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社会形成论

二、一种新型的技术社会学：技术的社会形成论

随着人们对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建构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从技术对社会或社会对技术的单向线性的作用转向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技术的社会形成论（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简称SST）⁽²²⁾这样一种新型的技术社会学。这一发展正如D·迈肯齐与J·瓦杰克曼所指出的：技术的社会建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带有某些异端色彩，但现在几乎成了正统学说。甚至在80年代末，像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这样的决策研究部门，还几乎不能超出技术对社会影响的视界……但到90年代末，技术的社会形成（SST）成了合理的、流行的主题”⁽²³⁾。

1.主要代表人物、著作和观点

主要代表有T·J·平奇、W·E·比耶克、D·迈肯齐、J·瓦杰克曼、T·P·休斯、M·卡隆、J·劳、R·威廉姆斯等人，主要著作有1985年D·迈肯齐和J·瓦杰克曼合编的论文集《技术的社会形成论》、1992年W·E·比耶克和J·劳主编的论文集《技术形成／建构社会：社会技术变迁中的研究》⁽²⁴⁾等。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下述五个方面：

①技术与社会之间不可分离的互动关系。认为技术再不能被放在社会之外来理解，社会也不再能被放在技术之外来理解；技术既是被社会塑造的，又是构造社会的。或者说，社会塑造了技术，与此同时，技术也塑造了社会；技术与社会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的。它摆脱了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极端观点，即避免了要么强调技术在塑造社会方面的极端作用，要么反过来强调社会在塑造技术方面的极端作用。

②打破“技术—社会”的传统二分方法，将技术与社会视为同一整体，认为它们相互嵌入，共同构成一张“无缝之网”（seamless web）的“社会技术整体”（sociotechnical ensembles），它是一种由工艺、设备等技术因素和制度、价值、利益群体、社会阶层、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组成的系统；当一个要素发生变化时，系统的其他部分也必然调整以使系统继续运转；技术系统与整个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处于相互塑造与影响之中。

③技术并不仅仅是由自然因素确定和按照内在的技术逻辑发展的，而在本质上是社会选择的过程；技术的发展路径是可塑的、多样的，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利益、文化上的选择、价值上的取向和权力的格局等都决定着技术的路径和状况。

④技术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技术活动成了更广泛的参与者（actor）以及一般民众（超越了技术和政策管理的精英群体）关注的对象。他们可以是技术发展的直接参与者或技术的消费者，也可以是有间接关联的评论者（他们对技术的潜力及其可能的社会后果进行评价）和普通市民。

⑤基础研究并不是创新的惟一来源，市场需求等也可以导致技术创新，反对将技术的发展看作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即把科学和新知识的创造看作是先行的，随之是开发和应用的过程、技术创新的过程，然后导致经济的增长。

2.基本方法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主要有以T·J·平奇和W·E·比耶克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以T·P·休斯为代表的技术系统方法和以M·卡隆、B·拉图尔为代表的参与者网络方法。

（1）社会建构主义方法

即不仅从技术问题上分析技术设计或人造物获得成功的原因，而且从其所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环境中寻找其“成形”和“被塑造”的因素。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建构主义方法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形成论对人造物的描述也在于：（a）显示人造物的解释上的灵活性，表明人造物是由社会文化建构和解释的；（b）描述人造物的稳定化机制也就是技术争论的终止机制；（c）描述人造物的内容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由于新技术社会学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方法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建构主义方法的移植，现实中的技术和技术实践被视为是在社会建构和协商中被建造起来的，是由各种参与者的社会利益所驱动的，因而特别重视分析不同的利益群体（包括性别群体、年龄群体等）是如何形塑技术的。如前面提到的自行车，它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有名案例。早期的一种典型的自行车，是1870年英格兰的詹姆斯·斯塔利和威廉·希尔曼设计的前轮大后轮小的自行车，轮子装有可调节的金属辐条和实心橡胶胎，可以每小时32千米的速度运行。但由于这种自行车的重心很高，人骑起来很不安全，只能作为“活力青年”的运动工具，而不能作为大众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在经历了多次设计创新之后，汇总了几项技术创新（前后轮变小且尺寸一样、链驱动后轮、充气橡胶胎等），到19世纪末才出现了与今天基本一样的作为安全的、舒适的交通工具的自行车。而这个过程就是设计者与消费者（现实用户与潜在用户）、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不断反馈、协商的过程，是不同利益群体选择和塑造的结果。

（2）技术系统方法

T·P·休斯是“技术系统”概念的倡导者，他主张把影响技术发展的技术、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综合起来，把它们当作一个系统加以考虑。这也就是说，将技术理解为由多种技术的和非技术的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技术系统包含着杂多的、复杂的、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的组分，它们都是社会建构和社会形塑的。技术系统的组分中有物理的人工制品（physical artifacts），如电灯和电力系统中的涡轮发电机、变压器和输送电缆等。技术系统还包括组织，如制造公司、供电公司和投资银行等，他们结合了那些被标识为科学的组分，如书籍、论文和大学教育与研究项目。起立法作用的事物，如规章、法律等，也是技术系统的一部分。为了系统运行而被采用的自然资源，如煤矿等，也是系统中的组成部分。”⁽²⁵⁾

D·迈肯齐的美国导弹制导系统目标⁽²⁶⁾的历史研究表明，任何技术主题不只是一个技术的主题，更是组织、经济、政治的主题。“导弹精确性”作为一个技术主题，在美国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环境中，在美国导弹制导系统发展中存在着重大差异。在20世纪60年代，导弹系统的目标追求导弹重量以具有更大的威力；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导弹制导系统的目标转向导弹精确性，因为出于美苏争霸的需要，人们希望美国导弹应当设计成为能够将苏联导弹直接摧毁在导弹发射井中，导弹精确性成为摧毁能力的中心问题；70年代中期以后，导弹精确性愈加成为导弹制导系统的目标，这是因为出于反空袭需要，国家政策开始决定性地转向于在所有战略导弹设计中追求精确性，形成反空袭能力。B·拉图尔关于狄塞尔内燃机发明的研究案例⁽²⁷⁾表明，社会因素是技术得以成功的内在关键性要素。德国工程师R·C·C·狄塞尔被认为是狄塞尔内燃机之父，但是其成功取决于他利用了当时的社会环境，R·C·C·狄塞尔关于发动机的观念来自于卡诺的热力学原理，技术发明得到开尔文勋爵令人鼓舞的评价，研发工作取得了希望提高卡诺热机效率和功能的机器制造商的支持，大量的工艺由两个工程师完成。这样，技术形成和完善的每一个过程都渗透着社会因素，成为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在因素。

根据技术发展过程中占主导作用的行为的不同，可将技术系统的进化或扩展划分为发明、开发、创新、转移和增长、竞争与固化（consolidation）等几个阶段。这些阶段并非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先后相继（sequential），而是存在相互叠加和反馈。例如，在发明、开发和创新之后，还会出现更多的发明；技术转移也并非在创新之后必然立即到来，而可能会发生在系统发展中的其他阶段。在发明和开发阶段，发明企业家解决关键性问题；在创新、竞争和增长阶段，管理企业家制定重要的决策；在固化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阶段，金融企业家和顾问工程师，尤其是那些具有政治影响的人，解决与增长有关的关键问题。T·A·爱迪生是创新企业家的一个典型案例。除了发明以外，他还解决了管理和金融问题，将他的发明付诸使用。

在系统方法中，“落后突出部”（reverse salients）和“技术动量”（momentum）是两个关键的概念。“落后突出部”是技术系统中的一些落后组分，它们不能与其他组分的创新相容，往往制约着技术系统发展的方向与速度，对其克服要通过根本性创新。“技术动量”是技术系统在增长和固化之后获得的一种内在动量，它使技术系统拥有特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从而表现出一种类似于惯性的动量。大规模的技术系统由多种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组成，制造企业、公共和私人团体、工业和政府研究实验室、投资银行、技术与科学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等，其中的发明家、工程师、科学家、管理者、财产所有者、投资者、金融家、政治家等对系统的增长与耐久性（durability）有着特殊的兴趣。因为这种增长和耐久性直接影响着相关的既得利益，如固定资产带来的收益和投资成本所要求的回报都强化了系统中技术物和知识耐久性；劳动密集型系统中的失业工人降低了其动量，但是资本密集型系统难以将资本和对设备与生产过程的投资解除。对耐久性的物理技术物而言，在设计时便获得了社会建构的特征。因此，技术动量一方面表明技术系统发展的不可逆性；同时也表明这种特性并不是技术的内在本质，而是在系统演化过程中由社会因素建构的。

技术系统方法说明，那些制造人工事物的人们不能仅仅关心自己同技术的关系，还必须考虑到技术同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科学的因素相关联的方式，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和潜在可变的。创新者是系统的建造者。成功的企业家就是那些善于用系统的观点看问题的人，他们不仅能考虑创新的技术特征，而且能考虑创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制度的内涵及环境，并将这些因素加以有机地整合。T·A·爱迪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是电灯的发明者，其成功实际上是技术系统方法的运用。T·A·爱迪生的发明问题同时是经济的（在价格上电如何能与气竞争）、政治的（如何说服政府同意发展供电系统）、技术的（通过缩短导线、减小电流和增加电压使电力传输的成本最低），也是科学的（怎样发现高阻抗的白炽灯丝）。T·A·爱迪生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由此可见，一位成功的工程师或发明家不单单是一位技术英才，而且也是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英才，是一个成功的系统建造者。

（3）参与者网络方法

参与者网络（actor‐network），亦称行动者网络、操作子网络。但在社会学中的行动者多指人类参与者，而在技术的社会形成论中除了人类参与者，还包括其他非人类因素，故亦称异质子网络。认为技术系统像网络一样，它由一系列的技术因素与非技术因素、有生命的行动者（actors）和无生命的异质因素组成，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协同作用，在结合为网络时，也塑造了网络。工程师在开发新技术的同时，在它的设计、开发和扩散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异质参与者参加，科学技术、自然和社会（包括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永无止境地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无缝之网。人们虽然可以从这种无缝之网中辨别出技术与社会因素，如机器与操作者，但这只是一种抽象分析的结果，而非自然所使然。

根据M·卡隆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法国电动汽车的创新就运用了参与者网络方法⁽²⁸⁾。法国电力公司EDF（Electricite de France）的工程师们注意到了对作为现代性之象征的化石燃料汽车及与其相伴的工业文明的反对情绪的膨胀，由此想寻找对由化石燃料的使用带来的污染问题的解决方案。于是，他们决定招募大量的异质行动者来建构一个“行动者网络”以实现这一计划。这些行动者包括铅蓄电池、电极、电子牵引系统、EDF工程师、市政府（关心公共运输）、政府内阁（关心污染、交通和法国人民的生活质量）、雷诺汽车公司（Renault）、社会运动者、对环境和社会关心的消费者等。M·卡隆称这些工程师为工程师社会学家（engineer‐sociologists）。

参与者网络的理论方法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参与者”或“行动者”的内涵应该扩展到自然物，而不只局限于人类，而且自然物和人类是同样重要的；第二，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其作用的方式是复杂的；第三，解决技术问题的方式是在各种矛盾的冲突中形成的，认为工程师是实践中的社会学家，社会学从一般意义上将从技术社会学受益，而技术社会学寻求着应用工程师自己的方法⁽²⁹⁾。

参与者网络方法的意义就在于：各参与者在结合为网络的同时也塑造了网络；没有技术的因素和社会的经济的背景之区分，打破了技术因素与非技术因素的区别；不管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被看作是参与者网络的要素，解构了人与非人因素分立的二元论方法。

显然，作为技术的社会形成论，技术系统方法和参与者网络方法并不像强技术建构主义那样只承认社会对技术的建构起决定性作用，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则几乎完全被否定。它们承认技术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技术利用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参与者网络方法把技术因素看作与整个网络中的其他因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淡化了建构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