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主编

1841年4月中旬，卡尔结束了大学生活，开始走向社会。他的前景并不光明，仍是一片茫然。1841年7月，卡尔来到波恩，探望在波恩大学任教的布鲁诺·鲍威尔，希望能够在波恩大学找到一份工作，当一名哲学教授。然而，他亲眼看到的是，自己的朋友都是青年黑格尔派，政府将他们一一逐出大学讲坛和编辑部。

1842年1月初，燕妮父亲病重，卡尔又从波恩回到特利尔。为了帮助燕妮，分担她失去亲人的痛苦，卡尔在燕妮的父亲去世后，一直在特利尔住到了月底。这段时间，由于生活和职业的动荡，卡尔到处奔波，从波恩去科伦，又从科伦到波恩，再从波恩回特利尔，加上燕妮和自己失去亲人的悲痛，身体也拖垮了，这时，卡尔也病了一场。

身体稍微好转时，卡尔不顾燕妮的劝阻又立即去了波恩，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公开机关密切联系，并连续在《莱茵报》上刊载了他的十篇论文，文章的影响力也开始显出卡尔在《莱茵报》的位置。

1842年11月底的一天，《莱茵报》编辑部来了个陌生人。这个人就是后来和卡尔·马克思结成莫逆之交的恩格斯。只是，他们的初次见面并不算好，因为卡尔对恩格斯是商人儿子的身份不太满意。

卡尔是活跃在《莱茵报》编辑部最年轻的一个，由于他的笔力和几篇文章见报后社会反响良好，报社公司股东们极力把他推到了主编的位置上。卡尔任《莱茵报》主编的同一天就写了《共产主义与〈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尖锐地批评了这份报纸对共产主义问题所进行的武断指责。《奥格斯堡总汇报》认为，用法国贵族的命运来恐吓刚刚产生的德国资产阶级，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一些有钱的少爷们只是想玩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决不打算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与工人均分。

卡尔又以《共产主义》一文回答了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指责，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当前具有欧洲意义的重要问题。随着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后，他们面临着享有特权的贵族在法国革命时的情况，即那时资产阶级要求享有贵族的特权。现在，一无所有的阶级要求占有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31年和1834年工人起义，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

卡尔·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不仅仅是激进的民主要求，而且在为先进的世界观而斗争。尽管马克思在解释物质活动和精神生活的关系时，在国家的性质和作用方面还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是，在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他的观点开始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观点中冲出来，形成自己的新的世界观。《莱茵报》主编的激进让《莱茵报》的政治面目焕然一新，他的实事、客观唯物主义观点在人民心目中引起了共鸣。在马克思领导下，《莱茵报》变得异常活跃起来。

报纸的销量大幅度增加，这让卡尔很安慰。但与此同时，烦恼也来了，他必须面对更严厉的审查和政府的威胁。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内阁会议指责《莱茵报》是一家倾向极坏的报纸。但查封《莱茵报》的法令通过后的第十天，即在1月30日，科伦就举行了集会。会上通过了致国王的请愿书，要求取消这一法令。请愿书是秘密印刷的，且相互传阅，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约有千余人，并于2月18日寄往柏林。请愿书不仅反映来自城市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情绪，而且也反映了来自农业地区、乡村贫民的呼声。别恩堡——特拉尔已赫和郊区的52名贫苦的葡萄酒酿造者，在请愿书中写道：“《莱茵报》是否散布了谎言，是否诽谤了管理当局，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懂得，关于我们地区和我们的贫困状况，讲的都是真话，而这些真话再也不能不讲了。”

3月18日，卡尔·马克思正式发表声明，退出《莱茵报》。这一天，《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刷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