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受到公众的信任时,他就应当把自己看作为公众的财产。
——杰弗逊
傅震是1989年学成回国的优秀留学生。他自从选择了医生职业,就暗暗立下了要以自己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的诺言。
他1968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到南京医学院学习脑外科专业。毕业后,在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脑外科工作。
1988年,傅震通过严格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国家教委录取后派往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院进修深造的。杜塞尔多夫背靠原始森林,莱茵河绕城而过,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可傅震无暇游览这异国的美丽山水和旖旎风光。每到周末,人们都是游玩娱乐,只有他一人在灯下苦读。
198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学院附属医院脑外科,西德神经科协会主席、世界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博克教授,指着一个患“转移性脑肿瘤”病人的脑袋,问中国进修医生傅震:“肿瘤位置在哪?请你标出手术区。”傅震根据CT片和临床经验,胸有成竹地回答:“右额部前方,离脑表面三厘米。”同时在患者头部标出了手术区。转移性脑肿瘤只有指甲般大小,要确定具体位置和深度是很困难的。“不,在右额后方!”博克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气加以否定。“右额前方!”“不对,肯定在后方!”互不相让的大声争执吸引了许多医生、护士。一个刚来一个多月的中国进修生,竟敢和德国脑外科权威争辩,而且那么自信,人们要看看,究竟谁的判断正确。博克教授叫护士长取来“扇形超声波”。几次来回扫描,清楚地显示出傅震标出的位置十分准确。博克满意地笑了,医生、护士们流露出惊讶、钦佩的神色。实际上,这是博克有意考一考傅震。手术一结束,博克教授立即向德国卫生部和州政府报告,为傅震申请“行医执照书”。这在德国是颇不容易的事。一个月后,他又被德国医学会接纳为正式会员。
次年初,博克教授主动对傅震说:“傅,你的签证二月份就到期了。留下来吧,每个月奖学金五千马克。”博克打心眼里喜欢这个中国进修生。教授的助手也多次试探地询问傅震,是否打算将妻子接到西德来。傅震谦虚刻苦又不迷信盲从的诚实可信的品格,给博克和其他医生、护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博克教授劝他留下后的几天,他便收到西德医学会寄来的信件和表格,提醒他签证即将到期,只要在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即可办理延期手续。紧接着,杜塞尔多夫大学人事部又给他一张延长签证的通知。博克教授和其他朋友再三提醒他,千万别错过机会。其实傅震何尝不知道,留下来工作条件、生活待遇要比国内优厚得多,只要延长一年,自己行医,就可挣十多万元。何况这又是政策允许的。可他还是拿定主意,将按期回国的打算如实告诉了博克教授。博克非常吃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决定了去向。爱才的博克感到惋惜,但更多的是对他的敬重。到傅震回国这天,博克教授开车将傅震一直送到150千米外的法兰克福机场。
傅震回国不久,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7月初,博克来信说:1994年5月将在西德召开世界神经外科会议,他可利用这个机会再去德国。可是他清楚地知道,国外每1万人就有1名脑外科医生,而11亿人口的中国,仅有4000名左右。当初自己毅然按时回国,就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报效祖国,怎能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远走高飞呢?
从德国进修回来,他如虎添翼,把许多脑患者从死亡边缘挽救过来。归国后一年里,他做了50多例脑动静脉畸形、颅内动脉瘤等难度大的手术,成功率为100%。1990年3月,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1991年1月,傅震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前,从江泽民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回国人员”奖状和证书。在傅震的心目中,他想到:重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奉献,而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一言而适,可能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
——刘向
1947年的北平,动荡不安,这是国民党统治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到处是凶狂的匪兵,到处是恶毒的爪牙。人民被蹂躏、被逮捕、被杀害,物价猛涨,饥饿的人群四处可见。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掀起了波涛汹涌的“反饥饿、反内战”的革命斗争。
鉴于朱自清教授的学识和声望,国民党当局就用高官厚禄拉拢他,但他不屑一顾,把原名“自华”改为“自清”,勉励自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他认为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向上爬,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的帮凶、走狗;一条是向下去,为人民服务。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此时的美国,既扶植日本,又收买中国民心,装出一副慈善的样子。他们运到中国一些面粉,让国民党政府给老百姓发“配购证”,拿这种证就可以买平价的美国面粉。美国的这个阴谋,确实蒙蔽许多人。
1948年6月17日,北京清华大学的几位爱国教授在一起开了个会,决定发起抗议,指出美国所谓“平价面粉”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和侮辱;为了表示中国人的尊严和傲骨,声明断然拒绝美国的施舍,拒买美国面粉。
几位教授写好了这份声明,想到应该找一位知名人士签名,那样影响才大。找谁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自清。
6月18日,吴晗把一份声明送到朱自清面前。当卧病在床的朱自清接过这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时,他毫无犹豫地签了名。“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购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和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认为这是一件大事,自己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他清楚:这一举动,会给他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和很艰苦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从此,朱自清先生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了。1948年8月4日的清晨,他胃部剧烈疼痛,大口呕吐,脸色苍白。妻子借钱把他送进医院,做了手术。8天以后,他的病情恶化。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妻子断断续续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买‘美援’面粉声明上,签……过名字的……”
妻子说:“我知道。”
朱先生又吃力地说下去:“美援……面粉,是……用来……收买……中国人灵……魂的,决……不能买!”
妻子泪流满面地说:“你放心吧,我们决不去买。”
朱先生已经没有力气了,他的声音低得很难听清了:“不管……家里……有多大困难……也不能买……”
第二天,朱自清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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