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只在公园里放屁。比如说,我还记得我们在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游玩的时候,无意间走到了一条荒芜僻静的林荫路上。
“瞧,现在可以了。”他环顾四周,放了个很响的屁,旁边树上的乌鸦都惊得飞了起来。“为了不压迫身体内部各个脏器,应该把气体释放出来。这就像自然界的火山爆发一样!但人类应当管好自己的这一行为,在不得不克制的时候必须忍住,比如在地铁或者公共汽车里。”
我觉得非常尴尬,因为实在没法同意爷爷的观点。假如我能和爷爷保持一致的话,爷爷对我的态度可能会更亲切一点。在我看来,我和爷爷之间关系的疏远正是从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开始的。
他没有名字。我未必管他叫过“爷爷”,恐怕一次都没有,这个称呼一点都不适合他。而他的名字和父称“图里·席雷奇”也不是很合适,作为孙子使用这种称呼实在有点傻。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的时候,我都直接称呼“你”。古代人也是如此,出于敬畏而不直接说出上帝的名字。
他做的一切都是严厉和正确的。也许会有他不喜欢的规则,但他也会遵守,为的是给其他人做表率,向别人展示应该怎样做。他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有几厘米长。他知道从家到有轨电车站一共走几步、心脏跳几下,数字永远都是精确的。难怪他在少年时代学习世界语的时候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有异国风情的名字,或者说是笔名,“沃尔斯基·普恩克图阿尔”。并且用这个名字给《劳动权力》报写一些简讯。
他很少有做不成事的时候。就我所知,他仅仅有过不超过三个疏漏,如果它们可以被称为疏漏的话。
童年时他很害怕高的地方。并且,毫无疑问,他想摆脱这个弱点。于是他来到一座在国内战争后废弃的无人工厂,顺着铁梯爬上砖砌的大烟囱。在四十米的高空,烟囱被风吹得摇晃,幅度很大。他就在那里坐下读课文。
最终,他已经完全习惯了高处,于是读着读着就在烟囱的最高处躺了下来。在温暖的春日里,阳光晒得浑身软绵绵,他就那样睡着了。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面前出现了一个漆黑的无底洞,嘈杂的声音在身边响个不停,似乎想把他拖下去。他的双腿无力地哆嗦着,一个动作不小心的话,这个世界上大概就没有给我们挑错的人了……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下来的。那本关于密探平克顿的书就那样原封不动地被留在原地,没有足够的意志支持他爬回去。幸运的是,当他终于鼓足勇气时,一阵疾风把平克顿吹了起来,可怜的书在一片蔚蓝的空中翻飞了大约五分钟,然后像一只被射中的鸽子一样栽了下去。
稍晚一些,在二十年代的时候,他曾经和蒙昧主义、智力教育缺乏以及由于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而造成的理智衰退进行过斗争。
他在《劳动权力》报上解释道,一切的疾病,例如刺痛、抽搐、挫伤、癫痫和一些传染性的不良情绪等,不是毒眼或者妖魔鬼怪造成的,其真正的源头是微生物和细菌。无论是那些神婆、巫医、法师之类的人,还是诸如喷洒仙水、念咒语、用燃烧的绳子缠绕患处、在十条河里取的水中洗澡、挥动鞭子之类的做法都起不到任何作用。用食指治好牙疼是不可能的,他写道,除非手指上涂了专门的麻醉药膏。够一个人花上一辈子的破不开的银卢布,和一些游手好闲诡计多端的人编的故事没什么区别。
看了他写的东西后,有人往报社寄了一封信。信中是这样写的:“您总是写文章证明那些超自然现象不存在。但是在我们这里的维亚特卡公墓午夜时分经常有幽灵出没。谁看到了幽灵,谁就会一直不停地打嗝。要想治好打嗝只能舔一舔掺了草木灰的热盐,同时喝一小口马奶,还需要一些遇难者字迹不清的签名。”
应当驱除人们观念中的幽灵,这种在黑暗中闪现的鬼火,可以将它们解释为类似于沼气的一种自然现象。而打嗝很显然是由于惊吓造成的。
就在当天晚上,他随身带着火柴和以防万一的左轮手枪,前往了维亚特卡公墓。午夜降临了,墓地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蚊子嗡嗡的叫声。天空中没有月亮,下起了一点小雨。真是一个蚊子肆虐的夜晚!他想起了一句谚语:“神父为死者歌咏,而蚊子为生者吟唱。”
他迈着坚定的步伐沿着踩实的小路前进,思考着究竟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把这封信的作者们吸引到墓地,以及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在一片黑暗里能干些什么。没过多长时间,他已经觉得不耐烦了,想回去再写一篇讽刺幽灵和鬼魂这些无稽之谈的小文章,抨击一下旧社会的遗毒。就在这时,旧社会的遗毒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一个模模糊糊的、长着花斑的人形,既不是固体,也不是气体,而是一种类似牛肉冻的东西,还向外散发着寒气。
他吓得呆在了原地,急忙像猎人一样屏住呼吸。人形穿过栅栏和十字形的墓碑,被吸引到一旁。他想大喊一句:“站住!否则就开枪了!”但突如其来的想要打嗝的感觉把嗓子噎住了。打嗝打得上气不接下气,跟心脏病发作一个样。过了一阵终于可以勉强说出话来,但还是不停地打嗝、打嗝。他先拜了费多特,拜完费多特拜雅科夫,拜完雅科夫……随便什么人吧。一点用都没有。勉勉强强念了三遍圣母,但还是徒劳无功。
回家的路上他把五个街区的人都吵醒了。一群流浪狗也不甘落后,它们就像追野猪似的追赶着他。第二天傍晚,他已经被打嗝折磨了将近一天,由于羞愧满脸通红、眼泪流个不停。他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舔了掺了草木灰的热盐,喝了一小口马奶。打嗝突然停止了,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但是烦恼却没有消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他心上。好几次他从床头柜里拿出左轮手枪抵在自己脑袋上,好像想把这个不愉快的经历从脑海里抹杀。
他不知道可以把自己的墓地经历故事投稿到哪家报纸,一定得有科学解释。就在2月23日苏联建军节,别人赠送了他一本杂志。顺便一提,其中有关于蚊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蚊子,例如蠓、大蚊虫、摇蚊、舞虻等,还了解到了很多有关蚊子的有趣的细节。原来,舞虻喜欢在潮湿的夜里聚集,大量成群的舞虻在一起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像柱子的,甚至还有像人体的。
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一下子轻松了好多!原来就是一群蚊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没什么可奇怪的,一种叫作舞虻的虫子罢了!自己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那天夜里的确有很多蚊子。而打嗝又是怎么回事?什么打嗝,在突然间屏住呼吸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这样。
在那之后他学会了正确的呼吸方法。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他仅仅打过那唯一的一次嗝。2月23日成为了他的生日,尽管按照旧历他实际上是在21日出生的。
然而,还有一个微小的疑惑没有得到解答,就像一条小蛆虫。过了很多年,他在一个大圆桶里养了很多舞虻,想彻底验证一下杂志里的说法是否正确。舞虻不出所料地聚集在了一起,但也许由于是在花园,而不是在墓地,它们并没有组成类似人的形态。在那段时间没有人敢来我家偷苹果,大家甚至都绕开我家花园,因为那里有那么多凶猛的吸血蚊子。
战后的某一天,他在上班途中的有轨电车里被小偷偷了。在他毫无察觉的时候,钱包和里边的钱被掏走了。当然,他感到极度懊恼,不是因为钱丢了,而是不满自己像个缺心眼一样被偷个精光这件事。于是,他决定开始自己抓那个偷了他钱包的小偷。为了成功实施计划需要像往常一样乘坐有轨电车上班,还穿着和之前一样的外衣,口袋里装着新钱包,而这一次在钱包里放着的不是钱而是支票,目的是提高自身对于小偷的吸引力,从而把小偷抓个现行后扭送警察局。
过了一个星期,钱包却安然无恙。或者是小偷凭借敏锐的犯罪嗅觉察觉到了他的埋伏,临时更换了乘车线路;或者是连续偷窃同一个人不符合小偷的原则;又或者小偷只是单纯地怀疑在钱包里一共只有三卢布,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
用一句话来说,他的计划没有成功,这使他无法忍受。于是他穿上了一件崭新漂亮的西装,将钱包塞得满满的,努力装出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好极了,计划终于顺利完成。然而他沉浸于扮演的笨蛋角色中,太过投入不能自拔,结果不仅坐过了站,而且上班也迟到了,因为没钱买票。上衣口袋里空了,还破了个窟窿,而他又从来没有逃过票。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迟到。这件事一直折磨着他,使他良心不安,甚至完全忘记了小偷的事。和迟到相比,不能成为密探平克顿真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啊!
为了能够回家,他不得不向别人借了三戈比买票。有轨电车富有节奏地摇着,从车底传出的有规律的哐啷声像一首催眠曲,使人直想打瞌睡。大部分乘客都坐着打盹儿。他没有座位,只好疲惫地闭上眼睛站着。需要说明的是,他的眼睑极薄,简直可以透光,因此在没有戴一种类似马遮眼的黑色眼罩时总是睡得不好。
电车里已经开了灯,车厢里充满了温暖的黄色灯光。他透过眼皮看见了一个模模糊糊的、长着花斑的人影,和在墓地里看到的那个很像。那个像牛肉冻一样的人影径直走到他跟前,断断续续地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看上去很像一个女人。突然,另一个更加模糊的人影从侧面贴了过来,弯下腰从座位里取出了某样东西。
他猛地睁开眼睛,把正在实施盗窃行为的人逮了个正着。被当场抓住的小偷正在轻手轻脚地从一位女士的包里掏出钱夹,手法就像牡蛎一样,十分轻柔。
有一瞬间他在心里对这名小偷表示了赞赏,因为他这个人看重一切手艺活。但他没有犹豫,当机立断地揪住了小偷的领子,像提拉一只淘气的猫似的,把小偷从木质地板上提拉起来。这是他从很久以前就梦寐以求的一幕。
那个小偷一开始也蒙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一件已经到手的事搞砸的。然而他很快就回过神来,把钱夹扔在地上,开始装傻充愣。他全身抽搐、大声号叫、沥沥拉拉地流哈喇子,甚至还预言世界马上就要灭亡。
这个小偷还真不简单,他似乎有一种能把人迷得神魂颠倒的魔力。整节车厢里的乘客都被他俘虏了,连司机也不例外。所有人都站到了小偷那边,他们满腔怒火地向爷爷施加压力,没有给爷爷留下任何解释的余地。就这样,爷爷不得不做出让步,不管愿意不愿意。
还有更甚者要求他出示证件。一气之下,他走出这趟搭载了一堆疯子的有轨电车,虽然还没坐几站。紧接着第二天上班他就更换了乘车路线。尽管路上的时间延长了,长了十二分十五秒,但是也好过之前的那趟有轨电车,他一眼都不想再看到它。
他在“邮箱”工作,担任技术检查科科长。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觉得他的工作非常好笑。因为在我家的栅栏上挂着一个木头信箱,正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把它钉在那里的。从有这个信箱以来,就连一份报纸、一封信都没来过。只有一只戴着小红帽的孤独的啄木鸟住在那里。我曾经不知为何一本正经地想象过它是如何戴着红色的帽子和黑色的套袖,一整天一动不动地、端正地坐在同样端正的信箱里的。
其实,他十分适合质量检查的工作。总是一点一点地考验着所有人,而我也在被考验者之列。当我们拆除乡下的旧棚屋的时候,院子里的木板堆成了一座黑压压的、无法逾越的山,上面钉着无数根弯曲生锈的钉子。他朝我走来,手里拿着重得像撬棍一样的拔钉钳,简短地命令道:
“把钉子拔出来,弄直,然后收到仓库里。每根钉子五戈比。”
这真是一个慷慨的教育手段。处理过的钉子足够买一辆新自行车了。然而我只拔了两个,凑够买冰淇淋的钱,找他结完账以后就跑出去踢足球了。我觉得他就是从那时起对我变得漠不关心了。
在那之后,在一个干燥而温和的秋天,树叶变得稀疏的时候。篱笆门旁边的接骨木丛中露出了一个装着好多瓶子的大口袋,似乎有人把它藏在了那里。我在冥冥之中感觉到那个口袋似乎在召唤着我。
大口袋和我差不多高,相当沉重,被瓶颈和瓶底撑得鼓胀起来,样子看上去很讨厌。我只能将将把它抬离地面,因而无论如何都没法拖着它跨过小溪,穿过集体农庄土地,经过防治所和合作社商店旁,最终把它送到玻璃制品的回收点卖钱。更何况那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关门清点。
“没错!这个口袋是你藏在这里的,在你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之前就准备那么一直藏着。”他观察着我的表情说道,很快就下定结论,并且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想法,“有什么可抵赖的呢?你想偷偷地卖瓶子大赚一笔吧。但是你可得想好了,这里没有特别穷的人。直接说实话。”
他一口咬定我撒了谎,并且还愚蠢地、毫无意义地拒不承认。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撼动他的堡垒。那样的词语似乎从头到尾都不存在。于是我建议他对我使用测谎仪。
“测谎仪?”他不悦地轻笑了一声,“你倒是能骗得过它,但是休想骗过我!”说着他把口袋扛到了肩上,把它放置在屋子附近。
这个装满瓶子的口袋被他放在了台阶旁边,一个很显眼的地方。它在那里摆了很长时间,无论风霜雨雪都岿然不动,等待我积蓄足够的力量。
在一个灰蒙蒙的阴天我把那个口袋搬到大车上,运到了玻璃制品回收点,但那里根本什么都没有,是被拆了吗?没办法,我只能把口袋扔到沟里。
回家的途中太阳出来了,天刚刚有点放晴。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想起自己是如何一个一个捡来瓶子,把它们塞到口袋里,一路上拖着沉重的口袋,把沿途的小草都压扁了。在我身后,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起。接着我把它藏到了灌木丛中,然后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在他问起的时候斩钉截铁地否认。
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得到。我做的一切都逃不过他警觉的眼睛,只是他希望我亲口承认。
究竟他是不是这么想的并不重要,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已经对我不抱任何希望了。而在荷包蛋土豆事件之后,他完完全全地放弃了我。
他不是大厨,但是也会随便做点什么,比如汤、主菜、甜点什么的。他最拿手的菜是荷包蛋配土豆和炸土豆配鸡蛋。这两道菜之间的差别很细微。他总是看着人吃他做的东西,问能不能尝出区别,是否喜欢。也就是说不能不喜欢。因为他期待的答案只有两种:非常喜欢和非常非常喜欢。
“馋得舔手指头了吧?”他问。如果真的有人舔手指的话,他会发自内心地高兴。
我还记得,当我急着赶赴人生中最初几次约会中的某一次时,他把刚做好的一平底锅土豆和炒鸡蛋放到了桌上。锅是直接从炉灶上拿下来的,还很烫。我的心早已经飘到离这个平底锅很远的地方去了。我在思索着怎么穿衣服才更好看,要不要管他借一下他的鹿羔皮帽子。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全然忘记了食物的意义,这已经违反了宗教戒条。他平静地看着我吞咽着他做的饭,目光充满善意,看上去他似乎很满足。我甚至还舔了舔手指,然后鼓起勇气向他借了帽子。
“谢谢!”我一边吞下最后一块土豆,一边呜呜囔囔地说。
就在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目光变得像生铁一般沉重而黯淡,就像桌上已经空了的平底锅。
“不用谢!”他生硬地回答道,“我做的是两个人的饭。但是你倒好,只想着自己吃饱。”
我感到十分窘迫,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像一个溏心鸡蛋。突然之间,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圆,无论横着竖着都是错的,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和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借帽子的事也彻底没戏了,约会本身也被丢到了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毫无用处,就像我自己一样。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杀,可贪婪地吃掉整个平底锅里的食物这件事实在太糟糕,我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这种想法只持续了一分钟,然后我就冷静下来了。然而假如他的左轮手枪当时落到我手里的话,我可能会因为一时冲动向自己脑袋上开枪。
我那时是多么的羞愧难当啊!最主要的是,无论我做什么这个错误都无法挽回。也许只有忘记才是最好的选择。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件事我直到现在都无法忘怀。
他是在墓地里去世的,在同团战友的葬礼上。
“最后的一批人也快走了。”他说。
他突然觉得胸闷,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打了个嗝,脸变青了。
或许,当他飞快地坠入烟囱中黑暗的深渊时,在他眼前像走马灯似的回放着一生中的各个片段:有那辆有轨电车和在电车上遇到的预言家小偷,有由无数蚊子组成的幽灵,有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有生锈的钉子,有哈特·平克顿(4),还有许许多多我想象不出来的其他场景……
又一个上帝的结在一瞬间松开了。
在他死后只留下一个公文夹,里边放着各种证件、证明和证书。其中有伏罗希洛夫级射手达标证明、在村里安装第一批无线电站证明、徒步穿越乌苏里原始森林证明、装甲学院毕业证书、在桑多梅日进攻基地强渡维斯瓦河军事行动中的负伤证明、获得勋章、奖牌和退休金证明。
在这些证书和证明中间有两张1921年的化验单——一份验血单和一份验尿单。所有指标都处于正常范围内。希望现在也是一样。愿他早日升入天堂,获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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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孜勒库姆沙漠:位于中亚地区,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
(2) 玉米机:苏联卫国战争中一种轻型教练机的译名。
(3) 俄语中,“马铃薯甲虫”被称为“科罗拉多甲虫”。
(4) 哈特·平克顿:20世纪初美国的文学形象,侦探之王,风靡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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