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生讲道理

中国的百姓在争吵时，常常有一句口头禅：“你怎么不讲道理？”

确实，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学着“讲道理”是件又陌生又困难的事。其实即使责怪他人不讲道理的人，自己也不会讲道理。很多这样的人不但不讲理，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讲道理。所以，凡遇到争议，要提出自己主张的时候，我们的习惯是放大自己的声音，先在“气势”上压过别人再说，至于自己的主张有没有依据，合不合乎逻辑，是无所谓的。

在中国，什么样的文章被认为是好文章呢？比如《古文观止》是公认的好文章的积集。其中有一篇被赞美为“立论严正，理直气壮”的文章。那篇文章叫《讨武曌檄》，是大唐才子骆宾王起草的。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号召人们讨伐武则天，要人们同他一起推翻武则天的统治，这样严重的大事，自然要讲道理让人信服。那么他是怎样写的呢？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

首先以武则天低贱的出身“切入”，再以她的私生活“展开”。什么做过唐太宗的下等妾婢啦，和太子有过不正当关系啦。整篇文章针对武则天的批判部分，有近三分之一都是这些东西。且不问，这些个人的私事有没有根据。至于武则天作为一个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上的所作所为、是非得失，更是只字不提。这么一长串看起来很有气势的话。说白了，和街头吵架的时候开口就是“你是个贱货”别无二致。

当然，这本来就是在即将开战的背景下，为讨伐敌人而写的一篇檄文。追求在气势上压过对方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最应该强调客观事实，秉笔直书的史书，总应该样讲道理讲逻辑了吧。且看有的书是怎么书写的。

请看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吧。以《屈原列传》为例，全篇不过一千多字。这么短的篇幅，又要介绍秦楚相争的背景，又要讲述屈原一生的事迹遭遇，关于事实的信息量已经不能再简单。然而其中却还大量掺杂了“太史公”司马迁的评价性文字。例如：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像这样大量的排比，比喻，充满了个人主观感情的句子，和那些客观发生的事实混在一起。说得好听点，叫“夹叙夹议”。结果则是读者根本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哪些是司马迁个人的观点。看完这一大堆歌颂忠诚和骂奸佞的文章之后，如果你想知道屈原和上官大夫的政治理念到底有什么分歧？究竟谁是谁非？对不起，还是一笔糊涂账，根本没有道理可讲！

在我们民族的不少人中有着“不讲理”的思维恶习。直到近现代，我们还是很难逃出这样的思维圈子。许多人们耳熟能详，以至于被选入语文课本的“权威”和“经典”文章，也照样到处充斥着逻辑硬伤。

一种是自创新词，吓唬读者。比如一向曾经被我们的教材奉为所谓的“议论文”圭臬的《拿来主义》，一开始就批评刘海粟、梅兰芳到外国去展览表演，做文化交流的行为。称这是“送去主义”，至于为什么国际交流就是送去主义，送去主义好不好该不该有没有错，送去主义到底是什么，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一点不说明不论证。而且紧接着马上说：如果一味“送去”，好比煤矿挖完了，我们的子孙将来只好给人磕头，讨要点残羹冷炙。本来文化的输出和煤矿这样的实体资源的流失不是一回事，怎么一下子物质掠夺与文化交流成了一个东西？而且，这一切都没有论证，就是说没有讲道理。

然而，我们的教师对此不去质疑，反而赞美这样的文章犀利、深刻。将这些新造的词分析得天花乱坠！并且编出奇奇怪怪的习题来考学生。造成思维的极其混乱。

还有一种是，为了某些目的，不顾事实地胡编乱造，公然造谣。例如《跨越百年的美丽》之类。为了拔高历史人物，强行附加给他们一些庸俗的“道德”形象。比如把居里夫人写成了像个修女般的卫道士。

“男学生们为了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或有幸凑上去说几句话，常常挤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她的女友甚至不得不用伞柄赶走这些追慕者。但她对这种热闹不屑一顾，她每天到得最早，坐在前排，给那些追寻的目光一个无情的后脑勺。她身上永远裹着一层冰霜的盔甲，凛然使那些‘追星族’不敢靠近。”（《跨越百年的美丽》）

作者故意把努力学习、工作和正常的爱美、恋爱的人性需要对立起来。仿佛要做居里夫人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得要反人性。殊不知只要翻翻居里夫人的传记，就能看到她十八岁时就因为恋爱受挫，几乎要自杀。而在丈夫皮埃尔死后，又曾经冒天下之大不韪和皮埃尔的学生郎之万陷入过浪漫史。我们似乎在告诉孩子，为了“议论”而对事实进行藏匿和欺骗，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事实上，正是因为居里夫人执着的个性，求真的态度，不掩饰她内心的真实，才造就了她科学上的成就。这是事物的两面，在生活上，在世俗的道德标准下，居里夫人的某些举动并不能被提倡，但在科学的追求上，恰恰是这样的个性成就了她。

在西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孩子就要学习怎样区分“事实”和“看法”的不同。例如“冰激凌是凉的”属于事实，而“冰激凌好吃”则属于观点。这样的思维训练，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批判精神。当他们看到一个主张的时候，会敏锐地去关注它所基于的事实是什么，是不是站得住脚。另一方面，也是在培养他们的宽容精神，因为他们从小就懂得，事实是一回事，而对事实的看法即观点是另一回事，观点没有绝对的对错，可以因人而异，因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而异。可以讨论，辨析，求同存异，而不是你对我错，你死我活的。例如，李白是唐朝人，这是绝对的事实，至于李白的诗是不是篇篇出色，则是一个观点。李白是唐朝人，这是事实，说李白是天才，这是观点，是看法。说李白因被人妒忌才被赶出朝廷，这更是观点。

如果缺乏这样基本的思维习惯，从小习惯于读不讲道理的课文，写不讲道理的作文，将来长大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讲道理的公民。这样的人，会被“抢盐防辐射”之类的谣言所欺骗，或者被“不转不是中国人”所煽动。他们既不能质疑权威的言论，也无法宽容不同的意见。在他们眼中，逻辑和道理，远没有权力大，声音大或者拳头大更为重要。

当然，中国几千年文明并非没有出现过理性的光芒。春秋时代的名家，乾嘉年间的考据学派，都已经露出了理性实证治学的微光。而一百年前的胡适先生，更是尽其一生试图和国人讲道理，和政府讲道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们的思想自然是有影响的，但要真正普及，绝非易事。非理性的洪流是如此强大，因为“讲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掌握的事，启蒙是艰难的。

我们的学生需要从头学起。从学会区分事实和观点开始，学习演绎推理的规律，学会形式逻辑的基本常识，学会发现和避免犯下那些常见的逻辑谬误。而这些，才是议论文写作教学真正的使命。

孙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情况，这本《形式逻辑与高中议论文写作》，正是在试图完成这样的使命：教会学生讲道理。根据叶圣陶的《文话七十二讲》，凡是“评论事物，发表主张”的就都属于议论文。书中强调议论文的主张必须“有理有据，透彻地反复论证”，也就是必须“讲理”。然而，我们以往的议论文教学，却深受“不讲理”的“檄文”传统的影响。往往纠结于“总分总”的结构套路，排比和对比，举例论证和说理论证之类肤浅的知识点上。

其实，不讲道理的文章，修辞手法用得越是好，就越是蛮横霸道，叫人百口莫辩。“文革”时要批臭一个人，惯用的做法就是先偷换概念、曲解意思，再批判被曲解的内容。另一种手法就是扣上一顶帽子，比如“反动派”“黑五类”“二月逆流”“反攻倒算”之类，然后再以你反动为理由把你打倒。不需要理由，不需要论证过程。

而这本议论文写作论著，终于一改浅陋无理的弊病，直切议论文真正的灵魂：逻辑。议论文固然可以运用艺术和修辞手法，可以类比，可以排比，但内在的“理”也就是“逻辑”不能被破坏。在使用类比的时候，两件事物必须要有真正的相似点，而不能偷换概念，不能以偏概全。而且这些论证方法只能是起辅助作用，不能唱主角。所有的论据只有经过了考证，才站得住脚；所有的论证只有合乎逻辑的规律，才有力量。这样的训练，意义不仅仅在于改变文风，不仅仅在于学习写作文。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变我们中国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将来当他们读书的时候，当他们为人处世的时候，都能融入这样的思维习惯，他们的人格就已经被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此之谓“陶冶性灵，变化气质”。思维训练是培养年轻一代认识世界的正确方式，而一个世界观正确的人，人生观和价值观才会正确。这也就是儒家说的“格物致知”，然后才能“正心诚意”的原因。

我与孙老师相识多年，她后来成了我文科基地的学员，她的勤奋好学、认真负责、积极进取的精神，让我敬佩。我与她是邻居，每天看到她天不亮就去学校，到天黑才回到家，她书房的灯光要亮到深夜。她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深深地感到逻辑思维训练的重要，进行了大胆的教育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把她多年的教育经验加以整理总结，编成了这样一本鲜活的书，几乎是手把手地在引导读者。年轻的教师，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在没有很多积累的初入职的阶段，甚至可以直接使用这本书。这，也正是这本书的功德之所在。

总之，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是欠缺的，所以这本书有着重要的价值和非同小可的意义。更希望这本好书，能帮助同学们擦亮眼睛，学会思考、学会写议论文，做个真正讲理的现代公民。

是为序。

黄玉峰
2016年10月15日于复旦五浦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