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和文化的全球化

一、科技发展和文化的全球化

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普朗克量子理论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是20世纪最辉煌的物理学成就，由它们推导出来的科学技术也具有更大的威力。科学史学家戈革认为：如果没有相对论，我们现在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量子理论，我们现在的生活就会退回到一百年前。比如我们现在每天都离不开的电脑和互联网，我们的绝大多数电子产品，都与量子理论有关。微电子技术不论是其自身的发展速度还是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科学技术史上是空前的，是其他任何产业无法与之相比拟的。微电子技术和微电子产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并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在迅速地把人类带入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

1.全球化浪潮与罗马俱乐部

1962年，“全球化” 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词汇中，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显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是目前国际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也是内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有的学者从信息通讯的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的自由传递，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麦克卢汉是这一观点的重要代表；有的学者从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自由主义经济学突出地代表了这一观点；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其出版的著作《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中为全球化下了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全球化是代替冷战格局出现的新的国际机制，具有自身的规则、结构和特征，全球化是自由市场、民族国家和信息科技的前所未有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所形成的机遇和挑战即构成了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有的学者从体制角度把全球化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许多左翼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有的学者则从制度角度把全球化看做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展，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世界的扩展；还有的学者提出全球化就是全球问题意识和全球共识的达成，罗马俱乐部就是这一观点的突出代表。⁽¹⁾ “全球化”被《韦氏字典》定义为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而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学者苏国勋先生认为：全球化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全球化，是指自环球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兴起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社会变迁现象，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史变为“世界史”的过程；而狭义的全球化，主要是指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由金融业跨国企业、通讯技术和大众传媒等方面的发展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走向一体的趋势和过程。⁽²⁾

一般讲，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等十个方面。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是一场内涵极其丰富的社会运动。首先，全球化是一场经济运动，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全球性大市场的形成、全球贸易的扩大、全球性资源配置的展开、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运行等，都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³⁾其次，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和深入带来的政治效应问题不断凸显出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关于全球化的一个盛行的命题是：“受技术变化刺激的高度相互依存和脆弱性，使新型的全球政治权威和政治统治已经成为今天的世界所必需。”⁽⁴⁾再次，无论处于什么立场，人们都无法否认全球化浪潮已经超越了经济和政治领域，更深层次地在文化领域显示出它的特殊效应。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在这个文化的地图上，普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全球性与地方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一元性与多样性的争论，像一个个幽灵从潘多拉的魔盒中来到我们的周围，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厮杀。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这种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进展迅猛，而在全球化形成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它不仅带来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机械制造业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且为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支持。尤其是它所催发的市场制度所具有的趋利性和开放性，成为全球化全面推进的巨大内在驱动力。19世纪，伴随着电磁学理论的发展，工程技术专家敏锐地意识到电力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意义，纷纷投身于电力开发、传输和利用方面的研究。1834年，第一台实用电动机诞生，电动机进入了实用化阶段。与此同时，发电机也处在研制阶段。电力革命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首先，电力革命再次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电力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再次，电力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电力、电子、化学、汽车、航空等一大批技术密集型产业兴起，使生产更加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从机械化时代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在此基础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取得了长足进展，国际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文化全球化进程也相应地加快。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的出现和普及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所焕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提升了世界各国生产社会化程度，为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信息技术大大加速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信息速度加快，意味着人们拥有的信息量不仅在短时间内可以快速增加，而且更新的频率加快，能极大地刺激人们的创新意识，强化和优化人的智力。毕竟停滞导致陈旧、封闭，它和愚昧、退化相联系；运动则带来创新、开放，它和文明、进步相联系，这是人类进化的规律。再者，信息技术同化着世界各地区的民族意识和生产方式。社会借助信息技术，知识信息实现了全球大流动。而这个流动直接促进哲学、宗教、文化、艺术、道德等意识形态的传播。信息的共创、共享过程一方面泯灭着民族、地域文化的差别，另一方面使原来在世界文化整体中处于不同层次的文化发生碰撞，走向整合。可以预料，信息时代的世界必然要走向一个统一的现代文明，而处于文明潮流之潮端的一定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称之为科学和知识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信息高速公路把世界连成一体，如何保持本民族、本国文化的独立性、独特性，抵制其他文化的“侵蚀”和“控制”，就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当代科技活动已不是一种单独的个人行为，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涉及广泛的知识门类和诸多环节。从理论创新到实验推广，需要进行大量的国际合作，通过共享科技信息资源，协作探索未知领域，提高科技创新与应用的效率，造福于全人类。尽管处于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条件下的人们对科技价值的理解有所差异，但就科技本身来看，宽容、豁达、协作精神是其内在要求。随着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美好的价值观念也将进一步深入人心。

催化全球整体意识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问题的出现。所谓全球问题是指那些对整个人类构成威胁的问题，既包括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粮食短缺等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包括核战争威胁、暴力恐怖活动、黑社会势力、黄色文化、艾滋病、吸毒等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威胁着整个地球文明的持续发展。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无法置身其外，更不可能单独解决，必须依靠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导致全球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科技的盲目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人类困境”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其中，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是一个由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约30位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小团体，宗旨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的理解，同时激励那些能纠正现有问题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国际思想库。作为全球最权威的智囊团，以灵活的结构来囊括世界最优秀的精英人才，超脱于任何国家、政党、团体之外的组织形式，使罗马俱乐部的决策分析拥有真正的公正与权威。它的经济战略决策，挽救了无数濒于崩溃的政府机构和经济团体。这是一个非正式组织，它的成员没有一个担任公职，他们不囿于任何意识形态、政治的或国家的观点，但他们认为人类正面临着复杂而相互联系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制度和政策所不能应付的，甚至也不能把握它们的基本内容，他们重在讨论研究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类困境中的问题，促进对全球系统的多样但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经济的、政治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组成部分的认识，促使全世界制定政策的人和公众都来注意这种新的认识，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具有首创精神的新政策和行动。197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教授领导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篇研究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其主导思想从该书的副题“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上一目了然。全书分为“指数增长的本质”、“指数增长的极限”、“世界系统中的增长”、“技术和增长的极限”、“全球均衡状态”五章，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

这项耗资25万美元的研究最后得出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结论。该书向当时对财富增长抱着无限憧憬的人们提出了从未有过的警告。作者告诉人们：“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能解决。”同时警告说“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费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这本书可以说是人类对今天的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首次认真反思，它的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增长的极限》和罗马俱乐部一起成为环境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严酷的现实促使人们开始正视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逐步认识到自己正在侵犯自己的生存基地，并且在掠夺子孙；开始相信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生物圈还会缩小，自然灾害将会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性；现在人和未来人的生存空间将被沙漠捷足先登，我们的子孙也许将不再知道森林，不再能享受森林的美；开始明白世界已失去平衡，人类正面临着困境。

罗马俱乐部把全球看成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各种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全球系统观点；它极力倡导从全球入手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思想方法；它应用世界动态模型从事复杂的定量研究。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表明了人类已经开始站在新的、全球的角度来认识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它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和它所开辟的全球问题研究领域，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综合地运用各种科学知识，来解决那些最复杂并属于最高层次的问题。在罗马俱乐部的影响下，美、英、日等13个发达国家也先后建立了本国的“罗马俱乐部”，开展了类似的研究活动。随着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书籍在世界范围内的广为传播，不仅对世界范围的未来学问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唤起了公众对世界危机的关注和增强了人们的未来意识，从而促使各国政策的制定更多地从全球视角来考虑问题。

2.全球化影响下的科学与文化

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球化发端于经济领域，但是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导致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演化成为一场内涵极其丰富的社会运动和历史发展趋势。在全球化的辐射下，科学与文化也正在发生着改变。

当今世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指出，“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⁵⁾，全球化时代是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面对全球化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国际社会构想了一系列解决措施和发展模式。西方环境运动早在19世纪初就已零星出现，第一批环保组织率先在英美等国出现。到20世纪初，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发展起来，以吉福德·平肖特（Gifford Pinchot）、约翰·缪尔（John Mair）等人为代表。他们强调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要求对自然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和合理的利用。1969年圣·巴巴拉海峡井喷事件以及随后“绿党”的兴起和激进环保组织的出现，将环境运动推向了高潮。在环境运动发展起来的同时，各种环境思潮相继产生，以《寂静的春天》为其信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伦理学。蓬勃兴起的环境运动从实践层面为环境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直接而强大的动力，而环境思潮的传播、发展与深化又成为环境运动的理论武器。在自然资源存量日益减少、生存与发展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发展科技和应用科技成为应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最有效办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对外投资不断增加，推动和加速了全球知识与技术的流动。尽管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科技实力的竞争已经成为企业竞争乃至国家竞争的核心。一些工业化国家纷纷调整创新体系结构，把技术转移作为国家战略。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与通讯技术的发展，改善了知识流动与沟通的渠道，拓展了研发资源范围，加快和促进知识生产、分工、合作与整合。⁽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多媒体计算机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多媒体计算机技术（Multimedia Computer Technology）是用计算机综合处理声、文、图多种媒体信息，具有集成性和交互性。多媒体技术是一种迅速发展的综合性电子信息技术，它给传统的计算机系统、音频和视频设备带来了方向性的变革，对大众传媒产生深远的影响。多媒体计算机加速了计算机进入家庭和社会各个方面的进程，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带来深刻的革命。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是计算机技术史上的又一次革命，它标志着计算机将不仅仅作为办公室和实验室的专用品，而且将进入家庭、商业、旅游、娱乐、教育乃至艺术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同时，它也将使计算机朝着人类最理想的方式发展，即视听一体化，彻底淡化人机界面的概念。

阿波罗计划

自1969年底第一台计算机网络ARPANET出现后，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共享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1993年1月，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Internet的建立，使得计算机网络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计算机网络的主要功能包括资源共享、信息传输与集中处理、任务分布处理以及综合信息服务等，它能使任何人在任意时间与任选目的地进行通信和交流。计算机有利于交往，而任何能加强人类联系的技术都具有民主的潜能，因为机械化对文化进步具有潜在的经济贡献。⁽⁷⁾多媒体与网络化是推动计算机发展的两大动力，正是有了这两个基础，信息社会才能够到来。随着广播、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1967年在他的《媒介即信息》一书中首次提出“地球村”的概念。地球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使人们与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人类变得更加相互了解了。地球村现象的产生改变人们的新闻观念和宣传观念，迫使新闻传播媒介更多地关注受传者的兴趣和需要，更加注重时效性和内容上的客观性、真实性。地球村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地球村是互联网的发展，是信息网络时代的集中体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形成，而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通信技术的更新换代，网络技术的全面运用使地球村得以形成。

面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面对信息科技的强有力的支持，面对各国政府政策的倾斜导向，科技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国家之内，科技人才与资源，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影响和作用都带上了国际性的色彩。当代许多科学技术问题都涉及众多国家的利益，比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航天研究、人类基因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各国科技工作者共同关心的，而且研究的范围也是全球性的。阿波罗计划（Apollo Project），又称阿波罗工程，是美国从1961年到1972年从事的一系列载人登月飞行研究，是世界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成就。工程开始于1961年5月，至1972年12月第六次登月成功结束，历时约11年，耗资255亿美元。在工程高峰时期，参加工程的有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总人数超过30万。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该工程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除纳粹德国外）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包括美籍华人核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等），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整个工程取得圆满成功。于1990年10月1日正式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除美国政府外，美国科学基金会、农业部和私人机构也参与赞助。人类基因组研究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由多国政府支持的国际项目。参加该项目的先后有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及中国等6个国家，有16个实验室及1100名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和技术人员。鉴于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全球化”特点，1988年4月，国际上一批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人类遗传学家成立了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协调全球范围的人类基因组研究，同各方面保持密切联系，被誉为“人类基因组的联合国”。

科技作为生产力中最具活力和最为根本的因素，直接推动着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同时也在不断推动着经济结构升级与竞争力的增强。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科技在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般也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也就比较强，发达国家通过科技全球化，进一步巩固了它们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球霸主地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的引进创新与联合创新等，也在壮大着自己的经济、军事、综合竞争力，从而谋求全球地位的提升。

全球化是建立在资本、生产、通讯与技术一体化基础上的，它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各国的政治和文化或迟或早也会出现同质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种种迹象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碰撞、摩擦乃至对立、冲突，将成为影响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先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从广义上来讲，文化指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即是说所谓文化是指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讲，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价值观、哲学、艺术和宗教等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每一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的发展而发展。⁽⁸⁾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是经济的反映，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之时，世界各种文化也呈现出某种全球化的交融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世界市场开拓的时候，认为世界市场的开拓，不仅打破了以往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代之以各地方、各民族的相互往来而走向世界，而且文化上的精神的产生也是如此，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局限而提炼世界文化的共性，使得各民族和各地方的文明与文化走向世界，构成人类共享的、公共的文明财富和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深化，信息、通讯、交通、计算机、卫星、网络技术等的发展，使世界各国间的距离缩小，经济和文化间的联系增强，文明的共性逐渐超越各民族文化的个性，成为全球意识的重要体现。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比较，文化艺术的发展更具有特殊性。随着20世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早已经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在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时代所产生的优秀文化艺术，并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被人们遗忘，相反，它们以自己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独特的艺术魅力，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同我们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继续给我们以享受和启迪。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质，正是这种特有的文化才使得不同国家的群体具有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这种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群体的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之源，是文化得以繁荣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新的组合和构建，形成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一般来说，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于18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这个进程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又是一个有阶段的过程。通常学者把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和深入发展阶段。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之前是文化全球化的萌芽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文艺复兴使欧洲各国文化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中发展起来，并在欧洲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恩格斯认为：“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经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⁹⁾当时现代文化刚开始萌芽，力量比较弱小，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发展。随后，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出现了东西半球文化的第一次碰撞和接触，但当时仅仅限于传教活动，并没有真正形成持续稳定的文化交往现象，作为不同文化体之间快速、广泛、频繁联系和深入影响的文化全球化并没有真正形成。但是，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海外殖民不仅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发展，也导致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促进了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萌芽于文艺复兴的现代文化，涉及整个西欧国家，促成西欧文化的统一化和整体化，之后伴随西欧的航海活动和殖民运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文化开始了全球范围的初次接触和互动，拉开了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工业革命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文化全球化的真正历史起点，是全球化的开创者。随着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启蒙运动的兴起，完整的现代文化在西方确立，并随着现代化浪潮、殖民运动扩展到全球各地，西方文化代表的现代文化开始在全球广泛扩展，文化全球化最终得以形成。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文化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即深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球各个文化体在交往的速度、广度、规模、数量、种类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发展。“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随着各殖民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现代文化在这些国家快速发展，现代文化在全球普遍地确立起来；二战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工业的发展和扩展，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大众文化在全球大肆蔓延；全球问题的增加，激发了全球主义者的出现和全球普遍价值、普世伦理等观念的提出；全球性组织、制度等大量出现；网络普及，实现了文化的零距离传播，促进了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和快速的交往。在这一阶段，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促进因素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的激增、大众文化的兴起和蔓延、文化殖民、国际组织的出现、全球问题凸显、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国际性人员流动的剧增等诸多因素。”⁽¹⁰⁾

3.全球性问题的文化实质

20世纪后期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享受着进步的喜悦，同时也必须面对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一例外都具有全球的性质。“这种情况使得人们把地球的生物圈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考察，而所有的人都面临的那些共同的问题，则成为全球性的问题。”⁽¹¹⁾全球性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尹希成先生认为，全球性问题一般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全球性问题具有世界性和全人类性，这些问题不是某个国家和局部地区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而且关系到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二是全球问题就其后果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般困难和障碍，而是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尹先生认为，所谓全球性问题，至少要包括以下问题：人口增长过快、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退化、发展中国家贫困、核战争威胁和军控、毒品的泛滥以及艾滋病的传播、国际恐怖活动、宗教和民族冲突等等问题。⁽¹²⁾

今天所谓的全球性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的或政治的问题，更根本的应该说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因为它同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我的关系。正是这三重关系的日益紧张和冲突，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深层原因。文化的本质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彰显，构成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罗马俱乐部成员贝恰所指出的：“现代的困境在本质上是属于文化性质的，而不是生物学的。”⁽¹³⁾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提出了“文化决定命运”的问题，他认为：“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¹⁴⁾尽管他们各自的立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触及文化问题，这并不是偶然。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看，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已经把自我预设为一种自明的前提。⁽¹⁵⁾近代以来，欧洲人宣称 “人的目的是绝对价值”，“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洛克认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直至康德提出并论述“人是目的”。古希腊时代虽然已经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把人看做万物的尺度，但还没有明确形成主体性的思想，那时的人们所理解的人还不能说是一个主体，他们所理解的自然也还不是客体，古人所理解的人尚与自然处于和谐一体的状态。主体与主体性的思想是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在反对中世纪神权对人性的蔑视和泯灭中明确提出来的。它对于人的解放和发展，对于打破神学教条的束缚，恢复人的尊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人作为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并从主体地位出发以各种方式掌握客体，使客体服务于主体的功能特征。它主要包括了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具体地说，主体性大致包括：人是中心，人是目的，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在实践中能主动地改造自然，使自在自然逐渐变成为我自然等等，具备了这些特征就构成了主体。人是主体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是有意识的。意识把人与动物及其他自然生物区别开来，意识把人从自然界中凸显和提升起来。

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理解，在近代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分裂来规定的。近代西方的主体性思想是以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作为其理论前提，以将人从天国拉向尘世，即以人的生活世俗化作为目的的。作为理性主义观念下的主体性，一是对理性思维反省能力的崇尚；一是后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合理性”，个人为某种“可以看得见的目的”反而将自己当做客体，导致人性被扼杀，造成主、客体的进一步分裂。个人主义观念下的主体性，由于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将个人从社会中分裂出来并最终引起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科学主义观念下的主体性，在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前提下将客体看做可以被主体认识、把握和操作的对象，而这一对象就是自然界。人认识、把握自然界的目的就在于要利用自然为人服务，满足人的需要，因而人的主体性就表现为人君临自然，在自然面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功利主义下的主体性，被世俗地理解为将金钱财富及感官享受的需要当做人生主要价值，人生享受作为主要追求目标，包含着摆脱宗教及外在压迫，在传统的枷锁下重新发现人，重新确立人的地位，不再使人依附于某种外在物，也是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为前提的。

我们知道，近代是一个主体性高涨的时期，这主要在于人类在手段的进步及理性原则和方法上的成熟及应用，人类充分发挥主体性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的驾驭和驱使能力和程度明显提高，由此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证明了主体性作用的存在，从而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强势地位。主体性把人当成自然的主宰，自然的存在仅仅是为满足人的需求而存在。主体性为“一切因人而存在”提供了理论根据。“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¹⁶⁾

在现当代社会，人们的理性和激情被引向了经济增长和对物的占有上。经济总量的多少，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一句话，人对物的占有的量的大小，成为衡量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部。在这种理性思想的启蒙下，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就成为必然。人们相信，对待自然事物，根本不存在是否应然的问题，满足人的物质财富的需求就是自然的价值；人们对自然鞭打得越厉害，人对自然展示的主体性就越强烈，自然给予人的财富就越多。因此，人就应毫不犹豫地去利用自然，开发自然，征服自然。人们坚信，人永远是自然的主人，自然永远是本质对象化的载体。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带来了物质财富的丰富，带来了人的感官欲望的极大满足，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价值和反主体效应，人的主体性的无限性所展示出来的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第一次遇到了挑战。自然与人的矛盾以尖锐形式表现出来，以致有人提出：“现时代人的主体性已经太膨胀了，已经在严重威胁事物和人的存在。所以，少一点主体性，少一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才真正成为人，才更本原地成为人。”⁽¹⁷⁾

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看，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全球性的道德危机、贫富两极分化、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等等，说到底不过是人与人的矛盾恶化的结果和表现。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更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¹⁸⁾他认为：“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¹⁹⁾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其著作《德性之后》、世界著名学者福山在其新著《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详尽地阐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进步的同时道德的巨大退步，而新科技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更加剧了“物质进步”与“道德沉沦”的“大分裂”，使得人类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哲学处于深刻的社会危机中。麦金太尔首先从社会现实根源和深层理论根源对当代全球性、特别是西方社会道德危机产生的原因作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讨。他的一个基本见解是：道德理论是随着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而变化的，任何一种道德理论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根基。麦金太尔认为，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随着非日常生活领域的急剧膨胀，日常生活领域的急剧缩小，伦理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和制度体系被强化到极端的地步，完全被工具理性所笼罩，远离了作为意义和价值之源泉的日常生活世界，道德理论所固有的哲学观、价值观本性和世界观本性也越来越失去了其本体论意义和地位，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强调的是道德技术性或工具性，正如威廉·福斯特指出的那样：“这种道德研究和价值取向实质上是意指一种观察方式，一种关于世界的见解，一种将我们现实生活中互不干扰的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加以统整的工具而已。”⁽²⁰⁾恰如美国学者哈曼所说：“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才是值得去做的。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²¹⁾因此，针对现代社会道德工具畸形化发展的恶果，麦金太尔毫不客气地指出：“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道德让位于纯粹的认知意识，沦落为只是实现外在利益的纯粹工具，认识论的时代取代了本体论的主导地位。”正是这种道德的纯粹工具化沦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这个世界整体性道德生活的滑坡。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对立，既是造成道德感脆弱的现实原因，又是造成世界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原因，它往往进一步表现为政治和军事冲突。从人与自我的关系维度看，当代人类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危机就是所谓“自性”的迷失，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根源和表现。按照蒂里希的说法，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丧失，乃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特有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