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真理价值

三、科学技术的真理价值、功利价值与审美价值

相对于主体所确立的不同的目的，科学技术具有不同的价值。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曾以目的为根据区分了三类不同的学术⁽⁴¹⁾：第一类是“实用之学”，它的“目的在其功用”，“丰富生活必需品”；第二类是“制造之学”，它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第三类称“理论学术”，它的“目的在于真理”。这种三分法的科学分类，是科学史上最早的分类法。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分类法体现了价值区分。在这种价值区分中，亚里士多德看到了科学技术是有功利价值、审美价值、真理（认识）价值的。只是这种分类法把不同的价值分配在不同的学术上，割裂了具有价值多样性的学术的价值统一性，割裂了真、善、美的统一。这三种价值的统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真、善、美的统一。“所谓真乃是知识上的善，美乃是知觉上的善；而善则为道德价值的真，美则为表象与知觉上的真，真可以说是知性的美，而善可以说是行为的美。”⁽⁴²⁾

1.科学技术的真理价值

科学技术的真理性，是指科学技术认识包含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其实质是科学技术认识与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一致。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理论是自然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因此它具备三个基本点：第一，建立科学理论所凭借的事实材料是经过实践复核且证明是真实的；第二，根据这些事实材料所提出的试探性理论已经得到实践确证，并经得起实践的进一步检验；第三，根据这种理论所作出的科学预见已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但是实践是历史的活动，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因而科学理论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在一定的实践条件下经受检验，它只能从一定的侧面，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所以，任何科学理论既有客观性、绝对性的一面，又有条件性、相对性的一面。

正因为科学技术具有真理性，所以科学技术认识活动的目的是以追求真理为价值导向的。H·庞加莱直截了当地指出：“追求真理应该是我们活动的目标，它是值得我们活动的惟一目的。”⁽⁴³⁾国际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D·雷泽尔也指出：“科学以证据、理性争论和对真理的积极探求为价值尺度。”⁽⁴⁴⁾英国科学哲学家R·哈瑞论述道，科学家的根本目的是探索真理，科学家以追求真理为他们的最终目的。从建立模型开始，然后通过修改模型努力减少模型和实在之间的差别，直至两者成为同一，也就是使包含这个模型的理论成为实在的真正图景。P·格姆通过比较深刻和独到的研究，认为：“科学的第一个基本价值是追求真理。”“科学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得尊重或赐人以教诲，也不是为了被奉若神明或去拯救世人。科学的目标就在于分辨陈述的真伪。”因此，科学的第二个基本价值是“科学需要证明”，即构成科学内容的陈述必定是持之有故且可证明的。他强调，追求真理和诉诸证明这两种基本价值对科学的确立而言是充分且必要的，“任何不以真理和证明为其价值理想的‘科学’便不再是科学了”⁽⁴⁵⁾。

2.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

技术因其与社会生产的直接联系，它的功利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科学活动所追求的价值是否应该包括功利价值？对此，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就是理想主义科学观和现实主义科学观（或功利主义科学观）。

理想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和观照真理等精神活动过程有关，它的目标在于建立一幅同经验事实相吻合的世界图像。J·D·贝尔纳指出，持有理想主义科学观的人“不承认科学有任何实用的社会功能，或者至多认为：科学的社会功能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和从属的功能。他们为了替科学的存在辩护而提出的最常见的理由是：科学本身就是目的，科学就是为认识而认识的纯认识”⁽⁴⁶⁾。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即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寻找智慧，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官感的人为富于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⁴⁷⁾。

现实主义的科学观则认为，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真理似乎是有用的行动的手段，而且也只能根据这种有用的行动来加以检验。即是说，科学是功利性的，科学知识是人类行动的工具和手段。这种观点也广泛存在于古代，但最先以现代方式对其加以充分阐述的则是F·培根。在17世纪初，F·培根“在他的‘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的基本目的是‘增进人类财富’这些格言中唱出了功利主义的调子。归纳哲学的成果或实际应用构成了它的最终辩护”⁽⁴⁸⁾。F·培根之所以把知识看成力量，是因为他坚信人类的智力可以与事物的本性结合，科学可以和工业婚配。他说：“人类获得力量的途径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密切关联着的，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不过由于人们养成一种有害的积习，惯于作抽象思维，比较万全的办法还是从头开始，阐明各门科学是怎样从种种和实践有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其积极作用又怎样像印戳一样，在相应的思辨上留下印记并决定这种思辨。”⁽⁴⁹⁾F·培根指出，科学的目标就在于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增加人类的幸福和减轻人类的痛苦，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

理想主义的科学观看到了科学活动中精神追求和寻求精神需要之满足的重要性，把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看作是人的最高品质之一，但忽视了社会对科学的制约和人类物质需求对科学发展的作用，把追求真理价值，当成了科学活动的全部价值目标。它忽视了人类的全部技术活动，同时，也无视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的密切关联。现实主义的科学观认识到了科学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人类谋求物质利益，但它却又由此完全否认了科学活动中精神价值目标的存在和作用，忽视了科学活动的特殊性质和科学自身的发展逻辑。进入20世纪以后，功利主义科学观也遇到了挑战。科学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表明，现代科学在事实上也解决不了人类的普遍富裕和幸福的问题。

无论是理想主义科学观还是现实主义科学观，都割裂科学的真理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内在联系。从科学理论评价的观点来看，一个“真”的理论总是具有一定的功利价值的，科学理论的有用性是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结果。列宁指出：“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生物学上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持有用的认识。”⁽⁵⁰⁾因此，科学的功利价值并不是任意的、纯主观的，它必然要受到科学理论反映客观事实的正确程度的制约。

科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认识自然、发现真理，而且是为了改造自然、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活动的价值目标既不可能完全是真理性的，也不可能单纯是功利性的，而是真理性与功利性的统一。一方面，科学家们常常是由各种超功利的精神需要出发去进行科学探索，他们在科学活动中直接追寻的往往是认识的（真理的）、道德的和审美的等精神价值；但另一方面，科学活动的个体价值追求必然受到社会价值追求的制约，科学家们的超功利的价值目标必然要经受社会的功利价值目标的筛选，只有同时符合社会功利价值目标、能够满足社会物质需要的科学探索活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大力资助。这样一种社会选择机制，使得任何真正的科学发现、发明和创造，无论它起初看来是怎样的抽象，迟早都会得到实际的应用。也正是这样一种社会选择机制，使得科学不仅具有求真、趋善、臻美等精神价值，同时也兼具致用或物质性的功利价值。

科学理论的功利价值反映了人类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作为科学理论的功利机制而提出科学的功利价值；另一方面又作为科学理论的选择机制而实现科学的功利价值。社会对科学的需要包括感性需要和理性需要。科学满足社会的感性需要的有用性，是科学的实用性价值；科学满足社会的理性需要的有用性，是科学的工具性价值。科学的实用性价值表征科学满足社会的感性需要的程度。在马克思看来，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是感性的两种形式，“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⁵¹⁾。所谓感性需要，也就是人的直接的物质生活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而科学的实用性价值的评价主要看科学在社会经济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功利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科学物化。所谓科学物化，是指通过技术将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过程，使其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强大物质力量，并最终创造出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产品。

不过，一个科学理论在最初提出时往往很难看出它的实用价值，甚至根本看不出它的应用价值，而科学家本人的目的、兴趣也往往不在理论的实用性价值上。A·爱因斯坦就曾指出：“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科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只是间接地有助于实用的目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等到几代人以后才能见效。”⁽⁵²⁾的确，科学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是很难找到物化的途径的，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了对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起指导作用外，只能停留在理论形态上。这也就是说，从科学理论的提出到理论的物化而实现其功利价值，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即所谓“间隔期”。例如，从1905年A·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并从中推得质能关系式，到1939年玻尔实验室首次实现核裂变反应，再到1954年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这中间就经过了整整49年。一般而言，“间隔期”的长短主要取决于科学理论的抽象程度、科学理论转化为技术的速度以及技术实现的难度等等。但是，重大的科学理论一旦被物化为某种专业技术，它给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是任何应用科学所绝对不能比拟的，就像蒸汽电力、原子能那样，划出了一个崭新的科学技术时代。

3.科学技术的审美价值

根据韦伯斯特大辞典的定义，所谓“美”是指“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具有的品质或品质的综合，它愉悦感官或使思想或精神得到愉快的满足”⁽⁵³⁾。马克思认为，在进行生产的时候，“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⁵⁴⁾。美的规律就是人类在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合乎目的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时，符合客观物质运动的规律。实际上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社会实践及其普遍发展同按着美的规律再创造的一致性，以及美学与科学技术在实践基础上具有辩证统一的思想。人的创造性活动具有多方面的内容，艺术作品的创作、生产技艺的改进、科学理论的建构是其中主要的方面。科学技术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创造也遵循美的规律，它不仅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识价值和功利价值，而且具有审美价值。德国天文学家J·开普勒就曾谈到，促使他成为“天空的律师”的，是其心灵感受到哥白尼学说的“美”，他说：“我从灵魂的最深处证明它是真实的，我以难于相信的欢乐心情去欣赏它的美。”⁽⁵⁵⁾A·爱因斯坦则把科学家的活动方式和画家、诗人的活动方式相比，认为他们都是“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⁵⁶⁾，所不同的只是对世界图像的描绘方法，逻辑之对于科学家，“有如比例和透视规律之对于画家一样”⁽⁵⁷⁾。A·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尤其是他的广义相对论，被科学家们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理论中最美的一个，德国物理学家玻恩甚至称之为“一个被人远远观赏的伟大艺术品”⁽⁵⁸⁾。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美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事物以其外在的感性形式所呈现的美；二是以其内在结构的和谐、秩序而具有的理性的美。技术物品的美，属于感性形式所呈现的美；科学理论的美，则属于理性的美。正如H·庞加莱所说，所谓科学美，是“指那种比较深奥的美，这种美在于各个部分的和谐秩序，并且纯粹的理智能够把握它”⁽⁵⁹⁾。产生科学美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科学理论比较深奥，在于其间各部分的和谐秩序。所以，在科学美的审美过程中，其审美对象就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有了审美对象的存在，只是具备了美学观念产生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要使审美过程得以发生，还要有审美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家。在我们看来，任何意识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美感也是如此。马克思说得好，“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⁶⁰⁾。

科学技术的审美价值，突出地表现在科学理论的和谐性、统一性、对称性、简单性等方面。

大自然是有序而和谐的，反映大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也是和谐的。W·K·海森堡说：“美是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体之间真正的协调一致。”⁽⁶¹⁾这里，最有兴味的就是上述提到的N·哥白尼的理论。N·哥白尼的“日心说”冲破了C·托勒密的“地心说”几千年的羁绊，不仅是天文学的革命，而且揭开了近代科学世纪的帷幕。现在，我们知道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以太阳为中心和以地球为中心不过是换了一个观察宇宙的坐标而已。根据相对论，坐标系的转换是等价的。那么，何以“日心说”能取代“地心说”呢？除了“日心说”较好地解释了地球观察者看到的行星逆行现象外，耀眼的太阳与其他行星显著不同，把它放在中心位置，使人心理上愉悦些；而以太阳为中心，各个行星以同心圆绕日运行是多么简明而和谐！换句话说，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更美。

统一性是科学理论的审美价值又一个重要体现。很久以来，科学家竭力想用科学理论来反映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从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从D·I·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到A·爱因斯坦的大统一理论，都是追求这种统一性的努力。物质世界是统一的，而科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寻找这种统一性，建立起普遍适用的定律、原理。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统一性的科学理论就具有审美价值，这种统一性的适用范围愈广，说明这种理论的审美价值愈高。人们在I·牛顿的统一天地间宏观物体的力学运动规律中，在J·P·焦耳、J·R·迈尔对热与功的统一之中，在M·法拉第、J·C·麦克斯韦对电与磁的统一之中，在D·I·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中，在A·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引力、空间、物质的统一之中，都会得到一种统一的美感。1901年，A·爱因斯坦在莱比锡《物理学杂志》发表关于分子引力问题的第一篇论文之后，给老同学M·格罗斯曼的信中写道：“从那些看来同直接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种复杂现象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⁶²⁾A·爱因斯坦在一生的后40年中，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始终不渝地进行统一场论的研究，就是由于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旦寻找到统一的场方程，那该是最美的了。

对称性也是科学理论的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表现。对称给人一种圆满、匀称的美感。空间对称（包括镜像对称、轴对称、点对称、面对称）、时间对称（包括周期、可逆）、守恒对称（包括各种守恒定律）等一旦被发现，常常使科学家由于窥探到自然界异常美丽的内部而感到极度兴奋。对精密的科学来说，数学化是其理论精密性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而数学，从它的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出，历来是十分讲究形式美的，如方程的对称性、齐次性、完备性、惟一性等等。因而，一个科学理论的审美价值，不但在于理论本身的科学内容，而且在于它是否能用比较完美对称的数学形式来表达。J·C·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之所以能成为不朽的科学艺术品，不但是由于它反映了电磁现象的统一性，还因为它采取了极其美妙的数学形式，使电现象与磁现象在数学方程式中完全对称。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具有一定的对称性。但是，这种对称性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和暂时的，它自身包含了否定的因素，对称性中总包含着不对称的因素。这些不对称的因素就成为扩大原来理论体系的普遍性的基础和前提。不对称的发展和变化，要求人们探索更加普遍和统一的理论体系，建立一种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理论体系来代替原来的理论体系。当新的、更大普遍性的理论体系一旦建立，原来的不对称消除，新的、更高的对称性就会出现。A·爱因斯坦在建立相对论时，就曾把惯性系之间的对称性（等价性、不变性）作为他的指导原则，认为对力学方程适用的一切坐标系，对于电动力学和光学定律也同样适用。“在坐标用洛伦兹变换作了改变以后，这些方程的形式仍不改变（方程对于洛伦兹变换的协变性）。”⁽⁶³⁾由此他把牛顿力学的相对性原理推广成为狭义相对性原理。但是，由于狭义相对论消除了绝对空间的超距作用，于是，对称之中又包含了不对称性，出现了I·牛顿的引力理论同狭义相对论的不协调的情况，理论的对称性又遭到破坏。他又根据这种不对称性以及物体的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相等的事实，进一步把一切惯性系与非惯性系等价起来，确立了两者的等效性。这样，不对称性消除，新的、更高的对称性出现，广义相对论得以建立。

科学技术的审美价值还表现在理论的简单性方面。从尽可能简单的前提出发推出尽可能多的结论，这是从美学的角度反映了理论的深刻性。R·罗森就说过，科学家“在构造一种理论时，他采取的方法与艺术家所用的方法具有某种共同性；他的目的在于求得简单性和美（而对他来说，美在本质上终究是简单性）”⁽⁶⁴⁾。L·英费尔德也指出：“评判一个理论是不是美，标准正是原理上的简单性。”⁽⁶⁵⁾早在古希腊，科学家就以简单性作为科学理论的审美评价，理论体系的先验条件愈简单，包容的信息量愈多，则审美价值就愈大。欧几里得几何学可以说是这种简单性美学标准的典范。它只从少数几条公理出发，加上必要的原始定义，利用科学的演绎法罗织出整个几何学的体系。当人们比较两个能够说明同样一些事物的规律性的理论哪一个更美一些的时候，简单性就是一条重要的鉴别标准。从科学审美的意义上说，一个科学理论的前提的简单性愈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种类愈多，它的应用范围愈广，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愈深。

综上所述，科学技术的价值是全方位的、立体式的，即内容上的真、形式上的美和功用上的善。这就是真、善、美的“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