遍整个欧洲。人们从马丁·路德的思想中发现了他们想要找寻的经济理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相信马丁·路德支持他们的教育和智力目标，政治家从马丁·路德的理论中读出了政府权力和威信的扩张。马丁·路德宗教研究竟然与众多群体的利益及其热望联系起来。这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继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对未来时代有着更大冲击的是加尔文教的改革。加尔文的神学著作影响了欧洲以及整个英语世界中人的社会思想和他们的态度。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年）出生于法国西北部的努瓦永，1523年到巴黎就学，后赴奥尔良大学学习法律，深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1531年他回到巴黎，专攻神学，1534年成为新教徒。从1541年开始，加尔文在日内瓦勤奋工作，进行宗教改革。1539年出版《基督教要义》，将其神学思想建基于对上帝绝对权威和全能性质的信仰和对人类全部缺陷的认识之上。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加尔文的前定论：“我们把上帝永恒的法令称为前定论，他亲自决定人类的每个个体将遭遇什么。他们被创造成拥有不同的命运，有些人是注定会得到永生的，而其他人是注定要受到诅咒的……”⁽¹³⁾也就是说，他认为人是否得救皆由上帝事先决定，与本人努力无关；上帝的选民注定能得救，上帝的弃民一定要遭殃。

以“前定论”思想为指导，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一，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长老制。教会圣职只包括牧师、长老和执事，长老一般由有威信的平信徒担任；长老会议，由各教区民主选举的代表组成，归市议会直辖；教会设立由长老会议和六名牧师组成的宗教法庭，在加尔文的指导下审理各种案件。教会的领导机构是市和地方教区两级牧师团体，市级牧师团体由各教区首脑组成，负责统辖各教区牧师团体。第二，简化宗教仪式，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因此在圣事中只施行圣经所记耶稣亲自设立的洗礼和圣餐礼。第三，取缔演戏和赌博，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严禁一切浮华享乐的行为。第四，改组市议会，将日内瓦划分为数教区，各教区均由长老和教区的牧师团体处理政务，日内瓦市议会由长老、牧师和上层市民组成，是最高的行政机构，拥有司法权。政权的形式按照加尔文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模式建设。第五，鼓励经商致富，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贷钱取利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加尔文的这些改革与新教的基本精神相一致，但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到，加尔文成为宗教独裁者。他严厉谴责和迫害宗教异议者，如发现血液循环理论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迈克尔·塞尔维特（Servetus，1511—1553年）。

无论如何，加尔文教成为新教世界中一股引人注目的力量。他关于“天职”的伦理观从宗教角度为所有职业赋予尊严。只要我们勤奋工作就能够取悦上帝，这一教条激励了一种积极进取、充满活力的奋斗精神，与时代的要求相吻合。经加尔文改革后的教会拥有一套强有力的、组织完善的管理机制，更有利于世俗政治的统治，这就使得加尔文主义成为十六七世纪新教中最具活力的力量。

当然，宗教改革中不只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还有其他教派，如再洗礼派、英格兰教派、爱尔兰新教等等。这些教派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反对“教皇代表上帝”，从而否定了教皇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地位及伴生的种种特权；第二，反对教阶制（即教会内部繁琐的等级制度），以及教会对土地的大量占有；第三，主张成立独立于罗马教会的新教。这些特点也是宗教改革的核心精神的体现，形成了欧洲新的价值观念。

宗教改革虽由宗教内部而发，但它的内容却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路德提出建立廉价教会，反对宗教宣扬的禁欲主义，认为它违反人性。他针锋相对地提出：获得并保护财产，是基督教的本分。加尔文教派则指出，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是神意，快快发财是神恩的表现，发财快的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并要求建立民主教会。当然，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口号和行动有矛盾，如加尔文教派的新教曾杀害了塞尔维特。但从某些方面看，宗教改革的社会内容确实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

不过，在宗教改革时期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再洗礼派以及其他信仰打破了欧洲作为一个有机的基督教社会的统一。但另一方面，宗教信仰仍然是十分牢固的。“16世纪末期和整个17世纪，宗教和宗教问题继续在个人生活和各国政府的行动与决策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宗教都决定性地影响着民族国家的成长。”⁽¹⁴⁾当然，巴克勒等人在这里强调的是宗教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实际上，宗教在思想领域中有着同样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从近代自然科学具有的宗教色彩中可窥一斑，同时它也是宗教中自我矛盾的体现。

4.清教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

清教主义是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英国圣公会内部的改革运动，属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该派要求以加尔文学说为依据改革英国教会，承认《圣经》为唯一权威，反对国王和主教的专制；主张清除国教会所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度，简化仪式，提倡过勤俭清洁的生活，故得“清教”之名。“清教徒”一词大约始于16世纪60年代，源于拉丁文的Purus，意为清洁。当他们在英国遭受迫害时，曾大量逃亡到北美建立殖民地。

自16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大地，德国的马丁·路德、法国的加尔文成为改教后基督教新教的领袖。在当时的英国，由于英国国教的专横，宗教改革姗姗来迟，但英国教徒们还是受到了来自加尔文教义的影响。1524年，英国人丁道尔（William Tyndale）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英文，他可以说是英国的第一位清教徒。早期清教徒希望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顺服圣经的教导可说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如丁道尔的目标就是让英国每位识字的人都拥有一本圣经。历史上，将那些信奉加尔文教义、不满英国国教教义的英国的新教徒称为清教徒。而由于英国的宗教迫害，大部分清教徒都逃亡到了美国，所以人们说起清教徒，一般指的就是美国的清教徒。

英格兰的这场宗教改革与其他国家一样，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外，还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当国王亨利八世离婚中的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纠结到一起时，一场与罗马教廷的完全分裂成为最终结果。1534年，亨利八世宣布英国圣公会与天主教分离。圣公会在教义上虽然具有某些新教特点，但在组织制度、崇拜礼仪等方面仍然保留着不少天主教旧制，因此，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要求进一步改革。他们认为《圣经》才是唯一的最高权威，任何教会或个人都不能成为传统权威的解释者和维护者；主张改革天主教旧制，建立长老制教会。

虽然在具体的教义与组织上，清教徒之间存在差别，但就实质而言，清教徒并不是一种派别，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一种价值观，是对信徒群体的一种统称。清教徒是最为虔敬、生活最为圣洁的新教徒。这是针对品行不端的教区牧师而言的，“从整个上帝的教会中产生了大的可怕的邪恶，在城镇和乡村的每一处，都存在着一茬又一茬痴呆而粗野的教士，他们中有些人干了不光彩和卑鄙的勾当，而另一些人则放纵自己，泡酒馆，喝得烂醉……我们必须让自己避开和远离贪婪这种致命的瘟疫，因为现实中每个牧师都受到指责，在人们面前有坏名声，这时人们传言说我们对晋升肥差热衷无比，聚敛钱财时既粗俗又贪婪”⁽¹⁵⁾。清教徒要摆脱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将所获财富投入到新的生产之中，因而，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又成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动力。⁽¹⁶⁾

另一方面，清教徒认为“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指出每个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甫集团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他们主张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这种主张与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精神相一致。

基于这种精神，在清教徒时代，人类史上才真正出现了“职业”这个概念。当时的“职业”一词是calling。call是“呼唤、呼叫”的意思。calling，含有“召唤、神召”的意思，意即上帝在天上呼唤你、命令你该有何种行为。这个词“至少提示着一个宗教观念：由神所交付的使命，而且愈是强调这个字在具体情境里的力道，就愈能感受到这样的含义”⁽¹⁷⁾。可见，职业即是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这是职业的最初含义。

因此，在清教徒看来，职业就是一件被冥冥之中的神所召唤、所使唤、所命令、所安排的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既是每个个体天赋的职责和义务，也是感谢神的恩召的举动。如上帝曾召唤亚伯拉罕做虔诚且富有的君王，他凭着信心最后成就了召唤，成为富甲万国、繁衍众多的君王。现在，上帝也召唤清教徒开拓北美的疆土，把在美国国度上的创业视为天职。

清教徒由此而肯定现实生活，与出世厌世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加尔文语）而尘世中的工作是我们修道的方式，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是神圣的天职。每个人要入世修行，将自己在世间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就是在修行和敬拜，就是在尽一个人的本分。同时，他们也肯定营利活动，认为人是上帝财富的托管人，作为托管人，有天职将财富增值。正像一位名叫普勒斯顿（John Preston）的清教徒领袖在他的著作中所写：“若有人问如何能晓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的答案很简单：只要看看神赐给他的产业便成。”

清教徒的这些认知蕴涵着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首先，创业精神。他们认为人开创产业必须要禁欲和俭省节约，他们由此而限制一切纵欲、享乐甚至消费行为，将消费性投入和支出全部用在生产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上，如此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发展。在他们看来，不是纵欲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其次，崇尚商业和工业活动。他们在商业中诚实守信，珍视信誉，决不坑蒙拐骗。清教徒企业家不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具有对社会的回馈意识，担当社会责任，扶持社会公正，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承担了巨大的公共事业义务。最后，对一切充满信心。清教徒无论从事商业贸易还是生产耕种，都具有排除万难、获得非凡成功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善于创造和创新，不断地开拓和征服。

18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的一句名言成为了清教徒精神的精辟概括：“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拼命地挣钱，是因为以赚取财富为天职；拼命地省钱，是因为他们克制禁欲，始终过一种圣洁、理性的生活；拼命地捐钱，是因为他们要关照精神信仰、关照社区和国家等人类共同体，他们捐钱捐物，在对世间的爱中得到永恒。这样三种拼命精神，无疑是清教徒精神的思想精华，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精华。

总而言之，清教徒怀着一种使命感、神圣感，将开拓疆土、扩大产业、增加财富视为天职，他们始终过着一种圣洁、公义的生活，他们将自己的一切活动都神圣化，他们因此为人类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创造了典范和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