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近代生产方式；技术与科学

技术与近代生产方式；技术与科学_自然、技术与历史

四、技术与近代生产方式；技术与科学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历数从14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所取得的种种技术成就。这样的工作早已经有人做过了。我们主要是想简要地分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技术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分析技术与科学的结合以及其他对技术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因素。在这里只是简单地论述两个问题: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发展

从16世纪开始，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时期，但真正的机器大工业生产直到18世纪才开始确立，在此之前，生产是以工场手工业的形式进行的。从本质上来说，工场手工业还只是扩大了的和联合了的手工工业，这一点和当时欧洲所盛行的重商主义在性质上是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因为重商主义所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同样不过是那些自治城市所奉行的封闭政策的扩大和延续而已。然而，就如重商主义必然会被自由贸易所突破和取代一样，工场手工业也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大工业所突破和取代。

单就工场手工业对技术发展所起的作用而言，它对技术以及科学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显著的。首先，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行会手工业，已经完全没有了行会的种种限制，生产规模也大大扩大了，这就需要应用更多的手工工具(比如在纺织业的工场手工业里可能放置着上百台织机)，需要对生产工具进行改进以改进效率。其次，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有两种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它们各自的分工方式也不相同。但其中有机的工场手工业形式为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这种工场手工业的形式使得生产一件商品的过程被分解了，并被不同的人所执行。这些人只从事某一个局部的生产，因此他们只同这个局部打交道，而不再关心作为整体的产品了。这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发展了分工，并为新的、处理更为局部的操作所要求的手工工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加简化和专门化的操作要求更加专门的工具，因此，从事这些操作的人也就被更加严格地限制在他们所从事的局部的局部操作上了。手工劳动的抽象程度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已经发展到它的顶点了。无论如何，在16—18世纪的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期，各个行业的技术都有了发展，工具变得更为有效也更单一了(据说单是锤子就已经有好几百种之多)，而工人的专门手艺也发展得十分高明了。更为重要的是，在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后期，某些行业对机器的使用促进了科学的研究。马克思认为，“机器在十七世纪的间或应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58]而钟表、玻璃和冶金等工业的发展更是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装备。机器大工业所要求的技术因素和科学因素最初就是在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

然而，工场手工业对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还只是有限的，它的界限在于它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即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还是手工业性质的，即使再精确复杂、再细微的操作也还是依赖人的手艺。因此，分工也就有它的限制，还必须考虑到人手的特性，最基本的操作动作还必须由人来完成。因此，分工的不彻底性，表明了抽象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最高，旧有的生产方式还残留着，还在抵抗。这种技术基础相比于大工业的完全合理化的技术基础而言，的确还是“狭隘的”。就分工越彻底技术越发达而言，现代技术的基础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还没有完全形成。“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59]现代技术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还没有达到它的完成形态，还必须突破手工限制才能获得自身的彻底性。

由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资本一旦开始其扩张就会突破所有自然的界限。生产的扩大，殖民地的扩张，市场的扩展以及竞争的加剧，所有这一切都促使着旧的工场手工业的瓦解和机器的普遍应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后果(比如力学的发展等)已经为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就像马克思所言，“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60]

技术在大工业时期最主要的发展就表现在机器的发展上。机器与原来的手工工具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并不表现在所使用的动力是人力还是自然力。机器的最本质的特性乃是对人手的取代。这首先表现在机器的工作机部分对人手的取代。任何机器的进步首先都是从工作机开始的。由于技术的限制，最初的机器当然还很粗糙，还不能完全取代人手；但资本扩张的本性很快就引起了技术上的巨大进步。机器的最主要的本性是抽象化。这种抽象化是对工场手工业中的抽象化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并不以人手的使用为其限制。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更多的步骤，给每个步骤都设计出适合的机器来操作这些部分的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界限不断被打破，技术从不停留在任何一个限度之内，总是将原先的作为一个总体的部分分解成更多的部分，这样可以更直接、更有效地完成这个生产动作。因此，机器的种类越来越多，分工也越来越细。人的作用现在成为从属的了，仅仅成了维持机器运转和修理机器故障的机器的附属品。

技术发展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工艺学。“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61]工艺学同样是抽象化与合理化的表现，它所研究的是如何更多和更有效地分解每一个生产环节，以节省多余动作(即去掉那属于人的动作)，提高生产效率。著名的福特制和泰罗制都是工艺学上的“卓越”的结果。

对技术进步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是资本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这种情况在英国最早普遍发生，因为英国的大工业是最早发展并且是最为发达的。当原来的工场手工业遗留下来的某些工业环节还无法由机器来取代人工时，这些工人就可以要求高工资。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就求助于技术和机器。我们可以从实际发生的事情来看看技术是如何进步的:“第一个发明是自我运行的(即自动的)细纱走锭精纺机(1824年)。这种机器不用工人帮忙就能纺棉纱——只要几个工人来修整断纱、上润滑油、保养机器。早先，非自动的精纺机需要由技术熟练、报酬很高的称作纺纱工的人来侍候。纺纱工人在棉纺厂工人队伍中占10%的比例，但他们是工厂运行的绝对核心，他们运用这个关键地位要求半管理性的权力，制定工作条件、获得加薪的待遇。憎恶纺纱工对生产的这种控制的棉纺厂老板，想靠发明家创造出一种自动的精纺机获得帮助。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Roberts)首先成功地完成了这样一台机器，它是在英格兰海德地方的工厂受长达3个月的罢工的影响关闭之后完成的。虽然自动走锭精纺机并没有立刻导致整个行业的纺纱工人遭解雇，它的存在削弱了他们的独立地位，压低了他们的工资，限制了他们动不动就罢工的倾向。”^[62]

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工人和机器从一开始就是敌对的。当工人不得不向机器低头之后，他们也就被纳入了现代异化劳动的完成形态中去了。因此，工人天生就是和机器对立的，他们不可能是机器的发明家(这并不排除个别工人出身的发明家，而是从工人和机器的性质上来说的)。马克思十分清醒地看出了这一点:“亚当·斯密还把工具的分化同机器的发明混为一谈。在工具的分化中，工场手工业的局部工人自己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机器的发明中，起作用的不是工场手工业工人，而是学者、手工业者甚至农民(如布林德利)等。”^[63]机器的发明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失业，更是人的关系的非人化。这表面上看来是资本家和手工业者的矛盾，而实质上是资本突破任何限制而扩张的行动，是抽象原则的贯彻和执行。机器的使用粉碎了任何自然的分工原则，而当机器可以生产出机器时，技术发展的大门彻底地打开了。

2.技术与科学

在一般的观念中，技术与科学之间存在着差别。人们总是将技术称为应用科学，是实用性的，而科学被认为是理论科学，是基础性的；科学以探求规律为己任，研究的是各种概念及其关系，其手段是推演和计算，而技术则追求实利的应用，处理各种实际难题，借助实验和工业而发展。但同时人们在习惯上又认为技术与科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科学为技术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并且为技术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技术反过来又为科学提供出发展的手段，并且从实际方面给科学提供有力的验证。因此，我们平时在使用时并不严格区分技术与科学，而统称其为科学技术。并且人们常常以为，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技术不过是科学之理论的实际运用罢了。

然而这样的想法只具有片面的正确性。说它是正确的，是因为此种说法还没有触及事情的真相，因此只能说是正确，离真理却还很遥远；说它是片面的，是因为其所表现的只是最近历史时期内的现象，即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还只是最近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曾经告诫我们:“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64]在另一个地方，海德格尔表达了同样却更为明确的意思:“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惑人的假象，仿佛现代技术就是被应用的自然科学。只消我们既没有充分追问现代科学的本质来源，也没有充分追问现代技术的本质，那么这种假象便总能维护自己”^[65]。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技术当作应用科学来处理。技术本身的存在论基础要求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它们并非直接就是同一回事。我们不必诉诸到古代希腊对纯粹科学的崇尚和对手工匠人的鄙视，甚至在近代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这两者还是分开的，技术的发展还并不借助于科学之力，大多数的技术发明是由不具备科学知识的人做出的。这里要问的问题就是，技术与科学是凭借什么而结合在一起的呢？

在近代起初的几个世纪里，科学是通过对教会教义的驳斥而发展起来的。科学诉诸经验和人类理性，而不再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那样只局限在概念的演绎之中。因此，作为宗教教义的对立面，科学在最初也大多靠研究一些纯粹理论的问题来发展自身，比如研究天体的运行，研究万物的运动等。科学和实际的生产活动还比较远，和实际的技术比如纺织、采矿和印刷等也没有什么关系。近代科学经过伽利略、培根等的发展，到17世纪，在牛顿力学里达到了顶峰。科学，尤其是近代物理学(主要是力学)的发展，虽然还没有和技术的发展直接结合在一起，但可以十分确切地说，技术的发展为科学奠定了基础。近代科学只能在近代生产方式发展到17世纪的水平时才可能取得它的辉煌的成就。马克思认为，17世纪对机器的偶尔采用为经典力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支点和刺激，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也是时代的产物，而并不仅仅是科学家的聪明才智的结果。我们从著名的牛顿那里就可以看到，万有引力定理的发现其实是牛顿长期研究和实验的结果，而苹果落地的传说至多不过是一个过于抽象的故事而已。甚至在科学和技术还没有完全结合的时候，科学的发展已经受到实际生活的指引了。正如恩格斯在回答博尔吉乌斯时所说的那样，“如果像您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末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才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合理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习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66]。而当大工业开始发展之后，科学开始与劳动相对立，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而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从此，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之上才开始获得其真正的发展。

然而我们又要小心避免陷入另一种极端的观念之中，即忽视了科学和科学家的独立性，从而把科学研究与资本本身的利益直接等同起来。科学的确是凭借资本主义的力量才得以飞速发展，但这并不等于任何科学研究和科学成果都是直接受到金钱增殖的欲望所驱使，也并不等于说每一个科学家都是为了资本家发财而从事科学研究的。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研究有它自身相对独立的目标和方法，而且有些科学研究在短期内还根本看不到实际的应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借用牛顿的事例来讨论吧。有人认为牛顿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的“物理学的体系主要是由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当务之急提出的经济和技术任务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牛顿是“作为专门为他那个阶级解决问题的人出现的”^[67]。我们显然不能如此同意如此简单武断的观点，但是要反驳这个观点，也不必从牛顿的出身来考证(有人考证认为牛顿出身于一个正在衰败的自耕农家庭，与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没有关系)，因为这种反驳和它所要反驳的观点在理论基础上却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首先，牛顿毕竟生活在一个已经有了显微镜、望远镜和机械时钟的时代。这样说不仅是指出在那个时代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究手段，为研究力学创造了条件；这样说的目的更在于表明，在这样一个已经产生了上述条件的时代，资本的生产方式已经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牛顿无法选择他所生活的年代，同样也就无法选择他所接受的教育，更无法不去从事那些为整个时代所尊崇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而科学在17世纪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事业却已毋庸置疑了^[68]。既然如此，牛顿选择科学作为自己的事业就并不难理解了(可以想象，如果牛顿早几个世纪出生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教士)。其实，科学家也并不是远离生活的人。他们接受生活给他们提供的一切。从牛顿的生平可以看出，牛顿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整日里待在实验室里、埋头于实验和计算的物理学家。准确地说，牛顿同样也是一个机械师。在他还在格兰瑟姆学校的时候，他就开始制作水钟和日规。当他进入剑桥之后，他当然研究了数学和光学，但对机械的兴趣始终不减。为研究光学，他亲自制作了反射望远镜。他的《原理》是在综合研究了当时机械发展的成果之后做出来的。牛顿本人曾十分谦虚地称自己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他更是站在时代的肩膀上；他的成就固然应该感谢前人研究的成果，更应该感谢时代赋予的使命。人们总是称识时务者为俊杰，识时务而有天才，且做出前所未有之大成就者，则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了。这样的人，就像黑格尔评价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那样，是时代精神的实践者。

其次，科学研究的客观、独立性和科学家超出具体的功利之外从事研究，与整个科学研究被纳入资本的逻辑之中，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可以同样的并行不悖。我们的讨论是就后一个层次上来说的，而且这个层次是更为根本的和决定性的。没有资本的发展，就谈不上什么发展科学，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独立的科学精神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69]科学研究工作可以是阳春白雪，科学家也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但科学本身却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科学之所以在当今成为光荣的事业，不仅是因为科学研究客观的真理，更因为科学能够成为“致富的手段”。科学不过是资本这个时代的“宙斯”脑子里所跳出来的雅典娜，它只有成为资本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才可能发展自身^[70]。

接下来，我们将重新审视自然。在经历了近代以来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变革，经历了技术与科学的兴起之后，自然领域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前面，我们曾在观念表层讨论过近代自然思想的转变，而接下去，我们将深入近代西方思想的深处，重新阐发自然概念的本质，并试图为理解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人们观念领域的转变所起的作用进行必要的准备，同时也为真正领会自然的本质开辟道路。

【注释】

[1]〔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3页。

[2]〔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3]〔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4]〔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

[5]〔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6]〔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7页。

[7]同上书，第142页。

[8]关于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和《马尔克》中有着集中的大量的论述，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7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6页的那些部分。

[9]〔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1页。

[10]〔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5页。

[11]〔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2] 〔比〕亨利·皮朗: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页。

[13]〔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14]〔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15]〔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16]〔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17]〔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1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4页。

[19]所谓二圃制是指农户将所有耕地分为两等份，每年都加以犁耕，但只播种其中的一份，另一份地让其抛荒；到第二年反过来，原先耕种的那一块地任其抛荒，而休闲的那块地则用来栽种作物。这样做的好处是每年都有一半的土地得以休耕，保护了土地的肥力。三圃制则是指将庄园的可耕地分成三部分。开始的第一年一部分土地在犁耕后在春天栽种小麦，第二部分土地犁耕后在春天栽种燕麦、大麦或豆类(像豌豆或蚕豆)，第三部分土地犁耕后则任其抛荒。第二年作物轮换，第一部分土地抛荒，第二部分土地栽种冬季作物，第三部分土地栽种春季作物。第三年，第一部分土地栽种冬季作物，第二部分土地抛荒，第三部分土地种冬季小麦。第四年开始下一轮循环。三圃制的好处是更充分地利用了原有的土地。此处参考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等著作的相关部分。

[20]〔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1]〔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22]同上书，第40页。

[23]〔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4]〔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25]城市兴起的原因下文还将讨论。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27]〔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28]〔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29]〔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在同页的注中特别地指出，“以人身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和非人身的货币权力之间的对立，可以用两句法国谚语明白表示出来:‘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货币没有主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

[30]〔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

[31]〔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58页。

[3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7页。

[33]〔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页

[34]同上书，第71页。

[35]同上。

[36]〔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9—50页。

[37]恩格斯1884年6月26日致考茨基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9—170页。

[38]〔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页。

[39]〔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页。

[40]〔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41]同上书，第77页。

[42]〔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43]〔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44]〔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45]对于鼠疫带来的死亡率，各个时代的看法不同。古典的看法认为鼠疫致使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后来的人认为这个估计过高了，有人认为是10%左右。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存在。

[46]〔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28页。

[47]〔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48]〔英〕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朱智强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49]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页。

[50]〔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页。

[51]〔英〕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朱智强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52]〔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97—299页。

[53]〔美〕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黄其祥、纪坚博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5页。

[54]欧洲著名的科学院包括: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建于1657年；英国伦敦的皇家学院，建于1662年；法国的巴黎科学院，建于1666年。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于1675年。

[55]〔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3—605页。

[56]〔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周昌忠、苗以顺、毛荣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3页。

[57]〔德〕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58]〔德〕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6—387页。

[59]同上书，第386页。

[60]〔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9页。

[61]〔德〕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534页。

[62]〔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63]〔德〕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6页注44。

[64]〔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65]〔德〕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41页。

[66]《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8—199页。

[67]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美〕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黄其祥、纪坚博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1页。

[68]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9页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在17世纪，“科学变得时髦起来，也就是说:它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许。查理二世本人对化学和航海颇感兴趣，从而树立了榜样。……虽然这些显贵名流的兴趣对科学发展所做的直接贡献微乎其微，但是这作为社会对科学探究的尊重并提高其价值的一种象征性表示，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他几个方面的发展也表明，科学正在获得更高的评价”。

[69]〔德〕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2页。

[70]尚待深究的问题是，资本、技术和科学在今天的结合，还可能是因为在这三者之中都内含着本质上相同的原则，即抽象性原则。只有某种更为广阔的“域”先行敞开了，而此三者都只不过是对此一敞开“域”的回应之际，此三者才能结合在一起。我们将此一敞开“域”称为存在。此问题在这里暂不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