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和世界史横向对照表

书如食粮，有的几口可以下肚，若快餐；有的则如美食，需要细嚼慢咽，慢慢品尝，如樊树志先生所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

回顾学习中国历史的经历，留在脑海深处的多半是枯燥的年份、人名和历史事件，展现在历史课堂和书籍上的都是盖棺定论、死板教条、形似枯槁的记述。但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历史真的是要这样来学和领悟的吗？《国史十六讲》作者一改历史书枯燥乏味的风格，引用了大量的典故和文章，重现了当时的风土人情，将读者一下子带到了当时的社会之中，令人兴趣盎然，欲罢不能，有如穿越时空，身临其境。

樊先生的《国史十六讲》，是他为复旦大学开设的一门精品课“国史概要”所撰写的讲义，目的是“给不同专业的学生一个历史深邃感的启示，激发他们重新思考中华文明史的兴趣”。作者既提炼百家之言，又构成一家之说，一改以往历史教材的常规写法，大量吸收国内外的最新历史研究成果，在个案的描述和史事的评价上，以及清新的文笔、稳健的持论等各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享受，开阔了读者的视野，激发读者对历史的独立思考，在欣赏文字的过程中接受了更多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真相。

《国史十六讲》主要以时间和朝代为序，分十六个专题概述了中国自史前到清朝前期的历史，以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为主线，概略性地介绍从中国人的起源到清朝最终走向没落的过程。在21万字的篇幅内，作者是从自己的读史心得中提炼出对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问题的具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在篇章的安排、内容的取舍、标题的斟酌上“煞费苦心”，独具匠心，澄清了许多被误导和戏说搅得相当混乱的历史观念，并大胆质疑，理性剖析，融入自己的深刻感悟。书中吸收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海外学者的新视野、新观点，不少地方对传统的历史观念构成了挑战，展示了国史画卷的另一面。无论是对于历史爱好者，还是对史学研究者而言，都不失为一部好的史学作品。

《国史十六讲》视野开阔、文字优美，把中华辉煌的几千年文明史浓缩在十六讲里，既“好看”——写法吸引人，也“值得看”——让人觉得读有所值。

一、视野开阔，博学严谨

传统的中国古代史教科书，多单纯地以“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为框架，往往被写成生产发展史和农民战争史。在结构上，则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大板块的机械排列。与之不同的是，《国史十六讲》将中国历史分为“大同之世”（史前史与传说时代）、“青铜时代”（夏商周三代）和“中华帝国时期”（秦至明清）；突出文明、文化的作用，淡化阶级斗争，对于农民起义很少论及；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三大块”模式；采取“专题”的形式，不求面面俱到，也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用晓畅的语言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

《国史十六讲》不是单纯地介绍历史知识和其他学者的学术观点，而是融合了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来力图揭示历史背后的意义。樊先生对于中国史的“纵通”有着较好的把握，对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也有明确的认识。除了引用《史记》等经典历史著作外，还有针对性地引用了《世界文明史》《亚洲史》《宋代文化史》《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人口史》诸多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广泛关注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大量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海外学者尤为重视，显示出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博学严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学术素养。据初步统计，书中所引中国内地学者18人23次，海外学者43人74次，海外学者引用人数和次数分别是内地学者的两倍多（人数）及三倍多（次数）。

中国学者对中国史的认识有时候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弱点（樊先生也深有感慨）。而海外学者比我们更具有全球史的眼光，更注重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可对中国史开启一些不同的角度或思路。受其影响，《国史十六讲》经常以世界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史。该书在引用海外学者观点之后常常提示读者：是否可以据此换一种角度思考我们久难解决的问题？开阔的视野令人眼界大开，显示出的恢宏气势恰是它的魅力所在。

二、侧重文化，详略得当

《国史十六讲》采用专题的形式，以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为主线，概括性地介绍了从中国人的起源到清朝闭关自守的过程，其中对每个朝代的政治体制变迁、文化发展、社会特点等方面提纲挈领的介绍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延续性，从而避免过多地陷入细枝末节当中，重点清晰、详略得当。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经学、谶纬、清议、玄学，再到宋朝儒学的新发展，明朝的朋党之争与文人社团都有专题进行叙述；史前和夏商周等思想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盛行于唐代的佛教文化，晚明开始的西学东渐及清朝前期的文字狱问题也间接地在文中被提及。可见，作者侧重于思想文化方面，为我们理清了从上古时代一直到近代的中国文化发展脉络。这说明，文化产生、发展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但文化的发展又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凡是经济繁荣，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时期，都是最为开放、文化最为发达、交流空前活跃、充满活力的时期，比如唐代，唐朝人上至唐太宗李世民下至普通商人居民，无不眼界开阔，对其他文化广采博收，使包括音乐艺术在内的大唐文化远播世界，京城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居民百万，吸引着亚洲各地的商贾、留学生和朝拜者，唐朝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性大帝国；相反，凡是历史上文化专制闭塞、停滞不前的时期，也就是国力衰弱、一蹶不振的时期，比如清朝后期。

除了重点对文化史的探究外，对政治制度、经济等各方面的论述也是详略得当，重点分明。关键字用黑体标出，便于读者阅读；诸如论述秦汉时中央集权体制初建的维持方法，解释魏晋风度的特点，分叙唐朝佛教的各派别等。以黑体字表明论点，并于后文详细分述，这有助于读者把握重点，理清各部分的基本脉络，并且加深对思想文化方面的理解。全书主次鲜明，重点清晰，对于我们了解以及研究历史有着很大的帮助，也是论文写作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三、学术热点，引人注目

《国史十六讲》论及了不少学术热点话题，也是当今最具前沿性的课题。这些话题不仅能激起青年学子的兴趣，也是为专业学者所重视的。

有些话题集中于国内学界。如关于中国有无“封建社会”的争论是当前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封建”概念的混乱是解决此问题的最大障碍，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封建”概念的辨析。对此，该书第二讲中“解读‘封建’的本意”有专门讲述：“封建”一词来源于周朝的封邦建国。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叫做“立家”。这样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状的封建体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就天子与姬姓诸侯这一体系而言，封建与宗法有着密切关系。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国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与血缘上的大宗，紧密结合，成为“封建”的精髓。这与今天的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大相径庭。“封建”即“封邦建国”“封建亲戚”的本意，正反映了内地学界的新动向，予人以启发。

有不少课题是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的。也许正因为海外学者的启示，才使中国的某些问题走出狭隘的境界，从而焕发出新意。例如第九讲“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宋朝”。在传统史学家的笔下，在传统教科书中，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屡屡遭受非议、评价不高的朝代，但是西方学者很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是个黄金时代。在樊先生笔下，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荣的时期，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科技发展与经济辉煌。宋朝在农业发展和商业革命中取得重大突破；文官政治取代了军人政治，一扫贵族阶层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平民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统治阶层，其比例超过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为历代之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诞生于宋代，并由此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印刷术在知识传播方面，火药在战争上，指南针在航海上，并且随着这些发明的利用又引起了无数的变迁。这些变化促进了15-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宋代有辉煌的一面，无论在科技、经济和文化各领域，都是繁荣与创造的黄金时代。

对晚明史的认识也受到海外学术的影响。一般人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出现的新事物，但樊先生指出，不少海外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早在16世纪就开始了。而且当时的经济中心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明代通常被认为是极端落后的，而事实上其晚期经济正处于世界前列。在明朝，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被运往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流向了中国。在这种背景下，郑和比西方人早一个世纪开始大航海的尝试，先后七次下西洋，主要目的是要“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显示天朝大国的富庶与强盛，而没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殖民地的雄心和野心。也正是因为中国的富庶，西方列强一直垂涎于中国，并在后来大举入侵由于闭关导致军力落后的清王朝。这种论点既是对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的挑战，也是对早期西方汉学“中国停滞论”的极大颠覆。尽管具体结论值得商榷（实际上，已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先进性”估计过高），但其方法论的意义已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晚明社会变迁”由此成为明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国史十六讲》在“全球化”背景下看晚明史，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论，希望把对晚明史的认识引向更高的层次。在更宽广的视野上看待15-18世纪的中国，樊先生多方引证说“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正是中国”！此类论述，不一而足，给人以启迪和兴趣。

四、学术宽容，久违一见

樊先生不是简单地靠讲故事吸引眼球，在对史实的重新梳理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国内外学界的最新成果和相关争议。作者在直陈各家之言的同时，有一些历史事实的介绍，坦言自己的学术观点，也有自己的一些推测与论断，使我们能领会到久违的学术宽容。例如：第二讲中“解读‘封建’的本意”，以一个史家所独有的“大历史观”洞察力，剖析了“公社”与“井田”制度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影响，指出从周代的农村公社到汉代的王莽改制、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及至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其中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即对公社与井田的赞美与怀恋。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令人深思。第三讲在介绍了诸子各派学说之后，指出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既有学术性，也有较强的政治性——游士们向各国国君游说，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需要使得那些政治性强的学派，如法家和儒家成为显学；而关注科学、放弃政治追求的墨家则失去其“显学”的地位。第四讲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评述，作者指出，汉武帝的“儒表法里”的统治政策，也是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秘诀，独尊儒术的背后是儒与法的并用。虽然运用政权的力量控制意识形态是法家的发明，但秦始皇以镇压手段控制意识形态不成功，而汉武帝用另一种方式——“劝以官禄”，使儒家教化逐渐普及，取得了极大成功。第十讲讲述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的坎坷之路，说明学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早已有之，这是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作者直言：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排除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

五、挑战定论，见解独到

《国史十六讲》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同时期的比较，便于读者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解释了中国分封制下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 的区别，指出了两者的不同；对晚明开始的西学东渐与东学传入西方，中国人是否起源于非洲等，见解独到。

樊先生还对一些传统定论发起挑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推测与论断。例如：五代时期，曾历仕五朝八姓十一帝的冯道，被旧史家斥责为“无耻之徒”，而作者根据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冯道其实是一个“模范宰相”。通常人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只许儒家一派存在，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樊先生根据国内学者的新研究，指出最初董仲舒的建议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在现实政治中，汉武帝并不完全依赖儒士，其治国方略为“儒表法里”。所谓“王道与霸道”，亦即儒术与法术并用，才是专制集权的真正秘密。传统观点认为“倭寇”是“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有中外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嘉靖时期中国沿海“倭寇”的主要成员是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民间商人集团，其首领“倭寇王”王直就是徽州商人。他们为了冲破明朝的海禁政策，与官方正面冲突，被称为“倭寇”。当然王直的队伍中确实雇用了一些日本人，但他们处于从属的地位。樊先生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明朝的“海禁”政策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倭患”实际上反映了官方与民间之间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这一提法或许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但无疑值得重视。有学者认为“东林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被它的敌人污蔑为“朋党”。樊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提出“东林非党论”，并指出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党”这个字，在现今国人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主要指“政党”。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17世纪英国出现辉格党、托利党之前，并无政党。就中国而言，1894年出现兴中会之前，也无政党可言。中国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党”，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晚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党”“旧党”，南宋的“伪学逆党”等，几乎无一例外是朋党或是被对立面诬陷为朋党的。“东林党”当然也是如此。汉字的特性往往一字多义，朋党之“党”，与政党之“党”，是同一个字。在英文中，政党之“党”是Parties，朋党之“党”是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绝不至于把“朋党”误为“政党”。

六、标题新颖，文笔生动

《国史十六讲》标题新颖，充满诗意。如“第七讲唐：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第九讲　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第十一讲　骑马民族驰骋的年代”“第十四讲　面向海洋的时代”“第十六讲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都让人充满好奇心，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望。

《国史十六讲》旁征博引，清晰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使得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不仅巩固了基础知识，也对学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个大致的掌握。而且，樊先生在写作过程中援引不少诗词及成语典故，使得语言表述更为形象生动，引人入胜。据说樊先生在复旦大学开课时，曾经“三百人的梯形教室人满为患，坐在台阶上的、站在墙边的，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有笑声传出”。这对于一堂历史课来说，是罕见的。樊先生把他富有魅力的讲述带进了《国史十六讲》。信手翻书，随处可见这样的生动讲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制礼作乐’，就是令孔子顶礼膜拜、魂牵梦萦的礼乐文明……他对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极为不满，他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就是对‘礼崩乐坏’的怒吼。”前辈史学家张荫麟关于楚文化的一段论说，真是让人神往呀！“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全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神农，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是披着荷衣、系着薏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钺的司命（主持命运的神）。适宜于楚国的神祇不是牛羊犬豕的腥膻，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辞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在讲述“郑和下西洋”一节时，作者不仅用清晰的思路为读者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情不自禁地感慨：“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把他最崇敬、最热爱的大海作为长眠之地。确实，他是大海之子，他是属于大海的。按照他的遗愿，带回南京的只有一双鞋子和一撮头发，葬在南京城外的坟墓里，供后人凭吊。”作者仿佛是郑和的莫逆之交，对于郑和之死感慨满怀。历史在散文般多情的叙述中向我们款款走来，直抵灵魂深处。像这样富有魅力的语言帮助我们亲近历史，从而成为进入历史的一个通道。

随着樊先生的笔墨神游，的确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假如说“历史是已经消失的客观存在”，樊先生则是力求把这“存在”真实地再现出来，并于深入浅出中告诉我们“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在“然”中，让你耳目一新；在“所以然”中，让你豁然开朗。正如有人这样评价：“在该书每一个章节，你都能读到中国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和相关争议；虽然作者也有所倾向，但他都直接说出一家之言的判断理由。学习这样的历史，真的感觉好酷，好像在看BBS论战一样，在观战之余，读者内心逐渐有了一个开放、客观的国史轮廓。”

总之，《国史十六讲》带给我们的是简明扼要而又不失优雅地述说历史的快乐，既给初学者以知识，也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又耐看，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

（《国史十六讲》带给我们的是简明扼要而又不失优雅地述说历史的快乐，既给初学者以知识，也给治史者以启迪。该书好读又耐看，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本文获2015年“书香羊城”———广州市第六届人文社会科学普及读书征文活动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