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南
施秋荣，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05年入选美国Discovery频道“中国新锐导演计划”，完成片获亚洲电视大奖“最佳导演奖”。2006年入选上海纪实频道“真实中国.导演计划”，完成片入选半岛电影节，中国纪录片协会年度“十佳纪录片”。
2008年短片《时光》被中国电影博物馆和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收藏。
2008年获得西班牙政府电影基金，与西班牙导演MARCOS MIJÁN联合拍摄记录电影《昼.夜》。
2008年奥运会官方电影《永恒之火》摄影师,2010年广州亚运会官方电影分组导演。
认识施秋荣纯属偶然，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由于做课题的需要，我陪同我的德国老师夫妇二人到宝鸡某个农村去看一个乡村天主教堂的升顶仪式。那时已是十二月的天气，寒冷使得北方的乡村和田野都显得格外的萧瑟和宁静。但这个全村大部分为天主教徒的乡村却因为这个盛大的仪式而变得沸腾起来。人们簇拥着仪仗队和花车，欢笑着，奔跑着。
在这人群中，施秋荣和他的同伴显得十分引人注目。他穿着红色的保暖休闲服，摆弄着一台大部头的摄像机，而他的同伴则跟随者他移动着长长的录音设备。他们专注地跟随着仪仗队不断地移动着。仪式结束之后，他主动过来打招呼，听说我们是做相关研究的，他便警觉地似乎要从我们这里了解到更多信息。
第二天下午，他便约了我谈陕西农村天主教的情况。也许是一种天然的气场相投，我觉得和他谈话很是投缘。他与之前我对电影人的印象区别很大。在我以往的印象人，年轻一代电影人的形象，总是和这几个字眼混在一起：烟、酒、酒吧、女人、叛逆、激情、愤怒，也许并不是所有年轻电影人都是这样，但施秋荣秋荣却与此截然不相关，他不吸烟，不酗酒，他不喜欢酒吧，因为受不了那种环境。他温和安静地如同一个读书人。然而，他并非一个没有激情的人，只是他的激情更为内敛和执著。他对艺术和影像的迷恋从他儿时起就没有更改过。
施秋荣出生在“商行天下”的中国温州，却从小在灵魂里孕育了一个不变的艺术梦想。他自小对色彩和线条非常迷恋，小小年纪时，就把同学们文具盒上的图画一个个描摹完，即使这种爱好并不为家人所重视，他却自娱自乐地坚持着。
后来上了初中，听美术老师说有个叫“中美附中”的，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把“中美附中”理解成“中国和美国合办的美术学院附中”，其实是中国美术学院附中。虽然理解错了，但是他还是考取了这所中学，并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快乐的四年。
施秋荣：附中四年是我目前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比起普通高中的学生，我们压力小很多。周末我们同学自己会跑到城里面或者去郊区写生。
周南：你那时候画的成绩如何？
施秋荣：刚开始不是很出挑，因为有的同学是从专业的少年美术学校毕业的，比起我这样的，绘画的基础要很好。
周南：嗯，那你当时想没想过以后做什么？
施秋荣：没有，就觉得画画很好。
周南：没有担心过日后的发展？
施秋荣：前两年没有，到三年级的后半学期才考虑自己的将来。
周南：那时怎么想？
施秋荣：有一次三年级暑假返校的时候，在火车上，我看着满满的车厢，多是大学生，我当时觉得上大学很没劲。那时我觉得我应该会很顺利考上美院。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流行应试教育了。很多学生不是因为真正喜欢画画而选择美院的，而是因为成绩不好，家里的安排才学的。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上大学应该很恐怖吧。
周南：所以你有了其他的选择。
施秋荣：是的。
周南：你当时是想将来当画家吗？
施秋荣：我觉得画画比较纯粹。
周南：那你后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
施秋荣：在附中的那些时间里，我们周六都有放录像的。电教员是个小伙子，估计也是个电影爱好者。他自己收集了很多的片子，大多是艺术片。于是每个周五的晚上都会放两部。在很大的阶梯教室，每个人收两块钱。
周南：你是那时候对电影发生兴趣的？
施秋荣：嗯。后来才知道北京有电影学院。
周南：你觉得那个时候看了哪些电影对你影响比较大？
施秋荣：应该当时受的影响说都比较大。那时候看是因为觉得自己所了解的世界有限吧。看看电影，了解别人的生活，间接增加自己的见识。
周南：是不是电影开始打破你对世界的看法，带给你惊喜的东西？
施秋荣：差不多。
周南：家里什么意见，是否跟家里沟通过想法？
施秋荣：我爸爸刚开始不支持我，觉得很冒险。因为北京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没有熟人。没有人能够帮助我。
周南：你自己不害怕吗？
施秋荣：我没有害怕，只是担心家里人。觉得万一考不上，没有办法交代。我后来一个人去了北京，在冬天。因为当时离电影学院考试只有20来天。刚好，美术学院的考试也在这个期间。这样等于说，我的选择像是孤注一掷。
周南：你当时报美院没？
施秋荣：没有，因为在北京考完就知道自己应该能上北影了。面试的时候在场所有老师对我印象很好。看了我的绘画作品。
周南：嗯，当时报的摄影？
施秋荣：是的，电影摄影。
四年当中，他爱上了电影，每周看两部，他把自己的零用钱都用在了这个上面。四年之后，他自信满满地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在北影期间，他爱上了纪录片。他不是太喜欢剧组，人多而且杂，且大多都是混饭吃的人，这与他的心性气质不相投。在做纪录片作业时，他的表现极为突出。这让他自己对纪录片也产生了亲和感。自此就在这块尤为用心。而这也使得他在大学期间成绩斐然。他所执导的《老北京学英语》在今年的“亚洲电视大奖”评选中获得两项提名：“最佳纪录片（短片类）”和“最佳导演”。 并获得与Discovery合作的机会。而之后，由他执导的《枪魂》（又名《我的名字叫滚元亮》）更成为他的力作。
周南：你的《枪魂》是什么时候拍的？
施秋荣：2006年底至2007年，2007年做完。
周南：故事是怎么发现的？
施秋荣：刚开始在网上看到这消息，看到他们的头像，觉得打扮还挺有意思的，后来就开始想了解，听说那里又变成旅游的地方，很多人去观光。我想蛮有故事的，地方还开发不久，还没有完全商业化，但也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些故事，如果好好发现应该会有，然后就去了。
周南：第一次就发现这个人的故事了吗？
施秋荣：没有。第一次先找了照片上的人，那人拍起来很好看，但去了之后发现他沉默，不爱说话，虽然形象很好，但我觉得没有故事。后来选了两个人，一个是滚元亮，还有一个是和他年纪差不多，长得高高的，还蛮帅的人。俩人同时拍，发现高个子特别懒，爱喝酒，就觉得没故事，然后就选择滚元亮。当时觉得不太喜欢拍他，他特别活跃，事情那么多，大家关注他太多；但拍着拍着，就听说他老婆不在家了，去广州了。我就开始觉得有故事。
周南：那是一直在这拍，还去过其他地方吗？
施秋荣：去广州了。
周南：拍他过去找（他老婆），那一直跟着他吗？
施秋荣：对，我们一直过完春节，在那边过的年嘛。
周南：那就是他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们就跟着过什么样的生活？
施秋荣：差不多，还好，旁边有旅馆。
周南：《枪魂》是不是你目前觉得满意的作品？
施秋荣：还是比较满意的。
周南：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施秋荣：故事其实挺多的……比如说，嗯，后来老的村庄就烧掉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帮他出的去广州的路费，接他老婆啊，路上吃住都是我们出的钱。他儿子现在得白血病了，我们一直有联系。
周南：他老婆接回来了吗？
施秋荣：回来了，接回来了。
周南：他老婆为什么出去，是不是因为家里活太重？
施秋荣：不单单是活太重，他老婆比他高，有可能是因为那里同村人出去打工的女的挺多的。他老婆也出去了。外面的人去了，说些什么事啊，带的一些东西多少影响了她，走的时候没跟滚元亮说，到广州的时候打了电话，说已经到广州了，要在外面打工。后来一两个月就不行。他们的感情，你也知道中年人的感情都已经差不多了。滚元亮还想着发家致富呢，老婆生病催着他去，他当时还挺犹豫的，就一直拖一直拖，拖到过完春节，旅游旺季过了之后才去的，有可能也是为了先挣点钱。
周南：那他孩子后来怎么样呢？
施秋荣：孩子现在住院了。孩子后来跟我们有联系。他还参加了数字电影的演出，我们本来想去补拍，但后来他得病了，拍不了。后来又在那边拍了两个电影，找了另外的当地小演员演。叫《龚拉拉的枪》和那个《鸟巢》。那个导演还参加了柏林电影节。我在那里认识他，导演跟我们聊起来问我呆多久了。我们是校友嘛，他也是电影学院的，他邀请我参加他的摄影，做了一个，后来没时间就做了美术。因为我在那边呆的久，也学过美术，对地形比较了解。他的电影故事有些情节来自我的纪录片里，我给他讲，给他看，他就琢磨出一个故事来。
周南：他拍的是故事片是吧？
施秋荣：对。
周南：你一般只做摄影？
施秋荣：故事片制作摄影，我现在还没能力做故事片运作，还拉不到那么大的资金。
周南：导演的话，他需要各方面的资源，对吧？
施秋荣：对，导演需要各方面的资源。我也在等时间，等机会。以前都是干等，现在就是比较主动了，找些机会。
周南：那你现在还是继续做记录片？
施秋荣：我现在拍小岛上的故事，说从国外出身的外国国籍的小孩回到中国，题目叫《毛孩在中国》。只是今年要拍的。
施秋荣并不是不爱故事片，而是不喜欢剧组热闹的环境。记录片，是他和梦想交谈的方式，他用纪录片保持着对梦想的追求，同时也保持着自我内心的宁静。他心里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他希望用纪录片的方式去了解生活，了解他人，了解世界，直到有一天，他攒足了所需要的东西，他会推出一部自己的故事片。他亦不是偏执的人，他并不排斥商业片，他说，在他看来，中国不是商业片太多，而是缺少好的商业片。他也并不固执追求艺术片的形式，他只是希望有一天拍出一部能够表达自己内心价值取向的好电影。这种想法的孕育来自北影四年的生活，也来自这些年来在现实与梦想中间不断迂回地寻求。
周南：在北影的时候怎么度过的？
施秋荣：差不了太多吧，就是学习，看电影。确实，我大部分的钱都投在买片子了。
周南：平常就是看碟了？
施秋荣：嗯，听说有家老板之前就卖碟摆地摊，后来租店面，后来就买车进货，后来就把家人接过去了，发财了。
周南：那有很多市面上看不到的片子。
施秋荣：对对对。
周南：那你平时看什么？
施秋荣：偏好不太商业的那种片子。
周南：文艺片？
施秋荣：现在太文艺的那种，比如像《黑板》这样的电影，比如阿巴斯的电影，太文艺太做作的也不行。起码要跟生活有关系，又不是纯粹地娱乐观众。我喜欢一个片子的原因，是它有着自己的想法，有创意的，有对生活有体会。商业片像《遥控人生》、《成为马克维奇》那种也有原创的东西在里面，也很棒。我喜欢这几个导演，文德斯自己喜欢拍照片，有过《地球表面》那样的展览，阿巴斯出了很多诗集。我觉得这样的导演是好的。因为他们就像我以前学画画一样，不是说要谋生，而是个爱好，它带来的是生活的另外一面，而不是纯粹的工作。有些导演可能只是为了拍个东西，像命题作文那样，不是发自内心的。导演应该是内心很丰富，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角落，这个很重要。
周南：这样有时候做起来会很艰难，因为可能会太多表现个人的东西，没有迎合大众，在中国的市场，可能做起来不是很容易。
施秋荣：我觉得更多是关注共同的东西吧，你说他是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吗？我觉得他们是更安静地观察世界，和观察内心是兼顾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有些导演只是拍片，剪辑，然后想剧本，生活一直这样，特别乏味。
周南：只是为了生存。
施秋荣：有时候他们也想出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样蝇营狗苟的生活蛮没意思的，大家都相同。像阿巴斯，我之前看过他的诗集。2008年我去伊朗，在路上问司机，阿巴斯的电影在伊朗大家喜欢吗？他就说他的电影没有他的诗歌有名。你想象那种感觉，他的诗歌更广为流传，电影没有那样的市场，也许是他们国家的电影事业不是很……他有另外的生活，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能拍出那样有意境的、有情怀的镜头的电影是有他的原因的。这点我感受比较深。有一次他拍完电影，等剧组走之后，重新来看看那个地方，重新走走自己之前拍过的场景。我觉得他的气质带着不一样（的东西）。
周南：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们的电影是发自生命里的东西，而可能很多导演只是外在的，而不是从内在生命出来的？
施秋荣：我觉得（这样说）有些绝对，不能把他们归为一类，这只是我的爱好。因为我带着我的经历选择了他们，把他们作为我喜欢的导演。但不代表别的导演没有从内心出发。有，他们也有。他们（指阿巴斯、文德斯）的生活方式接近我，我也爱自由，爱这样的生活，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好，所以我喜欢他们，喜欢他们的作品。
周南：你接触他们的电影比较多，觉得他们有没有影响你对生活的选择？
施秋荣：这个我觉得像《滚元亮》里面，有些镜头具体说不上受谁影响了，但是整个倾向会有所选择。我后来慢慢觉得在中国很多纪录片关注的点……我其实不爱在农村拍的，这样，不是我的选择。我不是为了猎奇去的，我是带着一种想法去的，带着疑问去的。不是说那里有奇特的东西吸引我去的，不是。我是带着了解现实情况的想法去的，我要看到改造过的农村的现实是什么，少数民族的现实是什么。而不是那个地方很偏远，不是去拍出大家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拍滚元亮里面最后有几个镜头很好。有一个镜头是在接他老婆回来的路上拍到的，看到一个水库，之前应该不是个水库，是个村庄之类的。几棵大树就在水中只露出上半部分，树都枯了。这个有意思，当时只在画面里划过，这是我整个片子比较重要的镜头。细心的人会联想，会感触到这是一个小小的触角。有些人可能感觉不到，但有些人可能会感到这个镜头是有意义的。
周南：那就是感受到你当时拍摄的一种心境是吧？
施秋荣：对。这只是一种以比喻或者隐喻这样的方式存在比较好。现在很多纪录片纯粹地讲故事，但没有一个意境，一种情怀，这样不好。
周南：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这路上走得比较顺利？
施秋荣：没有。刚开始在学校的时候觉得还比较顺利，当时参加的人很多，有很多从业者去参加选拔。像我这样的学生，能去两次，每次去都能中，有幸运的成分。但是近两年来吧，我觉得我没出东西。
周南：原因呢？
施秋荣：我对自己不太满意。
周南：是不是因为你太多精力用在平时琐碎的工作上了？
施秋荣：有这个影响。也觉得参加过两次（评选活动）就不愿再去，没有更好的平台。国内提供的平台又不好，你也知道版权全是他们的，我拍得再好再辛苦，最后片子只是你的作品，跟你的那么多付出没有关系，还是被资本控制着呢。有时候想想花那么多的钱不公平。于是后来也慢慢找机会，才有这更长的等待。
周南：那是不是必须有人给你投资，才能做出故事片？
施秋荣：对，需要比较好的支持。
周南：有没有和一些大的公司去谈这些呢？
施秋荣：其实国内做纪录片的公司少，电影今年应该有机会。
周南：今年准备做什么样的？
施秋荣：做小岛的故事，要么明年，今年把纪录片先做了，可以收集故事。因为纪录片可以提供更好的支点。之前觉得有自己的想法，可能也没什么道理吧。我们一直从学生念书过来的，对生活、社会了解不够。很多人毕业之后就着急去想剧本，在家里苦思冥想。可能也能写出来；对我来说，我有另外的想法，我觉得我要更好地拍喜欢的事情，纪录片，在这过程中，对某些群体有个了解，又可以做成东西。最后把东西拉出来做成故事。我觉得比在那里想，比只是为了写个剧本去了解事情更详实点，获得的生活，了解的面积更大一些，内容更多。
周南：是不是把做纪录片当成一个过程？
施秋荣：对，是个过程。
周南：最终你还是想拍故事片是吧？
施秋荣：没有，我觉得故事片挺累的。我觉得纪录片有累的地方，但也有快乐的地方。它们有区别。纪录片有时候很让人激动，因为拍出了想要的，或者超出想象的东西，那特别开心；故事片有时候很好的想法，被折腾没影了，拍出的东西不行，经常被打折扣，而纪录片虽然也有折扣，但有时候有期待。
周南：是不是纪录片中经常有些意想不到的东西，而故事片都在掌控之中，往往一些想法没有办法实现？
施秋荣：是呀，是呀。
周南：纪录片是不是带有艺术的东西在里面？
施秋荣：纪录片，我觉得我也只是个人爱好，这些观点是我的经历造成的，也不是很绝对的。
周南：你觉得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经历对你的想法有影响？
施秋荣：那挺多的。
周南：比如呢，在你青春期的成长时期呢？
施秋荣：我比较向往自由。
周南：我们更多时候是生活在学校里的，比社会的生活要单一得多，在这种成长过程中，一些清晰的记忆会使人的人生观发生改变。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而你的经历毕竟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自己的人生道路是条直线，还是会有波澜？
施秋荣：我觉得有，我觉得我的生活有时候在控制着自己。之前喜欢美术，但是由于环境的改变，我就放弃了。我的感觉是正在登山呢，但就要接近山顶，看到高峰的时候，我又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去登另外的一座山。
周南：就是从美术转到电影是吧，这是个转折？
施秋荣：美术可能是个铺垫，只是另外的分岔路，也许我会走着走着又往美术拐了。到一定的岁数，我可能重新做美术的，我也这样想过的。因为在大的环境下走，从事文艺的路上走的。也不是说美术就没有用了，以后画画的时候，也许电影对画画也是有用的。以前的选择有些义无反顾，有时候美术就不学了。现在是因为环境让我受不了，大三的时候出现相同的问题，我发现影视圈里的现象，共同工作的是一波不爱电影的人，只是为了生活，那我就觉得受不了，那样很乱，没有意思，何苦呢。
周南：那就和你本身的想法产生强烈冲突了，对吧？
施秋荣：对，和我大学绘画的时候在火车上看到的大学生一样，我想，哎呀，我怎么办呢，那时候。但纪录片也是属于这个圈的，但又有自己的东西。
周南：是不是纪录片能够保持更多安静的东西？
施秋荣：比较安静，比较纯粹一点。虽然他生存比较艰难，但比较适合我。
周南：所以你就选择纪录片这个方向？
施秋荣：对呀，算是没有完全放弃这一行，又做别的了，算是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路。
周南：在这种混乱当中还找到了一套还属于自己的路。
施秋荣：这条路还比较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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