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鲁士国王的决裂

1749年10月初，伏尔泰从吕内维尔来到了巴黎。由于生活无人照料，1750年1月，他的外甥女德尼夫人和他住在了一起。这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又开始殷勤地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供职，他保证把整个夏天的时间都用于陪伏尔泰和学习上。这位国王清楚，一再阻碍伏尔泰和自己交往的爱米莉已不在人世了，把伏尔泰据为己有的机会真正来了。果然，3月中旬，伏尔泰回信了，他表示接受普王的邀请，在夏季到来时赴波茨坦。

促使伏尔泰走进普鲁士王宫的主要动机，不是出于个人的自尊心，也不是追求荣华富贵，而是由于他天真地相信世界上可能存在着开明君主制的王国，他希望利用自己国王教师的身份，借助这位哲学家国王来推行为了本民族幸福而进行的重大社会改革。

1750年6月，伏尔泰要离开法国了。当他离别时，他最后一次拜见了路易十五。当伏尔泰走出宫廷之后，路易十五高兴地对他的大臣说，现在好了，普鲁士宫廷多了一个疯子，法国宫廷少了一个疯子。

腓特烈二世对伏尔泰的照顾很周到：伏尔泰在宫内用餐，国王的御厨听候他的吩咐；他出门旅行，可以骑国王的御马。伏尔泰从来还没有享受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他在给法国朋友的信中，盛赞普王的礼贤下士、热情好客，痛斥那些打击迫害他的法国人。一时的兴奋又使他忘记了以前与腓特烈曾经有过的不愉快。

普王还赐封伏尔泰为宫廷侍臣，并亲自把象征国王侍臣的金钥匙交到他的手中。在腓特烈看来，能邀请大名鼎鼎的伏尔泰为王朝的“上宾”，在舆论上对普鲁士宫廷是极为有利的。曾经与腓特烈有过几次交往的伏尔泰，此时并没有完全看清他的本质。在他的刻意吹捧中，伏尔泰又对他信赖起来，并知恩图报，积极为国王润饰文稿。他还殷勤称赞普鲁士王朝的生活是“柏拉图的筵会”，逐渐为这位国王争得了“开明君主”的美誉。

但伏尔泰个性太强，到这里不久便又开始品头论足，他也逐渐发现，自己在这里除了给这位国王修改一些拙劣的法文诗稿之外，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做。国王的内政外交政策根本就不和他谈起，也从来不愿意别人过问。他试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这位开明君主来实现的愿望逐渐落空了。他还发现，腓特烈也并不像他自我标榜的那样是“国家第一仆人”，他不察民间疾苦，十分专制，一个人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国家。伏尔泰对自己曾寄予很大希望的这位“开明君主”开始感到厌恶和失望。腓特烈对伏尔泰的看法也大大改变了，他逐渐认识到伏尔泰除了超人的哲学头脑和艺术天才外，还有深刻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嬉笑怒骂，敢作敢为。这些使这位国王感到不安，由最初的敬重变为反感，尊贵的国王看不惯这位名人的傲慢习气，后来的一些事件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

有一天，腓特烈的御医悄悄告诉伏尔泰，当他某次与国王谈及伏尔泰时，国王冷淡地说：“我最多还需要一年，橘子汁挤干了，皮就要扔掉。”伏尔泰如梦初醒，明白了自己名义上是王室的“上宾”，实际上只不过是国王的工具而已。

后来发生的几件事使伏尔泰认清了普王的真面目，1752年，伏尔泰和当时柏林科学院的主席莫佩尔蒂发生争论，于是就写了一篇小说《阿卡奇亚医生的诽谤》，讽刺莫佩尔蒂。莫佩尔蒂与腓特烈交往密切，因此这本书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普鲁士宫廷内幕，使腓特烈二世十分恼火，并把伏尔泰变相软禁起来。他知道，跟腓特烈公开决裂的时候到了。1753年元旦，他把象征宫廷侍臣的钥匙和授予的勋章退回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害怕影响到自己开明君主的名声，不想让伏尔泰这样离开普鲁士，还和颜悦色地规劝伏尔泰回心转意；但伏尔泰心意已决，他要离开这个已使他生厌的国家。

在普鲁士的三年中，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便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对历史的研究上。当伏尔泰与腓特烈的关系闹僵之后，他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在西雷隐居以前就已开始撰写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的写作。1751年上半年，伏尔泰经过20年艰苦撰写的巨著《路易十四时代》终于完稿，并在柏林首次出版。

《路易十四时代》突出体现了伏尔泰启蒙主义的历史观，在他以前，历史著作是以纪传体为主，几乎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罗列。伏尔泰认为应该把历史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来评述，记叙的重点应放在财政、贸易、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等方面，要把人类精神进步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正是在这些观点的支配下，他把《路易十四时代》写成了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这本书接连在普鲁士、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等地出版，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