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6月，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在紧张的战斗中，托尔斯泰仍然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对文学作品的博览，歌德、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诗是他的最爱。尤其是普希金的叙事诗《茨冈》，给了托尔斯泰强大的震撼，因为主人公的心境与他的心境是何等的相似。诗中这样描写贵族青年阿乐哥对于贵族阶层的鄙夷之情：
失去自由的城市令人窒息，围墙里人们挤得熙熙攘攘，无法呼吸到那清晨的凉爽，闻不到草地上春天的气息。
以爱为耻、思想受到压迫，对着那死的偶像低垂着头，为的就是寻求金钱和枷锁。
托尔斯泰不禁感叹道：“这些诗对我是如此震撼，奇怪的是，在这以前我却还不理解它们。”
在战斗之余，他废寝忘食地开始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青年》的创作，并先后完成了小说《伐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
由3篇小说构成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真实而尖锐地刻画了充满血腥的残酷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不幸，反映了托尔斯泰希望不再有战争的良好愿望。他还将那些贪生怕死的贵族军官和奋勇杀敌、具有崇高的爱国热情的下级军官及普通士兵加以对照，将最美的赞颂之辞献给了平凡的士兵们。
托尔斯泰的作品引起了沙皇政府的不满和干预，以至于在出版时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且还没能署上作者的名字。但这并没有动摇托尔斯泰的爱国热情和创作欲望。托尔斯泰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有消息说，这部作品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并且发表了。看来蓝衣党（宪兵）很注意我，因为我写了那些文章。但愿俄国时时都有这样重道德的作家。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一个说甜言蜜语的作家，也不可能去写没有思想、没有目的的无聊的空话。”
1855年，已晋升为中尉的托尔斯泰曾以军事信使的身份前往圣彼得堡。在那里，托尔斯泰受到了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德鲁日宁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
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因为这段时期，俄国社会尖锐的思想斗争使文艺界也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派系——以德鲁日宁为首的贵族自由派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虽然托尔斯泰同情农民的生活处境，但他却很赞同以德鲁日宁为首的贵族自由派，甚至宣称德鲁日宁等人是他“最为宝贵的三人同盟”。同时，他十分强调维护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进步的俄国文学方向持怀疑态度。
托尔斯泰的言行引起了进步文学界的不安。车尔尼雪夫斯基担心托尔斯泰的才华会毁于那些文学上的“美食家”之手，便写信劝告他不要压灭对俄国现实的“真诚的怨忿”，“我们愈是怨忿得厉害……我们将会愈加热爱自己的祖国”，“作家要做那些没有发言权的、受屈辱的人的辩护者”。
1856年11月，托尔斯泰以中尉军衔结束了戎马生涯。同时，游移于革命民主派和贵族自由派之间的、矛盾的他还完成了自传性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和《青年》。
1857年1月29日，托尔斯泰开始了第一次在国外的游历生活，并希望这次远行能让自己获得新的生活感受。
历时半年的国外之行使托尔斯泰的视野大为拓宽。尽管那些资本主义文明所滋生出的虚伪令他厌恶，但不可否认，托尔斯泰也看到了进步的社会、平等的人们以及舒适的生活环境。相比之下，托尔斯泰看到了俄国人民的受压迫境地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一直把教育视为改良社会重要途径的托尔斯泰决定再次办学，来挽救俄国的现实。经过修葺的学校面目一新，除了添加了一些教学仪器和开设了一些实用有趣的课程外，还聘请了一大批年轻教师。另外，他还创办了《雅斯纳亚·波良纳》教育杂志。到1862年，托尔斯泰已经先后创办了20多所远近闻名的学校。
但是，托尔斯泰普及国民教育的行动却遭到了腐朽的沙俄政府的不满和周围地主的嫉恨。沙俄政府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和学校，并赶走了教师。就这样，托尔斯泰想通过国民教育来挽救俄国的美好愿望又一次破灭了。但是，他一直没有灰心，19世纪70年代初期，当《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问世以后，托尔斯泰又一次开办学校，并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一套名为《启蒙教育》的教材编写上。直到晚年，托尔斯泰仍旧把办学看做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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