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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遗嘱

时间:2023-02-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诺贝尔曾写过3次遗嘱。基金会每年的收益用来奖给科学和文学领域内的杰出人物,以及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这最后的遗嘱,终于使诺贝尔有机会向世人表明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专门制造炸药从而使战争的残酷性加剧的人,还是具有崇高理想的专注的科学家?

人到老年,诺贝尔开始考虑自己的归宿。一生以四海为家的他,虽然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和法国的巴黎都拥有至少三处以上的别墅,但陪伴他的始终只是寂寞与孤独,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

他最为崇敬的母亲和哥哥路德维格已去世多年,科学界和商界真正志同道合的挚友也寥寥无几。19世纪末期,诺贝尔打算回到他的祖国——瑞典,虽然他9岁就离开了这里,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瑞典公民。

一位归国富翁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买下一幢漂亮的公寓或乡村田庄来安度晚年?不,这不符合诺贝尔的个性,他是一个属于工作的人。

1893年10月21日,诺贝尔的60岁生日,当天他的实验记录和日记表明,在那个和平时一样忙的工作日里,他打算办理“无声发射武器”和“消除唱片上的干扰性噪声”的发明专利权;这位思虑深远的经济巨人,在为社会制造了那么多雷鸣般的爆炸之后,现在竟向机械制造进军了。他在考虑购买瑞典的钢铁公司博福斯。

1894年,诺贝尔花费了130万克朗买下了在韦姆兰省博福斯的“博福斯——古尔斯邦公司”,这里后来成为著名的钢铁厂和弹药厂。诺贝尔同时还买下了附近的卡拉斯大瀑布,他计划开发这条河流的水电资源。这是瑞典利用所谓“白煤”的早期范例。而水电开发,成为现今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电力资源。

瑞典冬天的凛冽气候,对于这位新的主人来说是太残酷了。诺贝尔从小便体质不佳,而现在,他的健康状况更是愈来愈糟糕了,严重的偏头疼和血管痉挛症纠缠着他。他被告知,他得的是一种严重的心绞痛症,必须得到绝对的休息。

宣布这一病症的医生的实际意思是说,是到了该准备后事的时候了。诺贝尔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这位一生都在探索与思考的巨人开始认真地考虑起自己的身后之事。

一直都存在于脑海中的和平思想,诺贝尔想使它发挥作用,变成真正对世界有利的现实,用他力所能及的方式——捐献大量的金钱。

事实上,诺贝尔一直是这么做的。诺贝尔的急公好义在整个欧洲都很有名。他用金钱资助过许多因经济原因而被迫放弃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他诚心诚意地赞助慈善事业,对每个人的恳求都非常关注。

他曾经在给友人写的一封信中描述这样的情景:每天至少有两打求助的信件,平均需要2万克朗,一年合计至少要700万克朗。当然,这样巨大数额的资助要求使大富翁诺贝尔也难以应付,而且,区分这些要求的动机是不是真的很重要,这些也需要诺贝尔付出必要的精力与时间。断断续续,诺贝尔制定了一些条条框框来规定了那些受助者的条件。他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出,需要找到或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帮助他处理这方面的事务。

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诺贝尔曾写过3次遗嘱。最后的一次写于1895年12月27日,在这份遗嘱里,他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一个基金会。基金会每年的收益用来奖给科学和文学领域内的杰出人物,以及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这最后的遗嘱,终于使诺贝尔有机会向世人表明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专门制造炸药从而使战争的残酷性加剧的人,还是具有崇高理想的专注的科学家?

诺贝尔因他的遗嘱,把他的名字和文明、进步与崇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1895年12月27日诺贝尔遗嘱的主要内容:

签名人诺贝尔,在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就此宣布关于我身后可能留下的财产的最后遗嘱如下:

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这份资本将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并将构成一种基金:它的利息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上述利息将被平分为5份,其分配方法如下:一份给在物理方面作出最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作做出过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给在生理和医学领域作出过最重要发现的人;一份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一份给曾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为废除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与促进和平会议作出最大或最好工作的人。我明确的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那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接受奖金。

肆虐的病魔为诺贝尔选择了一个非常突然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他得了脑溢血症。

1896年12月10日,在圣雷莫的别墅里,这位不知疲倦的科学巨人在疾病袭来之前的几个小时,还在给他的助手及好友索尔曼写一封关于新型的硝化甘油炸药的信件。信的末尾说:“一旦到了我能够的时候,我就将回到这个使我们感兴趣的题目上来。”

信尚未寄出,疾病就袭倒了他,从发病到最后合上眼,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诺贝尔自己多次担心过的不祥预言变成了事实:“临死之前,周围只有雇用的仆人,而没有任何一位亲人用他的手轻轻地帮我合上双眼,并且小声地说几句温柔真诚的安慰话。”他的仆人们甚至来不及通知他的两个侄儿及他的好友。

在离开之前,疾病使他无法站立,而且部分地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他那时表达了怎样的意思。

依照他生前的愿望,亲友们为他安排了最后一次远行,护送他的遗骨回到了斯德哥尔摩,安葬在他的父母及弟弟的身边。墓碑上简简单单,只刻着他的姓名及生卒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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