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光
我们中国记者一行四人，受飞利浦公司邀请，去美国参加北美放射年会会展。
展览馆里，从X光机、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到超声诊断，从骨头、血管、神经到血流、脑组织的二维、三维图形，人体的各种细微影像在彩色大屏幕上演绎着，琳琅满目。
正当我们感叹科技的昌明时，一位中国记者的问题把正在讲解的飞利浦大中华产品部经理问住了。“这些设备的确无微不至，但它们的存在会不会给医生带来道德风险？如果我肚子疼，去医院，医生会尽量让我去做各种检查，用你们这些机器查血、查CT、查造影……然后再确诊，而我只能听医生的。结果，我花了一大笔不应该花的钱。”
经理像听天方夜谭一样，“怎么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各种诊断设备都是要出诊断报告的，不必要的检查保险公司是不会支付费用的！而且，医院设备收费和医生收入没有关系啊！不会，在美国绝没有医生会做这样的事情。医生是很看重自己的声誉的。”
那个经理一个劲儿地摇头，“按照你的这个问题，假定人都是坏的，这样大家就没办法打交道啦！”
我们几个中国记者乘车去芝加哥的奥特莱斯，开车的是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朋友。这期间经过几个收费道口。有些是无人看守的，收费标准标得很大：六十分，老远就能看见，司机往道口收费亭的一个窗户的兜子里扔一把硬币，哗啦，道杆抬起放行。那个兜子下边有个称，能量出六十分还是五十分。
一个中国记者说话了：“那我要是扔相同数量的游戏币，能不能过去啊？”
司机回答：“理论上，也可以。我没试过。”
“那这个设计可不好，有漏洞啊！”
“可惜，老美比咱傻，没人这么干。要不，规矩早破了。”司机说道。
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记者总是替坏人提问？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被人监控着生活，可是不被监控的生活又让我们感觉有漏洞，有漏洞的地方不去钻好像吃了亏一样，到头来，我们只配生活在探头下。
陌生人之间互相信任的生活非常简单，像空气一样，不属于哪个人，但失去却非常容易。要它失而复得，非常费上几代人的努力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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