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瓦格纳决裂

尼采和瓦格纳的友谊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但是，这段友谊却是以决裂而收场的。

1872年4月，瓦格纳夫妇来到拜路特，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家歌剧院。这个时候的瓦格纳，已经失去了往日对于理想的热情，而是志得意满、不思进取。尼采每次来见瓦格纳，他都大谈特谈自己的会演工作，吹嘘自己是如何的了不起。他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不再有丝毫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在心理上逐渐产生了抵触情绪。

在这样的关系下，尼采与瓦格纳再也不可能有过去的亲密了。于是，尼采以《瓦格纳在拜路特》为题，写下一篇文章表达他对自己心目中的大师的批判态度。但是为了照顾瓦格纳的面子和他们之间的友情，尼采在这篇文章中还是充满了对这位大师的赞美，而把对瓦格纳的批判隐藏在文章的内部。在该文出版前，尼采还犹豫过一段时间。但是为了证明他们友情的真实，尼采还是毅然出版了该文。不过，瓦格纳夫妇已习惯了赞美和吹捧，所以只看到了歌颂，却丝毫没有觉察出文章里对他们进行怀疑和批判的意思。

虽然尼采对瓦格纳的转变很失望，但他还是希望瓦格纳能再回到从前。1876年秋天，德国决定在拜路特创立音乐节，演出瓦格纳的全部作品，尼采希望在这次演出中能看出瓦格纳有所改变，于是他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了。在参加瓦格纳的歌剧《尼布龙根的指环》的彩排时，尼采深感失望，因为他无法忍受该剧本浮夸庸俗的风格。在拜路特住了几天之后，他再也不想看瓦格纳的歌剧了，于是就离开了这里。

即使是这样，尼采对于瓦格纳的转变还是抱有最后一丝希望。他再一次来到了拜路特，而这时瓦格纳的音乐正在上演；但是，尼采只看到了这个陶醉于成功中的大人物的傲慢，而瓦格纳那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惧怕”的大胆艺术风格已经荡然无存。尼采原本期待瓦格纳能成为一个文化的挽救者，但是他完全失望了。因为瓦格纳不仅没有去和低劣的德国文化斗争到底，现在反而在迎合他们的口味。这个时期瓦格纳的歌剧几乎成了心灵的软化剂，皇帝以及那些富人都成了瓦格纳迷。那些铺张的场面和庸俗的捧场让尼采失望到了极点。在瓦格纳音乐的庆祝大会上，尼采黯然地对妹妹说:“啊！伊莉莎白，原来这就是拜路特！”最后，尼采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庸俗的拜路特，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件事对尼采伤害很大，后来他曾写道:“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恢复健康，而瓦格纳是我唯一的病痛。”

1876年11月，尼采在索伦托偶然遇上了瓦格纳，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瓦格纳当时正在创作剧本《帕西法尔》，并对参与宗教活动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他又开始向尼采吹嘘自己，但尼采对他十分冷淡。因为尼采在瓦格纳身上看不到一丝宗教信仰的虔诚，他看到的只是大人物的浮夸和虚荣。

瓦格纳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尼采对他态度的变化。这一次分手后，瓦格纳又亲自给尼采寄来了他的剧作《帕西法尔》。但是，尼采没有对这部作品表示出丝毫兴趣。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评价道：“昨天瓦格纳把他的新作《帕西法尔》送给我。初读的印象是它倒像李斯特而不像瓦格纳本人的作品——充满了反改革的精神。对于像我这样习惯于希腊式的普遍人性视野的人看来，这剧本是太基督教化了，太狭窄了。里面充满了种种奇谈怪论，没有骨肉，而有太多的血水(尤其是最后晚餐一幕简直是血淋淋的)。我也不喜欢歇斯底里的女主角……语言好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但是那种场合和表现方式——岂不是极高尚的诗？岂不是把音乐发展到了最远的限制？”

后来，尼采把自己写的一本新书《人性的，太人性的》送给了瓦格纳，在这本书里，尼采不再客气，而是对瓦格纳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只是没有点出他的名字。尼采说：“这位艺术家像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自己提出了要使人性幼稚化的任务。这是他的光荣之所在，也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瓦格纳的夫人收到尼采的书后十分生气，瓦格纳本人看到后更是恼火。他专门给正在养病的尼采寄去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在文中瓦格纳不指名地大肆攻击《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以报复尼采。但是尼采并不在意，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已不愿再和瓦格纳交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