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杜威学校

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与社会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在教育方面，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学生人数增加，尤其是中学生等低年龄受教育者人数的增加。第二，包括高等大学在内的学校数量猛增。不过，就在教育走向普及的同时，由于美国教育原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所以欧洲古老教育中重视死记硬背、脱离社会实际的灌输式教育也在美国普遍存在；可是，这种教育显然已经不能适应19世纪的世界，更不能对上19世纪美国的口味。试想，面对日益发展的工业、日益精进的知识，学生们却只能关在书斋中学习那些死去的知识，即使有的学校已经在教授新知识、新思想，但它的方法却仍旧是呆板、无趣的。

如何改变现状？有谁会参与到这场变革当中，从而给当时的美国带来一场新鲜的春雨？还是那句哲理，历史充满了机遇，而机遇往往青睐于那些有准备并且善于付出努力的人。

1884年，当杜威背着行囊风尘仆仆地来到密执安大学的校门口时，历史便给了他一个机遇。

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名叫安吉尔，此人也算是教育界的一位“豪杰”。因为当时中学数量激增，所以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报考大学的中学生，如何省掉招生考试的麻烦，而又在兼顾公平的情况下，能提高学生们进入大学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安吉尔灵机一动，随即作出一个富有魄力的决定：通过调查当地的中学，挑选一些成绩优秀的学校，从而给予该学校学生免试进入大学的“优惠”政策。这个政策一出，因为其有效性，所以很快风行全美。不过，由于担心中学为了获得优惠政策而弄虚作假，所以安吉尔又在密执安大学内设置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此事。幸运的是，杜威除了教授哲学和心理学以外，还成了该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这份工作对杜威来说，可谓十分的重要。这里的重要不是指职位的高低，不是薪水的多少，而是借助这个跳板，杜威远远望见了自己的未来。在进入密执安大学以前，除了短期的执教生涯以外，杜威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研究哲学，并且已在国内小有名气。可是在此之后，通过与当地中学的实际接触，杜威越来越感到中学教学内容的贫乏、教学内容的呆板。时间愈久，他对教育的思考也就愈深刻，而改革之心也就更加强烈了。

因为在密执安大学内，他施展抱负的余地较小，所以就在1894，离开密执安大学，进入了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开始执掌其中的一个系。据杜威女儿后来的回忆，以杜威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他之所以会选择芝加哥大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该校的那个系包含了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事实上，杜威正是想利用在该系的工作，深入地研究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之间的关系，继而大展一番拳脚。

果不其然，仅仅在该校呆了两年之后，杜威久久酝酿的变革终于结出了一枚果子。这一年，杜威准备办一所实验学校，招收3－7岁的儿童进行学习。实验学校！当时还没人听到过这个名词。于是有人讥笑杜威：

“莫非将孩子们像实验品一样解剖吗？

杜威摇摇头，回答道：

“我所谓的实验，是将我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的一次教育实验，它是一个发现错误并不断纠正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将把教育当做一门科学来讲究、来验证。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便不能知道哪种教育思想是好的，哪种又是拙劣的。”听了这个回答，有人又问他：

“那你的实验学校是不是就是一个模范学校，到时大家都可以照搬经验？”

杜威听后，微微一笑：

“不！我们只是在实验，实验学校并没有达到模范学校的等级，也并非可以让其他学校照搬经验。”

虽然当时的美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就实验学校这件事来说，大众也还是第一次耳闻。面对这种现状，如何使大家了解实验学校的办学初衷，理解自己的教育思想，了解自己将在这所未来的学校中如何教育学生，杜威开始准备做一系列的演讲。他计划着，通过演讲，一方面，可以为筹建学校拉赞助，一方面也权当做一些舆论铺垫。说干就干，为此，他接连进行好几次演讲。

在其中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我们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教育，我们将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什么样的人。在以前，知识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知识皆被有权力的人垄断着，所以为了培育自己的继承人，上流阶层的人会采用灌输的方式教育自己的继承者。但是，时移世易，时代变了，教育方向也应有所变化。我们如今是朝着民主社会的方向努力，工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为了感触时代的呼吸声，我们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以前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为了让学生将来能够适应社会，必须让他学会生存的本领，所以说，成功教育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能否将学生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当杜威将上述思想讲完后，一名观众发出疑问：“博士说，将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那具体应该如何做呢？”

“别急，我将谈及这个问题，只是稍后再谈。我接下来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杜威眼见刚才问问题的那位男士还站着，就顺便问他，“请问，您了解您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吗？”

“您指的是哪方面？”

“我的意思是说，老师如何给你孩子传授知识？”

“也没什么，就是老师通过课本教授孩子知识。孩子再根据老师的指导学习、记忆。”

“还有呢？”

“还有什么？”这位家长不明白杜威追问什么。

“我是说，孩子在学校、教室的场景。”

不听则已，一听这位大名鼎鼎的老师提出这个问题，这位家长有点想笑，但是出于礼貌，还是控制住了。他看见杜威一直盯着他看，便不假思索地说：“全美国的学校不就一个样嘛，学校中有花园、图书馆、教室、宿舍等。教室里是一排排整齐的桌椅，上课时，学生们就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听讲。至于他们专心不专心，我就不知道了。”说完，这位家长就坐下了。

这时，杜威看见台下观众已经轻轻地嘀咕开来，就又从其中找到了一位女士，然后问她：“作为一名母亲，您对现在的这种教育现状如何看呢？”

“我觉得老师就在那里教，孩子就在那里听，有点呆板。”那位女士回答。

“对！”

“对！”

“对什么？本来就应该这样，难不成还让老师坐在那里听，学生在那里教？”听到场内有人附和那位女士的观点，有位老人家有点愤愤不平地抬杠。

尽管观众对这一问题，出现了不同的反应，但是杜威还是很高兴，因为他看见大家开始思索这一问题，而这正是他想要的氛围。接下来，杜威讲出了自己想说的第二点。

“正如刚才那位男士所言，在我们美国学校的教室中，很容易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一排排难看的课桌按几何顺序摆着挤在一起，以便尽可能没有活动的余地，课桌几乎全都是一样大小，桌面刚好放得下书籍、铅笔和纸，外加一张讲桌和几把椅子，另外就是光秃秃的墙，或者还有几张图画。再说课堂，大多数的情况都是通过老师和课本，学生按要求掌握一定的知识。请大家试想一下，这样的教育方式合适吗？”没等大家回答，杜威就接着说，“我认为不合适，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那种课堂就像是今天的演讲现场，老师就像是我今天演讲的角色，而学生就像是在座的各位听众。请大家试想，这样的角色，合适吗？教育本身就是为了孩子，孩子本应是主角，但是却成了听众。请大家再联想一下课堂中固定的座椅，学生们坐在上面上课，不就成了“静静的听众”？这时，学生就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总是在依附老师，请问，这样的教育是有利于孩子发展的教育吗？”

这时，一位听众站了起来，问杜威：“博士，请问，您为什么认为这种方式不对呢？老师本来就是知识的拥有者，孩子什么都不懂，当然要跟着老师学习，这有什么错？”

本来杜威还想着大家的教育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自己的教育思想不好阐释，但是，刚才这位观众的想法的确很有代表性，所以他就想接着这根杠杆，着重谈一谈这一问题。

“我认为，我们许多人的出发点走偏了。孩子真是一无所知吗？孩子懂得很少，他就应该始终围着老师转圈圈？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孩子们尤其是儿童，他们具有潜在的学习能力，并且存在四种类型的兴趣。这些兴趣包括：谈话或交际方面的兴趣；探索或发现方面的兴趣；制造东西或建造方面的兴趣；艺术表现方面的兴趣。这些兴趣是儿童们与生俱来的，是他们最丰厚的资本，因为儿童们具有这些潜力，所以我们应改变以前的看法，就像哥白尼抛弃了地心说而主张日心说一样，我们也应主张，儿童就是教育的中心，就是教育所应该围绕的太阳，我们需要在教育界开展这场革命。”

杜威这番话刚说完，底下的听众已经出现各种情状，有的沉默不语，似在深思；有的则连连摇头，好像对这种观点丝毫也不认同。杜威没有继续发言，他在等待听众的提问，从前几次的经验中，他已经认识到，从疑问入手，更有针对性，也更容易擦出智慧的火花。果然，一位听众站了起来：

“请问博士，照你这么说，孩子不应呆在固定的座椅上，难道应该像牧人放牧羊群一样，呆在大草原吗？”一句话，引起了听众们的哄堂大笑。他接着补充，“再说，你说教育要与时代、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可在一个小小的学校内，怎样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况且，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并没有脱离实际，孩子们现在还在打基础，等年龄大了，自然会走向社会。”他说完，已经顺势坐下了，但杜威却反问他：“能不能将桌椅从固定的变成移动的？能不能在学校内建设工厂？能不能让小孩子在工作中、活动中亲身体验，主动地学习？”

这一连串的问题犹如一声声雷鸣在听众的脑中轰响。

“如果将桌椅移动了，岂不乱套了？”

“将工厂搬进学校，学校还叫学校吗？学生岂不成了工人？

议论声此起彼伏。

杜威依然镇静，他解释道：“在我们以前的概念中，教育就是为了将来作准备，学校就是课堂、图书馆、桌椅，有时可能还有实验室；但是，我认为，教育应该贯穿在孩子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应该伴随着他的成长过程。简言之，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就是成长的过程。再者，我们也应该更新关于学校的形象。因为教育与社会密不可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将学校建设得更像一个小型的社会、为什么非要将它营造成一个只有朗朗的读书声的场所？

“按照我的设想，为了最大可能地将学校变成一个微型的社会，学校内部除了现在普通学校中普遍具有的设施以外，还可以设置木工车间、金工车间、纺织室等工业场所，不仅如此，还可以有厨房、商业场所。更理想一些的话，学校周围还会有乡村、农庄、花园等。如此，学生便可以充分地参与到农业、工业劳作中，并可以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

“那到底是学生呢，还是农民、工人？”

“如果单单劳动了，单单活动了，那么，原来在课本中传授的知识应该去哪里学习？”

有几个人趁着杜威喝水的时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针对这些问题，杜威回答：“这其实正是我接下来要谈的教育方法以及学习方法的问题。在我刚才设想的学校当中，学生所有的活动都是为掌握知识、提高品德、练习技能而准备，所有的活动都是一个整体，都将充分地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举个例子，现在有一个儿童准备做一个盒子，如果你只教他怎么做，或者他只在脑中空想这些知识，那么，无疑地，他只能纸上谈兵。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他准备动手去做，他的目的、计划就必须很明确。在制作的过程中，他又得选择合适的木块，测量所需的部件，设计一定的比例。在整个步骤中，包括了准备材料、锯、刨、用砂纸擦光、使所有的边和角都恰如其分等多个工艺。如果他最终制成了这个盒子，他就会乐在其中，体验到劳动的辛苦，认识到坚韧不拔的可贵，并且掌握相关的知识。

“再举个例子，当我们想给儿童们讲授人类发展史的时候，我们怎样讲呢？是把原有的知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吗？不能这样。我们可以首先引导他们想象原始人怎么生活，他们住在怎样的山洞里，用怎样的工具打猎。当他们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和疑问后，再可以让他们去一堆石头中捡出自己认为可以制造工具的种类，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学习相关矿物学的知识。接下来，当讲授铁器时代时，要炼铁，自然需要熔炉，熔炉是什么样子呢？可以引导儿童在纸上画出它的草图。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炉嘴、排气孔的位置安排以及相应的燃烧原理，所以在不断地改正中，他们又能获得这方面的知识。

“除了要在教育中渗入许多活动外，即使在理论知识的教授上，我们也应该注意语言的表达，应该运用最适合儿童心理的表述方式。可以举个例子，当我们想教授儿童有关地球早期状况的知识，我们既可这样表述：‘当地球冷却凝结时，水借助二氧化碳从岩石中把钙拖出来，继而溶在大量的水里，小动物在水里就可以利用它。’也可以这样说：‘当地球变冷以后，钙存在于岩石中；而二氧化碳和水会结合成一种溶液，当它流动时，便把钙拽出来并将其带进海里，这时，海里的小动物就可从溶液中摄取它。’你们注意到上面两句话吗？其中的‘拖出来’‘拽出来’是一种很形象的表达，我认为这是一种诗的语言、科学的语言。在对学生们，尤其是儿童的教学中，就应该使用这种语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有切身的体验……”

通过这些演讲，许多听众，尤其是许多家长初步了解了杜威的教育思想。由于其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对当时的教育方法深感厌恶，所以决定支持杜威办实验学校。同年（1896年），实验学校建成，初名为“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后来，因为学校中的老师仰慕杜威，所以又将学校称为“杜威学校”。虽然它隶属于芝加哥大学，但是其大部分经费还是来源家长和社会人士赞助。

当实验学校最初开学时，只有16个学生，2名老师。到了同年的10月，学生增至32人，1903年，学生则多至140人，到1904年，教职员达23人，助教（由大学研究生担当）10人。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杜威还专门编写出了一套特定的教材和方法。在具体的教学上，与普通学校相比，实验学校的确有点另类，比如，第一，全校有很多个教研组，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音乐、语言、手工训练、家政、体育等。第二，学生不是按年龄来分班级的，而是按照发展程度的不同分成不同的组；第三，学校里没有考试，更没有留级。第四，学校中设置了生物学和物理学实验室、体育馆、工场等设施。在办学伊始，由于学校的特色，所以吸引了不少参观访问者，下面一段话便是其中一位的见闻：

“除了在会议室和图书馆里以外，没有桌子和固定的椅子。当要求一个由8岁或10岁的儿童组成的一个班不要在教师面前坐或站成一排时，他们只是顺便把很矮的椅子整了一下，任意地围绕着她，正像他们在家庭里一样。她给他们讲一个故事。如果他们要扭动扭动自己的四肢，他们完全有自由这样做。他们可以变换自己的位置，如果他们安静地去做。而且，的确如果一个儿童由于讨论中的一些激动的事情从椅子上跳起来，轻轻地手舞足蹈，我不认为他受到的责备是很严厉的。他们在课堂或任何其他地方可以相互交谈，而且常常兴致勃勃地讨论困难的问题。那里有免于受束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允许流于放任。”

如观察者所见，杜威想一步步将在演讲中表达出的理想付诸于实践中，他想在类似于通过做饭，儿童便能学习化学知识的这种实际活动中调动儿童的积极性。根据原计划安排，实验学校度过了摸索期，进入了修正期和提高期，然而，当到了1904年时，由于杜威与芝加哥大学校长在学校管理方面的分歧，杜威愤而辞职，结果，实验学校也就此停学。

虽然实验学校从开学到停学，只维持了八年时间，但是这所学校，无论对杜威还是美国的教育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杜威的学生胡克甚至认为，实验学校是“美国整个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最大胆的实验”。

在实验学校停办之前，杜威发表了一系列的教育著作，包括1897年发表的《我的教育信条》，1899年发表《学校和社会》，1902年发表《儿童和课程》。《学校和社会》是实验学校开办前，杜威所作演讲的集合，这本书在当时与他的实验学校交相辉映，不但在美国本土上掀起评论的狂潮，而且还被译成许多种文字，从而风行海内外，成为杜威早期最重要的教育著作。

因为实验学校以及其他缘故，从1904年起，杜威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并从此在该校执教一直到退休。此后，1915年，杜威又出版了《明日之学校》，1916年，又写了《民主主义与教育》，在这些著作中，杜威讨论了民主社会与教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